皂囊在古代是什麼意思
西漢中晚期文學作為漢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它既有對西漢前期文學的繼承與發展，同時又於東漢以及之後的整個中國古代文學，都有較為深刻的啟發意義。奏疏作為西漢中晚期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有歌功頌德的消極因素，但是在當時亦發揮了積極的效應。
尤其是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它能夠引導君主做出正確的選擇，或者為王朝的興盛提供正確的決策建議。同時漢代奏疏繼承了先秦散文的許多優點，並在此基礎上又有創新，這些對後世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而且漢代奏疏作者的人格、寫作風格對後世影響也極為深遠。
奏疏的主要功能是勸諫君主，實行興國安邦之策，所以那些忠貞直諫之臣便將自己對於君主、國家的期望寄之於字裡行間，希望君主在閱讀之後，能夠有所取用。漢初之時天下初定，漢室政權的執行機制還不盡完善，所以有識之士積極建言獻策，希望統治者能夠以史為鑑，這其中有許多建議都被統治者所採納。
如賈誼作《治安策》指出秦迅速滅亡的原因，就在於“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所以他希望君主能夠施行仁政安定天下。又如其《上疏陳政事》，歷數漢初社會存在的各項弊端與憂患，並對此逐條解析，希望文帝能夠採納自己的建議，如對於諸侯割據問題，賈誼認為：“天下之勢方病大踵。一脛之大幾如要，……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並由此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力”的策略，後為漢文帝所採納。我們還可以從奏疏的其他分類中，尋找出臣子忠心輔佐君王、關心百姓、為民請命的事例。如漢代奏疏中就有許多有關農業和糧食的策論，如張良的《請都關中議》、賈誼的《論積貯疏》、晁錯的《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等，都是關於積蓄糧食、發展生產、減輕租賦的議題。
所以說大漢王朝的盛世與這些奏疏的實行密切相關。如晁錯的《守邊勸農疏》，便是針對匈奴問題，提出屯田戍邊的策略，文帝採納了他的意見並將其定為國策，這對於西漢抗擊匈奴，甚至後世開發西北邊疆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西漢中晚期，由於漢室政權的衰頹，奏疏的寫作內容更多地轉向指陳時弊、滌盪汙濁，寫作風格也趨向於溫和醇雅深沉峻厲。如劉向的《極諫用外戚封事》、《諫營昌陵疏》便是針對外戚專權，和漢成帝驕奢淫逸、鋪張厚葬之風所作，文中大膽直言漢成帝寵信外戚亙古未有，“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
言辭之激切、情感之深沉實為可貴。其他的如谷永《上災異疏》、鮑宣《陳時弊疏》、蔡茂《禁制貴戚疏》等奏疏，亦是疏言直諫。所以說這些奏疏，在鞏固王朝政權、興邦安民方面的貢獻都是值得肯定的。
漢代奏疏是承先秦文學的特點而又有創新和發展，所以它對後世奏疏、書信文體的藝術手法與文學精神，都有深刻影響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
1。奏疏
首先西漢奏疏的文體理論，為魏晉以後奏疏文體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如漢代將“上書”分為章、奏、表、議四品，到了東漢章、表的寫作成為主流。
如劉勰《文心雕龍章表》曰：“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晉代盛行啟文，其實啟文是從“奏疏”中分化而來，劉勰曰：“自晉來盛啟，用兼表奏。”只是因為漢景帝名啟，為了避諱漢代無人用啟。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奏疏》亦云：“至於疏、對、啟、狀、劄五者，又皆以‘奏’字冠之，以別於臣下私相對答往來之稱。”
又如唐宋時期盛行封事，即所呈之事極為機密，為了防止洩露用皂囊封板呈於聖上，其實封事最早產生於漢代，並且一直沿用到清代。其次西漢奏疏的藝術手法與諷諫精神多為後世所借鑑，西漢奏疏或針砭時弊、疏言激切；或依經立論、妙言善喻；或含蓄委婉、溫潤典雅。這些奏疏寫作的藝術手法為以後的臣子所借鑑。
所以我們說漢代奏疏的藝術手法為後世奏疏寫作手法的完善與多樣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如諸葛亮的《出師表》、李密的《陳情表》、魏徵的《論時政第二疏》、韓愈的《論佛骨表》、胡銓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李夢陽的《應詔疏》、海瑞的《治安疏》、康有為的《公車上書》等等不勝列舉。
同時漢代奏疏的諷諫精神為後世文人寫作樹立了榜樣，面對皇權的威懾，心無所懼直陳利害，即使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如隋唐之際的王義面對隋煬帝驕奢淫慾、濫用民力的無恥行為，憤然上奏直言隋煬帝應該以社稷為重、百姓為本，將自己有限的精力放在社稷上。
他在文後說：“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又如明嘉靖年間的海瑞在呈《治安疏》之前，就在家中備好了棺木。這些可歌可泣、大義凜然的名臣志士，皆是以先賢為榜樣，傳承著他們“與其危君，寧危身”的諷諫精神。
2。書信
漢代奏疏對書信的影響也非常深遠，尤其是尺牘和家訓。尺牘也是產生於漢代，只是它是作者與親朋好友之間往來的書信，屬於平行文的範疇。漢代以前奏疏與尺牘皆包含於“書”之中，直至漢代以後兩者才逐漸分離，奏疏正式成為臣子向皇帝呈事進諫的上行公文文體，而尺牘則發展成為作者與親朋好友之間往來的私人書信。
但是又因為兩者的創作主體依然都是士大夫，所以奏疏與尺牘所包含的強烈情感與深遠寄託，以及寫作手法的互用等都有相似性。如西漢以前的尺牘寫作，大都是開門見山、直抒胸臆，很少注意行文的格式與言辭的使用，可是到了西漢以後，尺牘的寫作也開始遵循奏疏的行文規範，在行文的開頭開始使用敬稱。
而且與奏疏相比，尺牘的行文更加靈活自由，可以將自己的情感真切淋漓地表現出來，如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楊惲的《報孫會宗書》等。家訓起源非常早，早在《尚書》、《詩經》中就已經有記載，如《尚書無逸》便是周公告誡成王的名篇。到了漢代隨著儒家政治倫理思想的興盛，治國、齊家、平天下更成為文人的終身追求。
而且中國封建社會是以宗族血緣為紐帶，其中家是社會制度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構成單位。因此齊家便成了人生中極為重要的一環。漢代許多文人士大夫都非常重視家庭教育，他們撰寫家訓敦敦教誨子女，希望他們能夠養成良好的道德素養廣識時務。
如劉邦的《手敇太子書》、東方朔的《誡子書》、疏廣的《告兄子言》、劉向的《誡子歆書》、鄭玄的《戒子益思書》、班固的《與弟超書》等，皆是家訓的典範之作。奏疏與家訓皆是士大夫精心撰寫的，用於勸誡之書，針對性強且文章辭采華美，引經據典極具說服力。
同時家訓作為訓誡子弟修身養性、處世為人的讀本，對於當朝的政治趨向、為官之道皆有論及。所以從創作的目的上來說，兩者的出發點都是一致的，如劉向《誡子歆書》言曰：“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要顯處也。新拜皆謝貴人叩頭，謹戰戰慄慄，乃可以免。”劉向對於劉歆的諄諄訓誡之情觸手可見。
此外漢代奏疏的諷諫精神，對後世詩歌的創作也有很大影響，使得詩歌的諷諫手法顯得更加靈活自由，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奏疏創作的繁瑣、程式化。
作為上乘之作面對皇權的至尊無上，在行文和言辭的使用上必須嚴謹得當、委婉含蓄。而且為了打動帝心、感懷施政，文章必須氣勢充沛、說理透徹。因此這對士大夫的學養與膽略就有很高的要求，如賈誼、東方朔、晁錯、董仲舒、劉向等人，皆是當時的文學家、政治家。他們貫通古今，能夠準確地把握國家的形勢提出理性的建策。
並且敢於直言不諱地指出國家的弊端，其忠君愛國之心和以死諍諫的膽略值得敬仰。如劉向《極諫外戚封事》言曰：“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將為皂隸，縱不為身，乃宗廟何！”對於漢成帝寵信外戚王氏，疏遠劉氏宗親的昏庸行為，劉向敢於直言諍諫毫不畏懼。
又如谷永《尚災異疏》曰：“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晝夜在路。”對漢成帝奢靡無度，整日暢享於縱情之舉，谷永敢於直言斥責、言詞激切，足可見其無所畏懼的膽略。這些名臣奏議的精神，對後世文人臣子勇於效法先賢、直陳時弊的膽略提供了強有力的心理支撐。
“奏疏”作指陳時弊、匡扶人君的工具，皆是針對時政有感而發，極
現實意義。而且這些文章中所運用的諷刺、排比、擬人等藝術手法也是日趨成熟。所以西漢中晚期文學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與其繼承西漢中期以前的文學和自身勇於新變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同時西漢中晚期這些文學作品中，體現出來的文人作家的人格魅力與寫作精神對後世學者影響極大。如每到王朝衰敗之際，便有許多忠臣文士為了拯救亂世匡正時弊，不懼斧鑕加身、禍連九族。其中的膽略與文學修養讓我們為之敬佩。總之作為獨特的公文文體，奏疏在漢代文學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為漢代的政治走向提供了借鑑和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