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話舍煲八什麼意思
一條江把一個縣一分為二，以江為界，水東水西通常是縣域治理的兩個片區。萬安卻不是這樣，儘管贛江穿越縣境，但是萬安人習慣以上鄉下鄉分界。惶恐灘是上鄉下鄉的分界線，惶恐灘因文天祥“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的詩句聞名遐邇。從惶恐灘向東南，山巒疊嶂，謂之上鄉，往西北，丘陵綿延，謂之下鄉。
上鄉下鄉是兩個迥然不同的世界。上鄉山多地少，耕作條件很差，小的田塊打下的糧食只夠一家人吃一餐；下鄉地多山少，耕作條件相對要好，日子比上鄉殷實。上鄉，左鄰右舍相約一夥人去放牧，牛的脖子上掛著一個竹筒鈴鐺，即使在深山幽谷中走失也便於尋找；下鄉，每天清早各家各戶將牛送至村外草坪，用一根長繩將牛拴在木樁上，讓牛自行吃草，中午換一個地方，傍晚將牛牽回家。上鄉習慣冬天醃製臘味，下鄉則沒有成俗。上鄉人很會過日子，一般人家都要在住房的附近挖一眼小塘，養上幾條魚，為的是有貴客來時，撈上一條招待客人。
一個惶恐灘為什麼會把一個縣分成風俗不同的兩個區域？這是因為上鄉為客家聚居區，下鄉是非客家聚居區。
萬安處在贛南客家地區的邊緣，是非純客家縣，俗稱半客家縣，整個縣裡非客家人與客家人口數量大致相當。非客家與客家生活聚居區語言、風俗、習慣迥異，但是時間把生活在這個縣的人們融合在了一起。客家話同樣是萬安的主要方言，在全縣所有地方，人們不僅可以聽到客家話，而且客家話與萬安本地話的交流沒有任何障礙。語言融合其實就是地緣認同。
在萬安，可以分辨誰是客家人，卻不能分辨誰是本地人。以學界的觀點，南遷的漢人並不都是客家人，他們中只有閩粵贛系和源自這一系的人，才被稱為客家人。這一理論或許可以理解為，只有那些說客家話遵循客家風俗習慣的人，才被稱之為客家人，而那些儘管來自中原卻被原住民同化了的“中原人”則不被稱作客家人。實際上，這種認知還是過於簡單，誰是客家，終究是感情歸屬的問題。或許只有那些自稱“河洛郎”的人們才是客家人。
人口的遷徙，在萬安這塊上土地烙印了重重履痕，寫就了萬安千年的建縣史。人口的跌宕，寫盡了萬安千年的興衰榮辱。尋著《萬安縣志》的記載，我們似乎可以依稀看到千年的遷徙路線：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縣境人口91190 人。
宣德七年（1432）縣境人口48429 人。
正統七年（1442）縣境人口50953 人。
弘治五年（1492）縣境人口49897 人。
清順治十七年（1660）縣境人口30235 人。
乾隆四十七年（1782）縣境人口188560 人。
嘉慶十七年（1812）縣境人口205830 人。
道光二年（1822）縣境人口294694 人。
道光二十九年（1849）縣境人口314618 人。
同治九年（1870）縣境人口318505 人。
《萬安縣志》沒有明確記載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以前的人口，只是零星記載了當時村莊的數量。我揣測，建縣之初的萬安人口應該也是寥寥數萬。從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到弘治五年（1492）的一百年，中國人口增長較快，然而，萬安縣境人口不僅沒有增加反倒減少了4萬。
更令人驚詫的是，到了清乾隆四十七年（1 782）萬安人口突然快速增長，同治九年（1 870）到達高峰，90 年不到的時間萬安人口增加了13萬。這個人口數量比1949 年的118933 人還多出近20 萬，比2012 年的人口還多出近2 萬。如果歷史的記載無誤，其中應該有著怎樣的玄機呢？
或許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萬安人口遷徙非常頻繁，人口的遷入與遷出隨時都在發生。然而，是什麼樣的原因和際遇，使萬安的人口出現如此大的跌宕呢？跟著歷史演進，我似乎看到了一次次人口大遷徙的步履，贛江十八灘可以憑其險要滯緩遷客的腳步，卻不能動搖遷客的決心。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發動第一次南遷行動，他派兵60 萬“南征百越”，南下的秦軍從閩粵贛邊直抵興寧、海豐。過了七年，秦始皇再次派兵50 萬“南戍五嶺”，這些兵丁長期“戍五嶺，與越雜處”，秦亡後，兩批南下的秦兵都留在當地，成為首批客家人。據說，秦始皇為了建造阿房宮，驅趕數萬“木客”往贛南興國伐木，沒累死的後來就留在了當地，這大概便是贛江十八灘流域最早的客家先民。魏晉南北朝時期“五胡亂華”，一部分中原人為了逃避戰亂輾轉遷入閩粵贛邊。
稍後，由於北方戰亂，又有百萬中原人南遷至長江中游兩岸。其中一部分人流入贛南，一部分經寧都、石城進入閩粵。唐代“安史之亂”，大量中原人南逃。黃巢起義，又有大批中原人逃入閩粵贛。北宋末金人入侵，一部分官吏士民流移太湖流域，另一部分南渡大庾嶺，入南雄、始興、韶關，或經南昌、吉安、贛州，進入福建汀州，或滯留贛南。明末清初，生活在贛南、粵東、粵北的客家人因人口繁衍過快，自然稟賦不足，被迫向川、湘、桂、臺以及粵中粵西遷徙。這次大規模的遷徙，在客家移民史上被稱作“西進運動”。
正是這幾次大規模的人口南遷，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融合、經濟融合和文化融合。有學者認為，這幾次大規模的人口南遷，每一次都與萬安有或多或少的關聯，因為萬安是客家人遷徙的中轉站。我想，這一結論的依據是萬安獨特的地理位置。因為贛江十八灘，萬安成了古代南北水上交通的重要樞紐，學者據此推斷萬安是遷客們的中轉站似乎也有道理。萬安縣歷史學者耿豔鵬在《萬安縣文史資料》載文披露：
據族譜和八十年代地名普查資料，南北朝時期，萬安地面上只有瀕臨贛江的幾個村子，如羅塘下街、韶口北崗。自西晉永嘉之亂開始，至唐末黃巢農民起義，中原連續戰亂，大批中原人南渡長江，一部分留居江浙，一部分遷往閩粵贛，他們大部分沿贛江南下抵達萬安，其中一些人出於種種原因，定居萬安或在萬安暫歇。到唐末，萬安地面上一下子就出現了59 個村子，南唐又新增14 個村。宋代多次戰亂，朝廷遷往臨安，中原和原中原遷居江淮江浙的土族，又紛紛逃離，大小船隻航行在贛江上，留居萬安的人口大增。兩宋期間，萬安地面新增165 個村子。明清時期，大批福建廣東和贛南客家人遷入萬安，明代萬安新增539 個村子，清代新增1430 村。
為什麼在明清時期會有大批客家人遷往萬安呢？人口稀薄是萬安吸引人口膨脹、生活艱難的閩粵客家舉族回遷的重要因素。此外，他們許多家族，歷史上就與萬安有血緣關係，有的祖先在萬安，如閩粵許氏；有的一直與萬安同族有聯絡，如閩湘華林系胡氏；有的是先已有人隨同鄉遷在萬安，如粵地吳氏；有的是家族中有人在萬安或贛地為官，如閩粵林氏、張氏等；有的是聽曾在遷徙過程中路過萬安或暫居過萬安者所云。因此，他們紛紛舉族或相約回遷萬安。先來者尚可在沿江丘陵地區找到別人未插標的土地和山林，安家落戶，插標占地，開墾興業。後來者要麼租佃先來者已佔有的田地和山場，要麼就走進大山之中，去尋得新的生活生產資源。
客家人生活的地方自然稟賦差，繁衍幾代後就難以供養不斷增多的人口，不得不又考慮外遷。曾任晉惠帝殿前都元帥的許光卿在“永嘉之亂”後舉家南遷，其後裔在唐德宗年間（780~804）遷居萬安厚陵，成為彈前上洛許氏先祖。上洛許氏在宋代出了國子祭酒許富和禮部尚書許貴兩兄弟，這兩兄弟生有八個兒子，其中數子後裔分遷廣東、福建和贛南，併成客家大族。六郎公許瑯先居福建汀州，其後裔遷往廣東潮州府，繁衍十多代後，一支後裔於清初又回遷萬安。
據記載，從康熙元年（ 1662）到同治九年（1870），萬安接納了二十多萬客家移民，使得萬安縣人口激增。這一時期除當地原住民自然繁衍外，從中原地區或贛江下游吳贛文化區南遷萬安的並不多，大量新增人口是來自福建、廣東、贛南的客家人。他們在萬安的山區落戶，萬安成了他們的新家園。
時局的動盪，把自稱“河洛郎”的客家人定格在了客籍的方位，他們只能聽從歷史的擺佈。但是客家人執著堅韌，他們把對生命的理解和繁衍的信心寫進了客家圍屋，寫進了客家的語言，寫進每一個客家人的心田。無論條件多差的地方，他們都能夠生存下來，並迅速繁衍。他們在山腳或者山腰挖出一個屋盤子，然後用糯米漿拌和黃泥築牆，就地伐木以作樑柱，房屋建造起來，就有了家。緊接著墾荒，沿著溝壑，削峰填谷，造出來一壟壟梯田，就連山邊邊上一小塊土地也不放過，然後畜養豬牛。對於新居的選址客家人不敢馬虎，他們重視風水，講究山形水勢，重視天人合一，採光，通風，水源，朝向無一不在考慮之列。對新的家園，客家人是凝心聚力地在經營。
來得早的客家人稱自己為老客，新來的稱新客。萬安老客不多，卻不乏大族和精英。上洛許氏是一個大家族，其遠祖許貴在宋朝做過禮部尚書；澗田鍾氏也是家學淵遠，其前人雖名不見經傳，但是後人中不乏優秀人物，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中將鍾漢華就生於斯長於斯。
2006 年公佈為省級保護單位的澗田增文堂圍屋，是一座三進六槓二層樓硬山頂式圍屋，佔地面積3953 平方米，共有房間246 間，集家、祠、井、曬場、糧倉於一體，內斂雄渾。與澗田圍屋交相輝映的沙坪胡忠簡公祠，是一座不同凡響的建築，地雖偏僻，卻顯示出胡氏家族的顯赫。祠堂坐西向東，為二井三進，二柱三間磚木結構，寬9。9 米，深30。8 米，佔地面積305 平方米，品字形龍頭紋斗拱縱橫交錯逐層而上向外挑出，斗拱中心鑲嵌一豎式清朝牌匾，因為時間久遠，字跡已模糊不清，下方橫嵌“胡忠簡公祠”行書牌匾。大門前有6 個門杵，兩邊各有一面石鼓，祠堂頭進有二根木柱，石礎為花草紋，二進有6根木柱，石礎雕刻為文房四寶，三進為一神臺，高出二進1。2 米。二進上神臺左右6 個臺階，三進有四根木柱，兩邊各有梢間，整個建築的雀替為雲龍紋和花草紋。公祠建築風格獨特，第一個天井左右護廊有一對稱半圓形拱門。
據考，胡忠簡公祠建於清代，是胡氏族人為紀念其先祖胡銓而建。祠堂內供奉的胡銓神位牌，為木製鑲金結構，高一米多，寬二尺餘，主牌底座全面鎏金。祠堂門前2 米處立著嘉慶、道光、同治時期的三根功名石，它們驕傲地訴說這個家族曾經的輝煌。以古祠為中心，方圓一里開外形成了一個胡氏村落，住著數百名胡氏後人，是胡銓第35 代至38 代世孫。村莊的凋敝淹沒了祖先的榮光，但是祠堂的堂皇仍然可以讓胡氏的子孫找到心靈的依歸。
客家人內心似乎還有一個地緣歸屬，他們外表謙卑，卻始終不肯向命運低頭，這種行為方式，造就了客家人獨有的文化品格：客家人豁達，在一番輾轉遷徙之後，在飽嘗分離與生死之後，客家人顯示出成熟的淡定，儘管這種淡定有著幾分無奈，但是客家人隨遇而安的定力十分強大。幾代之後，新的血緣關係建立，老的血緣漸漸淡去，所有的細節和痛苦都遺忘在了遷徙的路上。客家人好客，善於攀附親緣，相同姓氏，橫豎能夠叢生出許多關係，或兄弟或孃舅，嘴上叫著，像親的一樣。客家人與人為善的生存態度，在定居的問題上表現得尤其充分，要麼選擇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要麼選擇沒有人居住的地方。
而下鄉人生來不設防，大大咧咧行走在生命的旅途，這種強悍的文化品格，與上鄉大相徑庭，然而，文化的差異並不妨礙他們在同一個屋簷下和諧相處。因為建設萬安水電站，三萬上鄉人移民下鄉，與下鄉人雜居一處，二十多年來，上鄉的客家人沒被下鄉人同化，他們堅守著自己的風俗習慣，與下鄉人和平共處，這種求同存異的融合讓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