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而不殆的殆作何解釋
陳麟德
《分甘餘話》為清代史料筆記，乃王士
禛因康熙四十三年王五一案失察，罷刑部尚書，年逾古稀家居時所撰。他在《自序》中稱：“僕生逢聖世，仕宦五十載，叨冒尚書，年逾七袠。邇來作息田間，又六載矣。雖耳聾目
眊，猶不廢書，有所聞見，輒復掌錄，題曰
《分甘餘話》
。
”
“分甘”分享甘美之味，亦以喻慈愛、友好、關切。《晉書·王羲之傳》有右軍與謝安弟謝萬書：“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漁洋年事已高，有將此書作為遺澤，沾丐後昆之意。
《分甘餘話》凡4卷278條林林總總，琳琅滿目，記見聞，談學問，品評詩歌創作和闡釋詩歌理論，舉凡先世著述、典章制度、詩歌品評、地名考辨、文人軼事、字義辨析、古書藏佚，社會風俗、地方物產，以至治病驗方等等均有涉及。百花園中，花團錦簇，信手拈來，皆成錦繡文章。
王士
禛，字貽上，號阮亭，晚號漁洋山人， 山東新城人，與王士祿（號西樵）、士祜（號東亭）並稱“三王”。新城王士祿、士禛昆弟與興化王仲儒（號西齋）、熹儒（號勿齋）昆弟素以伯仲稱。《咸豐興化縣誌·王熹儒傳》稱：“新城王文簡父事貴一，與熹儒有膠漆之契焉”。王士禛為《勿齋集》撰序，為王熹儒《唐詩選評》撰序時，稱“吾弟廣陵勿齋”。在揚酬唱時稱“尋昆弟之歡，甚樂也”。西齋稱王士祿為“家兄西樵”，順理成章。王士禛一生安富尊榮，高官顯爵，文壇泰斗。順治十五年成進士，歷任揚州府推官、禮部主事、翰林院侍講、刑部尚書等職。詩為一代宗匠，與朱彝尊並稱“朱王”。亦善古文，著作等身，均《四庫總目》。僅史料筆記就有《居易錄》、《池北偶談》、《香祖筆記》、《古夫於亭雜錄》等，卒諡文簡。任揚州府推官為其仕途伊始，這是極其良好的開端。揚州系東南文化名城，他禮賢名士，廣交詩友，成為當時文壇的領銜人物，有“晝了公事，夜接詞人”之佳話，對紅橋亦情有獨鍾，繼前明紅橋修禊之風流韻事，曾先後於康熙元年壬寅、康熙三年甲辰與名彥騷人在紅橋行修禊之禮。不寧唯是，他還到“揚八屬”遍訪時彥，至興邑請謁江淮著名詩人李沂（艾山），慕名訪李長倩築曼園，題《李氏曼園水亭詩》二首：其一，“君家亭榭好，漁浦在亭中。朝夕登臨意，邈然江海同。當杯上明月，送客起樵風。疑有秦人在，言從世外逢”。其二，“苔蘚山邊路，玲瓏巖洞深。朱華低冒水，碧竹散成林。香積栴檀氣，溪流鐘磬音。維摩猶示疾，方丈一披襟”。曼園主要景觀有二：一為水亭，其一即寫此亭。園中亭閣臺榭俱佳，而此亭尤勝。漁人出入其中，若江海之邈遠。明月之夜，設宴餞行，祝客一帆風順。此處宛如世外桃源，隱者所居也。狀曼園為世外桃源，實贊李氏諸彥映碧、長倩、艾山為隱士耳！一為苔蘚山，其二即寫此山。苔蘚山為曼園最佳處，假山玲瓏剔透，荷花冒池，碧竹成蔭，溪流拍擊發出鐘磬之音。危樓佛堂，檀香陣陣，憂國憂民，推誠相與。題《李氏曼園水亭詩》載《咸豐興化縣誌·輿地志·古蹟》。漁洋在揚州任推官五年，不時行役，他對“揚八屬”這一地區的掌故知之甚詳。
《分甘餘話》極富學術價值，文簡所記，或作提示，或作品評，或作考證，或作批判。似識途老馬，引領後昆，遨遊太空，泛舟學海。
一、考證北宋著名詞人柳永墓在儀徵仙人掌。《分甘餘話卷一·柳永墓》稱：“柳耆卿卒於京口，王和甫葬之，然今儀真西地名仙人掌有柳墓，則是葬於真州，非潤州也。餘少在廣陵有詩云：‘江鄉春事最堪憐，寒食清明欲禁菸。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為吊柳屯田’”。詩題為《真州絕句》，還在“殘月”二句下自注：“柳耆卿墓在城西仙人掌”。儀徵古名真州，柳墓在儀真仙人掌。按柳永雖然寫過令人傾倒的詞作，如《雨霖鈴（“寒蟬悽切”）》、《望海潮（“東南形勝”）》。“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千古絕唱，膾炙人口。但他生前寂寞，死後淒涼，連在《宋史》立傳的資格都沒有。柳永卒葬地眾說紛紜，各執一詞，其載於志乘者有：
①卒葬襄陽說，宋祝穆持此說。祝在《方輿勝覽》中記載：柳永“卒於襄陽，死之日，家無餘財，群妓合金葬之於南門外，每春月上冢，謂之吊柳七”。成書於理宗趙昀時的《方輿勝覽》，為南宋地理總志，但考訂較疏，謬誤自所難免。
②葬棗陽花山說，宋曾達臣、楊湜、元陳元靚持此說。曾在《獨醒雜誌》中記載：“柳耆卿風流俊邁，聞於一時。既死，葬於棗陽縣花山。遠近之人，每遇清明，多載酒餚，飲於耆卿墓側，謂之吊柳會”。楊在《古今詞話》、陳在《歲時廣記》中均有記載，《歲時廣記》卷十七引《古今詞話》：柳耆卿“掩骸僧舍，京西妓者鳩錢葬於棗陽縣花山。其後遇清明日，遊人多狎飲墳墓之側，謂之吊柳七”。《獨醒雜誌》為隨筆雜記，多述兩宋軼聞，不作考證。作者惜乎年甫二十即夭折，由其子三聘編次成書，此說恐不可考。《歲時廣記》雖羅列若干典故，但於小說雜書，多所證引，不足為訓。襄、棗二說，僅以“吊柳會”地區風俗為證，雖富詩情畫意，然似與話本小說《眾名姬春風吊柳七》混為一談，可信程度差。無怪乎《詞林紀事》編者、清代張宗棣在柳詞《雨霖鈴（“寒蟬悽切”）》後按曰：“漁洋山人精華錄：‘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為吊柳屯田’，今儀真西，地名仙人掌。與《獨醒雜誌》、《方輿勝覽》所載柳葬處不合，俟更考之”。張宗棣是清代藏書頗富學者，他對《方輿勝覽》中提出的襄陽說和《獨醒雜誌》中提出的棗陽說表示懷疑，適足以證明二說的不可信，並以文簡所述證其不足信。
③卒潤州、葬北固山下說，宋葛勝仲持此說。《萬曆鎮江府志》卷三十六稱柳永墓在丹徒境土山（即北固山）下，並附言：“永字耆卿，始名三變，好為淫冶之曲。仁宗臨軒放榜，特絀之，後易名永登第。文康葛勝仲《丹陽集·陳朝請墓誌》雲：王安禮守潤，欲葬之，藁殯久無歸者。朝請市高燥地，親為處葬具，三變始就窀穸。近歲水軍統制羊滋命軍兵鑿土，得柳墓誌銘並一玉篦。及搜訪摩本，銘文皆磨滅，止百餘字可讀雲：‘叔父諱永，博學，善屬文，尤精於音律。為泗州判官，改著作郎。既至闕下，召見仁廟，寵進於庭，授西京靈臺令，為太常博士’。又云：‘歸殯不復有日矣，叔父之卒，殆二十餘年雲’”。光緒五年重修《丹徒縣誌》卷，亦稱“屯田郎中柳永墓”“在土山下”。北固山說僅為孤證，且附言疑謬甚多，《中國古典文學賞析叢書·柳永詞賞析集》主編謝桃坊先生也懷疑其真實性。謝在《柳永事蹟考述》中指出：“銘文‘止百餘字可讀’，而所引者實為六十二字。從銘文內容來看，所敘很連貫，不似有磨滅痕跡，而且類似小傳，不似銘文。篆額稱柳永為‘郎中’，而柳永以屯田員外郎終，未仕至郎中，也未被贈。南宋後期俞文豹《吹劍錄》引東坡幕士語，稱柳永為‘郎中’，當屬一時偶誤。銘文所述柳永仕歷為泗州判、著作郎、靈臺令、太常博士，這些完全與宋人記載不符，且竟不言柳永為睦州推官及屯田員外郎之事，而所謂‘召見仁廟，寵進於庭’更與其事實不符。他是數見黜於仁宗，弄到改名後才得以轉官的”。北固山說恐亦不足信。
④卒京口、葬真州說，宋葉夢得、清王士
禛、沈德潛持此說。葉在《避暑錄話》中記載：“柳永終屯田員外郎，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和甫為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為出錢葬之”。王和甫究竟葬柳永於何處？葉夢得未提及，而五百五十多年後的王士禛在《分甘餘話》中卻提到了，在《真州絕句》中還又一次提到。柳墓在真州，不僅見諸王士禛之詩文，稍後於王士禛的清代著名詩人沈德潛在《七律·過真州》中也寫過：“曉風殘月屯田墓”。王、沈所見略同，可見，柳墓在真州已為清代大多數學者所認定。柳永既殯潤州，王和甫要葬他，又何必捨近求遠，葬於真州？關於這一點，文簡早就作出解釋。《池北偶談·談異·柳耆卿墓》雲：“儀徵縣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按《避暑錄話》：‘柳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和甫為守，出錢葬之’。真、潤地相接，或即和甫所卜兆也。予真州詩云：‘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為吊柳屯田’”。嗣後在《帶經堂詩話》裡也說：“柳七葬真州仙人掌，僕嘗有詩云：‘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為吊柳屯田’”。文簡博學多識，交遊甚廣，他一直認定柳墓在真州，絕非臆造，何況府、縣誌均有記載。明《隆慶儀真縣誌·名跡考載》：“柳耆卿墓在縣西七里近胥浦”。清《嘉慶揚州府志·冢墓》亦載：“屯田員外郎柳耆卿墓在儀徵縣西七里近胥浦橋”。筆者曾兩度去儀徵胥浦考察，柳墓雖因年代久遠而湮沒無存，然當地老人仍有這方面的記憶。
二、提示李清《南唐書合訂》富有學術性。鄉賢史學大儒李清鑑於史家素不以南唐為正統，“南唐在五季時，諸史等諸僭偽之列”，（《序》）迄至宋代，仍持此論。《宋史·世家傳一·李煜》稱：“江南偽主李煜，承奕世之遺基，據偏方而竊號”。鄉賢著名史學家顧士吉《合訂南唐書·序》曰：“南唐舊有馬令、陸游諸紀，皆引喻失倫，蕪穢不治”。王士禛在《分甘餘話·卷一·先人著述應早付剞劂》中曾記載此書創作原委：“興化李映碧清廷尉好著書，常以陸游、馬令二家為經，別修《南唐書》，而以《江表志》、《釣磯立談》諸書為緯，尊李氏為正統，其書頗可傳。子木庵楠官御史大夫，延餘門人嘉定張雲章漢瞻專司讎校之役，荏苒數年，竟未剞劂，而木庵死矣”。李清怎樣作《南唐書合訂》的呢？他“折衷眾家，以陸為正，而以馬令群史附之。嚴其義例，校其訛舛，又仿小司馬、二裴之意，而為之訓詁”。（《序》）這就是說，李清除參酌陸游、馬令原著外，博採南唐舊臣徐鉉著《江南錄》、鄭文寶著《江表志》、史虛白著《釣磯立談》，甚至清吳任臣著《十國春秋》，仿裴松之注《三國志》、裴駰著《史記集解》和司馬光著《通鑑釋例》，以補缺、備異、懲妄、論辨為宗旨，對《南唐書》字句作解釋，儲存、增補、結集大量史料，該博詳備，較原書文字為富。顧士吉既為李清至交，在該書序中曾以揣度的口吻寫出李清撰著此書的深意：“南唐亡後六七百年，嘗過秦淮，吊故唐宮闕，久矣邱墟，往來東都，問故里衣冠，孰為苗裔幸哉！李氏之血食，不在當日之江以南，而臥榻不存，風流尚在，作者其有深思乎！”顧士吉還列舉了南唐烈祖李昪、中祖李璟、後祖李煜三朝之文治武功，顧士吉不愧為性情中人，《咸豐興化縣誌》編纂者贊其“以名教是非為己任”，“筆勁有冰霜之氣”，“洪承疇耳其名，欲題請重用，士吉薄洪晚節，絕不往謁”。（《文苑·本傳》）他參與李清的學術活動，“嘗與之討論諸書，非但識其事，兼能舉其辭”。（《序》）素慕李清風節，對李清的深意瞭如指掌，當為不忘勝國，追念南明。劉備建元章武，承漢獻帝建安之統，已為史家所認同。而李清以南唐為正統，其意旨在證明南唐之於唐，猶南明之於明，一脈相承，無可非議。而清人修明史，在在以清廷為正統而蔑視南明，無怪乎乾隆抽閱《合訂南唐書》後下令從《四庫》撤出並毀板。《辭海·南唐書》條稱：“清初李清有《南唐書合訂》，合馬、陸兩書為一，未刊”。
三、對封建正統論痛下針砭。所謂正統，即一系相承、統一全國的封建王朝，反之則稱為僭竊、偏安，故有正閏即正統與非正統之別。《資治通鑑·魏文帝黃初二年》稱：“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受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歷代學人由於立場不同，立論各異。馬班史漢，以漢為正統。陳壽《三國志》以魏為正統，故魏志前四卷稱紀，蜀、吳兩志有傳無紀。對魏的君主稱帝，敘入紀中；吳蜀則稱主不稱帝，敘入傳中。作為小說的《三國演義》則根據陳壽《三國志》和裴松之注，以及後世有關三國的傳說和文學作品，經過綜合熔裁和一定程度的虛構，再創作而成。為文學創作，七實三虛，不稱正史。然此書有明顯的“擁劉反曹”傾向。尊劉為正統，漢賊不兩立，關羽降漢不降曹，連亂世之奸雄曹操對正統均懼怕三分。當孫權上書勸正大位，曹操卻稱“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侍中陳群等勸正大位，承正統，操辭曰：“苟天命在孤，孤為周文王矣”。寧可讓子孫當皇帝，自己也不當皇帝。正統與非正統實為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之爭，並不涉及道義。如司馬光《資治通鑑》為北宋立論，以三國魏為正位，蜀為閏位；朱熹《資治通鑑綱目》（《紫陽綱目》）為南宋立論，則以蜀為正位，魏為閏位。所以有詩家指出：“休爭正統與偏安，國賊曹操論不刊”。（呂志伊：《讀史感賦》）勸君不必喋喋不休爭論正閏，承漢大統的曹操為國賊卻是不可改變的言論。所以，文簡筆鋒直指司馬光，言其拘泥於正閏而褒貶失實，貽笑千秋。《分甘餘話卷二·通鑑書法之失》：“忠武侯討魏，《通鑑》以‘寇’書，千古公憤。故元人楊奐詩曰：‘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餘讀《通鑑》至後唐莊宗欲討偽梁，亦以‘謀入寇’書，不禁髮指，亦題一詩曰：‘一代清流盡喪亡，紇幹山雀可憐傷。溫公書法憑誰問，又說河東欲寇梁’”。武侯伐魏，六出祁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已成定論，伐魏與入寇何啻天壤？紇幹山雀指代朱溫，朱溫原為黃巢部將，降唐後賜名全忠，非但不忠，而且集不仁、不義和無德、無賴、無恥於一身。唐僖宗雖給以高官厚祿，仍怙惡不悛，喪心病狂地埋葬李唐王朝，迫昭宗東遷洛陽，帝與左右皆哭，相語曰：“紇幹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旋盡殺諸宦官，弒昭宗，將八個皇子“悉縊殺之，投屍池中”。（《資治通鑑》卷265）後自立為帝，國號梁。無怪朱溫的哥哥朱全昱酒醉時曾罵他“朱三，汝碭山一民，何故滅他李家三百年社稷，稱王稱朕”。（《五代史·梁書·列傳第二》）朱溫與後唐太祖李克用、莊宗李存勖父子長期征戰，後唐討梁，名正言順，弔民伐罪，何寇之有？司馬溫公《通鑑》書法之失，不亦謬乎！
四、對“廣陵五宗”之宗元鼎詩品評恰如其分。“廣陵五宗”為清初廣陵詩壇上五位詩人，宗氏昆仲、大小阮五位吟家——宗元鼎及其弟宗觀、宗元豫、從子之瑾、之瑜是也，元鼎系名噪江左之執牛耳者。性喜恬澹，絕煩囂。杭州學者錢林在《文獻徵存錄》稱其“鄉居未嘗至柴門外，客至或入郡始一到門，不則數月兀坐草堂而已”。一生酷嗜梅花，七歲即作詠梅詩，堂前古梅被稱宗郎梅，明末清初興化人，後遷居江都宜陵之南，隱居不仕，力耕而食。所居東原草堂名新柳堂，有芙蓉別業，相傳為謝安舊址。康熙十二年，浙江名畫師王耆為宗元鼎作《芙蓉別業圖》，慕名前來瞻仰者踵至，一時若周亮工、曹溶、王士祿兄弟、鄒祗謨等名流，皆不遠千里，至其廬而訪其人，嘆為南陽高士。元鼎不特搦管作詩文，亦擅丹青。李鬥《揚州畫舫錄》記載他“工畫著色山水”。明末清初之際，詩壇或尚“七子”，或宗鍾（惺）譚（元春），然元鼎既不主張復古，亦不崇尚“深幽孤峭”的風格，而是“少宗晚唐，中年仰攀初盛，風格一變，古文、詩餘、制藝亦工”。（《咸豐興化縣誌·文苑本傳》）詩尚溫、李，風調綺麗。《分甘餘話卷二·宗元鼎詩》雲：“餘門人廣陵宗梅岑，名元鼎，居東原，其詩本《才調集》，風華婉媚，自成一家。嘗題吳江顧樵小畫寄餘京師雲：‘青山野寺紅楓樹，黃草人家白酒芻。日暮江南堪畫處，數聲漁笛起汀洲’。餘賦絕句報之雲：‘東原佳句紅楓樹，付與丹青顧愷之。把玩居然成兩絕，詩中有畫畫中詩’”。文簡評其詩取法晚唐，宗尚溫、李，題材偏重閨怨別情，風格以穠麗宏敞為宗，與《咸豐興化縣誌》編纂者劉熙載、陳廣德等所云不謀而合。文簡贊其詩畫兼工，詩與畫相通、相助，用筆描繪出景色，更能用語言表達出情景，既為丹青妙手，亦為吟哦巨匠。議者謂梅岑此詩可與元末名家倪瓚（雲林）之詩畫媲美，意境幽淡蕭瑟，神思散朗，格調高古。吟家稱梅岑取法晚唐，一如溫、李之偏重別情閨怨，風格尚穠豔，確是的評！
《分甘餘話》問世後，雖擊節稱賞者多，但亦有不盡如人意處。從貶左良玉為賊至過於壓抑、貶損柳敬亭，使《分甘餘話》的學術價值受到影響，令人深為惋惜！貶左損柳，不能不算是《分甘餘話》這塊拱璧上顯眼的瑕疵。
《分甘餘話卷二·柳敬亭》稱：“左良玉自武昌稱兵東下，破九江、安慶諸屬邑，殺掠甚於流賊，東林諸公快其以討馬、阮為名，而並諱其作賊。左幕下有柳敬亭者，善說評話，良玉死，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遺老，左袒良玉者，賦詩張之，且為作傳。餘曾識柳於金陵，試其技，與市井之輩無異，而所至逢迎恐後，預為設幾焚香，瀹岕片，置壺一、杯一；比至，徑踞右席，說評話才一段而止，人亦不復強之也。愛及屋上之烏，憎及儲胥，噫，亦愚矣”！
柳敬亭何許人？明季泰州舊城南門外打魚灣人，約生於明萬曆間，卒於康熙十年之後，享年八十餘歲，後不知所終。與錢謙益、龔鼎孳並稱“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吳梅村為其作傳並撰《敬亭像贊》稱其“頎而立，黔而澤，奇醜面麻”，蓋此公身高、額廣、膚黑、面麻、髯美、貌醜，然盡得說話人之神韻，伶牙俐齒，眉目傳情，以演說《隋唐》、《水滸》而“傾動於市”。明清小品散文大家張岱在《柳敬亭說書》中也贊他“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靜”，“描寫刻畫，微入毫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黃宗羲《柳敬亭傳》稱：“使人聞之，如刀劍鐵騎颯然浮空；如風號雨泣，鳥悲獸駭”，神飛色動，令人陶醉，為之傾倒。柳成名後浪跡江湖，四海為家，輾轉於蘇、杭、寧、揚、淮獻藝，晚歲北上京華，從達官顯宦遊。客寧時，東閣大學士何如寵、左都御史兵部尚書範景文待之若上賓。與《板橋雜記》著者餘懷（號曼翁）、《變雅堂集》作者杜浚（字於皇）為友，與東林、復社諸君子亦相過從。與寧南侯左良玉情深誼厚，崇禎季年入左軍中彼此相見恨晚，不願為官卻參與機密，草擬文稿，所繪《左寧南軍中說劍圖》遍延名家若錢謙益、王猷定、陳維崧、冒丹書等題詠，堪稱稀世之寶。左帥興師討馬阮以清君側，兵次九江，嘔血數升，暴卒帷幄。柳若喪考妣，晝哭夜泣，柩前設祭。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老友話及知己之喪，輒“偷聲暗泣，諮嗟涕洟於恩門不置”。（夏荃：《退庵筆記卷七·柳敬亭》）
評騭柳敬亭，必先評定左良玉，特別是晚歲清君側的左良玉。良玉一武夫耳！以驍勇善戰為督師侯恂（侯方域之父）所識拔，以戰功封侯伯，而左良玉專橫跋扈，剛愎自用，軍紀敗壞，擁兵自重皆毋庸置疑，但南渡後馬士英、阮大鋮擁戴福王建弘光朝以令諸侯，禍國殃民，置外患、內亂於不顧。左良玉率兵清君側，無可厚非。誠如道光年間泰州學者夏荃所分析的那樣：“當南渡倉皇，士英等擁戴福王，推其心豈真為社稷計，為仇讎計乎？不過欲乘亂竊取富貴耳。福王抗顏承製，毫不以君父大仇為念，唯事徵歌選色，夜以繼日，渠亦知大勢已去，無久享理，只好學信陵飲醇近婦，且圖眼前受用。士英既竊取富貴矣，又欲大快其恩怨，羅織正人，結連死黨奸邪，如阮大鋮，命以蟒玉巡江三軍，奪氣東南，事尚可問乎？寧南當思陵朝開藩專閫久矣。殺賊有大功，擁戴後不失臣節，未聞其有不軌之謀也”。“況其時有太子王之明之事，聞者寒心，寧南為思陵舊臣，能默然乎？今讀其《請誅馬阮疏》及《除君側奸惡檄》，皆欲甘心於馬阮，略無指斥君上之辭，且所指陳，情真事實，至今令人髮指”。夏退庵為左帥作辯詞，先分析馬、阮之罪惡目的，繼指出弘光之沉湎於酒色，後揭示黨爭激烈。作為前朝宿將的左帥豈能充耳不聞，無動於衷。舉兵前頒告天下的《疏》、《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清君側得道、得人心，非犯上之舉。弘光之亡，罪在馬、阮而不在左。“馬、阮罪浮於良玉，則良玉之罪可逭，彼馬阮者居中以制，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勢不可與爭鋒”。“而良玉苦無所挾，反兵而鬥，雖身犯不韙而不辭，卒以憤死”。縱觀左帥一生，不特戰功赫赫，而且為性情中人。他“感侯司徒恩，終身執禮，如偏校時，其人蓋一血性男子也。不忍負舊帥，獨忍負朝廷乎？”（《柳敬亭》）左帥清君側，雖可目之為義舉，然戰略失策卻無法推卸，鷸蚌相持，漁人得利。左良玉一生功過互見而功大於過。褒左，則柳敬亭自不待言，柳敬亭是一位德藝雙馨的愛國藝人，評話一代宗師。
然而，順治十六年在揚州府任推官曆官至大司寇的王漁洋卻徹底否定左良玉與柳敬亭，“醜詆左良玉為賊，目其幕客柳敬亭為左黨，深尤明季諸老為良玉左袒，並貶柳老技，謂與市井無異”。（《柳敬亭》）詆左為賊，夏退庵斥之曰：“周內”，即周納，羅織罪狀，陷人於罪。貶柳“尤謬”。“敬亭熱腸俠骨，求之士夫中不可多得。故當時通侯上相、東林諸君子極重之。”“技即工，果足以盡柳老哉”？言外之意，柳老品高志潔，遠超江湖藝人之上，豈可以演技衡之。
王漁洋為什麼要詆誣左、柳，“抹寧南兼抹敬亭”？夏退庵真切地說：“漁洋官揚州司李時，年甚少，華胄早達，負其才氣，凌鑠一時，何有於柳老？而柳老周旋明季諸賢最久，跡其生平，長揖公侯，平視卿相，無絲毫媕娿，又何肯為漁洋下”？漁洋少年氣盛而咄咄逼人，敬亭老自矜持而登山小魯，於是各不相能，併為參商。退庵稱“此情事之逼真者”。（《柳敬亭》）言之鑿鑿，諒非虛語。文簡意氣用事，未免失之於偏頗。綜覽明清志乘稗野及史料筆記，柳敬亭當褒不當貶。
不佞對《分甘餘話》的抑揚褒貶乃一孔之見，是否有當，幸高明裁之。
主編：潘瑞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