蟋蟀吃猴子身上什麼東西
作者：楊晨
期刊封面圖 受訪者供圖
近期，一張頗有《千里江山圖》風格的峨眉山兩棲動物海拔梯度分佈圖，登上了國際動物學期刊Zoological Research（動物學研究）的封面。圖中，漸變的藍綠為峨眉山的底色，多個種類且姿態各異的兩棲動物，分佈在山體不同的海拔高度。
這張中國風封面描繪的是峨眉山兩棲類物種分佈概況，背後的研究則以峨眉山兩棲動物為物件，基於詳實的野外群落調查，並輔以文獻資料、標本館館藏記錄等，從不同維度解析兩棲動物多樣性沿海拔梯度的分佈格局及群落構建機制，併為該地區兩棲動物保護提供科學建議。發表文章第一作者為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以下簡稱成都生物所）博士生汪曉意，通訊作者為成都生物所研究員胡軍華。
此次研究中，團隊做了大量的基礎性工作。除了耗時兩年的野外調查，還整合分析了所內兩爬研究室八十年來積累的物種調查資料，測量了兩千多號館藏標本。
歷經幾代人積累下的寶貴的物種本底資料，為團隊提供了更全面、系統和深入解析問題的資料支撐。胡軍華認為，這次研究是站在前輩們肩膀上的探索，是一場近距離的對話，一次跨時空的接力。
再上峨眉山
1938年，因為戰亂，我國兩棲爬行動物學奠基人之一的劉承釗，隨東吳大學內遷到成都，並於當年帶領著十多名師生來到了峨眉山，進行了抵蓉之後的第一次野外考察。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獨特的氣候條件使峨眉山動植物物種極其豐富，特有種繁多，物種組成和群落型別多樣複雜，被學者們譽為“巨大的植物寶庫”和“天然的野生動物園”。
在峨眉山的第一次考察中，劉承釗首次發現了俗名“鬍子蛙”的髭蟾。經過深入研究後，確定髭蟾是蛙的一個新屬、新種。
從劉承釗開始，峨眉山就成了許多學者研究兩棲動物的重要陣地。一代接一代的科研工作者沿著先輩們的足跡，一次又一次穿梭於林間，俯身於溪畔，探尋自然精靈的蹤跡，先後在峨眉山發現了14個兩棲動物新物種。
如今科研的接力棒已傳到了新的一代人身上。從2017年到2018年，在導師胡軍華和江建平的指導下，汪曉意和隊友們針對峨眉山兩棲動物開展了四次系統的野外調查。
再上峨眉山，重走前輩路。團隊一共設定23條調查樣線和3個樣點，樣線覆蓋了峨眉山不同海拔、植被型別與多種生境型別，兼顧了兩棲動物的不同習性。每條樣線長500-2000米，主要沿山澗溪溝佈設。
調查期間，白天探查樣線的水位等狀況，每天晚上從天漸黑開始到深夜，調查隊員就沿著劃定的樣線，打著電筒彎著腰，緩慢行進。一有發現，就做好筆記，拍照或攝像。筆記本里，除了記錄每一個物種的分佈、生活習性、棲息地環境資訊和各自的GPS位點，每個個體的種類、性別、體重都被一一寫下。
沿著設定的樣線進行探查 受訪者供圖
做好最基礎的工作
儘管此次研究主要以野外群落調查為主，但團隊也查閱並系統收集整理了已有的，峨眉山兩棲動物分佈資料和生境資料，攬括了成都生物所兩棲爬行動物標本館的館藏、正式發表的文獻以及課題組長期積累的各種資訊。
作為全國最大的兩棲爬行動物標本館，成都生物所兩棲爬行動物標本館收藏曆史可追溯到1938年劉承釗在華西協和大學建立的兩棲爬行動物研究組。經過一個世紀幾代人在野外的採集，目前該館入庫在冊的標本數量達到13萬，最“老”的標本採集於1917年。
前輩們積累的物種本底資料，與野外調查所得的資訊整合在一起，使團隊能進行對比研究。過程中，團隊對館藏涉及峨眉山的歷史標本均進行了查驗，並用電子游標卡尺對2000多個體作了詳細的整理和測量，每個個體均測量了數個所需的形態指標。
測量標本，是動物生態學研究最傳統、最基礎的工作，需細針密縷。前輩們更是以身作則，言傳身教。
年逾八十的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員費梁回憶，自己的老師劉承釗總是要求學生，在標本數量足夠的情況下，一個種起碼要測定四十個標本，雄雌各二十。“如果標本數不夠四十，則有多少就測多少。”
測量的資料包括動物的體型大小、身長、各個部位的長短和幅度等。一個個體要測量的指標多時可達六十多個。在此基礎上統計相應的指標區間和平均值。標本數量測得越多，數值自然就更精確。
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領域主任江建平時常唸叨著老師費梁關於標本測量的“不二法則”：測量前要銘記每個量度性狀的起止點，測量時保持標本的自然姿態，測量後要讀準相應的資料，記錄完整和準確的資訊。“同時我也這樣提醒和要求學生。”
正是堅守著嚴謹治學和一絲不苟的科研態度，即使前輩們已對館藏標本作了詳盡的測量記錄，但汪曉意她（他）們仍逐個重新測量，確保資料的可靠性。“因為考慮到不同的人在測量形態時可能會帶來人為誤差。”
峨眉山科考中 受訪者供圖
“小眾”領域裡的堅持
老一輩人留下的標本資料，之於如今的研究工作是參考，更是範本和標杆。
在成都生物所內，儲存著眾多用鉛筆書寫的標本資料冊。冊子裡，每一個標本都有自己專屬的採集號，測定的資料，如頭長、頭寬、尾長、尾基寬等，都被工整地記錄在相應表格中。
胡軍華常把這些珍貴的歷史記錄翻給研究生們學習，並鼓勵她（他）們抓緊機會多向前輩們請教。此次研究也得到了費梁先生、江建平研究員以及兩爬標本館館長李家堂研究員的支援和幫助。
關於存疑的物種，例如峨眉山分佈的大鯢、峰斑林蛙等，汪曉意特地請教了費梁先生。老先生仍記得，峰斑蛙多棲息於峨眉山後，往零公里方向再走約兩公里上山，也許能尋到它們的棲息地。
和前輩們關注物種分類與地理區系研究不同，這次的研究“往前邁進了一步”。“我們重點探討的是群落組成與構建。簡單來講，就是在搞清楚峨眉山各海拔段有什麼物種的基礎上，側重於解析為什麼這些物種會在那，以及為什麼有些海拔段會有更多的物種在那。”胡軍華說，兩棲動物是對環境變化很敏感的生物類群，透過深入瞭解這個類群多樣性及分佈等的變化，今後還能為氣候等環境變化研究作提示或參考。
做兩棲爬行動物的研究本就在科研群體中相對“小眾”，像胡軍華那樣做兩棲爬行動物宏觀生態學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有時候覺得自己比很多瀕危物種還要‘瀕危’，但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要更努力地走下去。”
“苦”並快樂著
至於野外考察時風餐露宿，伏案鑽研時夜而忘寐，胡軍華都淡然處之。“每個人對於辛苦的定義不一樣，我們是樂在其中。”
博士生汪曉意說話細聲細氣，是個瘦小溫和的女生，但在野外考察中比很多身強力壯的男生更能吃苦，膽大又心細。她沒覺得有多苦，因為現在吃住行都很便利，就算跋山涉水也有足夠的保障。“跟前輩們以前的野外工作比起來，現在真是太便利了。”
在三、四十年前，“一根棍子一支筆，出門自帶鍋碗瓢”是野外科考最真實的寫照。棍子探路防身，筆用來記錄繪畫，自帶簡易炊具和乾糧，休息時就用木頭和甘草搭起簡易的帳篷。每每回憶起這些畫面，費梁都能將辛苦咀嚼出樂趣，毫無半點哀嘆，反倒覺得幸運。“因為和我的老師劉承釗比起來，條件又好很多了。”
在劉承釗先生做科考的年代，社會仍處於動盪之中。從成都出發去峨眉山，有上百公里的路程，他就和繪圖員王宜生一起，坐雞公車前往，但大部分山路還需步行。有時在川西，還要冒著盜匪攔路和染疾的風險。在1942年，西康昭覺雁窩塘野外採集的劉承釗，就罹上斑疹傷寒，由於當地缺醫少藥，幾乎命懸一線，歷時50天與死神搏鬥後，幸得康復以繼續投身熱愛的事業數十餘載。
劉老先生執杖西行後，部分骨灰被安放於青城山，墓誌銘如此寫道，“種類繁多、千姿百態的兩棲爬行動物，使我忘掉所有的艱難與險阻”。按照遺願，他的部分骨灰被撒放在了“最開始的地方”——峨眉山大峨寺。
從峨眉山出發，但並未止步於峨眉山。幾代人接力在中國兩棲爬行動物研究領域耕耘了八十餘載。一旦選擇，只管風雨兼程。
【來源：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