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之所欲成色什麼意思
這是一種哲學修煉/鍛鍊（philosophical exercise）。其目標是認識到在多大程度上思考自身歷史的努力，可以把思想從習以為常的沉默思考中解放出來，從而使其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思考。
在米歇爾·福柯去世幾天後，哲學家吉爾·德勒茲在福柯病逝的醫院裡向眾人閱讀了這段話。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在巴黎薩勒貝蒂爾醫院病逝。此後的三十多年，他的思想持續影響並形塑我們關於知識、權力與主體的思考方式。如何理解福柯，也成為後來學者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汪民安導演的紀錄片《米歇爾·福柯》劇照。
新近出版的《如何閱讀福柯》是一本有關福柯思想的導論。作者、哲學家約翰娜·奧克薩拉回溯了福柯學術生涯中的十段關鍵文字，試圖串聯起他萬花筒般的思想譜系。時至今日，福柯仍然向我們展示著周圍的“空位”——那些正在生成中的，或是還未被創造出來的可能性。
閱讀福柯，也正如奧克薩拉所言，是對我們思考、生活以及他人和我們自己發生關聯的方式進行質疑，以便展現出可能採取的其他方式。如果有什麼是貫穿福柯哲學生涯的指導性問題，那便是放棄所有堅定不移的真理，同時堅持對自由的某種脆弱承諾（fragile commitment to freedom）。
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如何閱讀福柯》的《哲學的自由》一章。較原文略有刪減，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原文作者｜[芬]約翰娜·奧克薩拉
摘編｜青青子
《如何閱讀福柯》，［芬］約翰娜·奧克薩拉著，王佳鵬譯，明室Lucida |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1年12月。
01
兩種角色的張力：
活動家與哲學家
接受審判的不只是具有排斥性和譴責性的某種總體性社會體制，而且是所有的挑釁——不管是有意的還是人格化的——正是因此，該體制才能運轉並確保其秩序；也正是因此，它才製造出它要排除和譴責的東西，以便符合某種政策，不管是權力政策，還是警察治安和政治管理政策。總有特定數量的人直接地和個人地對該囚犯的死亡負責。
——《監獄裡的自殺》
關於一個知識分子的工作，我還想說的是，以某種特定方式來描述事物，使其呈現出可能不是這樣的樣子或跟其所是不同的樣子，將是很有成效的。這就是對真實（the real）的命名或描述為何從來都不具有某種規範性價值的原因，“因為它是這樣，那它就將是這樣”。在我看來，這也是為何訴諸歷史是有意義的……因為歷史有助於呈現出事情並非總是如此；也即，對我們來說，看似最為不言而喻的事情，經常是在不穩定的、脆弱的歷史過程中，在各種際遇（encounters）和機遇（chances）的交織中形成的。——《批判理論／思想史》
第一段摘錄自一本小冊子，它由三個致力於法國監獄改革的組織於1973年聯合出版。這些組織非常關心自殺事件在監獄中的急劇增加，這本小冊子就記錄了1972年發生的32個自殺案例：其中，四分之一的自殺者都是移民，多數是20多歲。福柯是其中一個組織“GIP” ——監獄資訊小組（Prison Information Group）的創立成員，報告後面未署名的評論幾乎可以肯定就是他撰寫的，其語調充滿抗辯性和控訴性。這些不僅恰好發生在監獄中而且是由監獄體制所導致的自殺，特定的人應該對他們的死亡負有直接的和個人的責任。
《監獄的“替代方案”》，［法］米歇爾·福柯著，柏穎婷/吳樾譯，雅眾文化 | 上海三聯書店，2021年10月。
第二段摘錄自吉拉德·勞雷特於1983年對福柯進行的一次訪談。勞雷特問福柯的正是福柯本人多次提出的問題，也即對福柯來說是哲學的關鍵問題：當下（the present）的性質是什麼？在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中，福柯對哲學的理解是為自由的展開開啟一片空間。知識分子的角色是揭示新的思考方式：使人們以某種不同的眼光來看待自己周圍的世界，去擾亂他們的精神習慣，並邀請他們要求和發起變革。知識分子不是社會的道德良心，他的角色不是傳遞政治判斷，而是透過使其他思考方式得以可能而使我們獲得自由/解放（liberate）。
上述兩段文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說明了福柯的兩種角色之間的張力，他一方面是一名積極投入的活動家，另一方面是一位冷靜超脫的哲學家。在人們對他著作的接受中，這一張力也得到了體現。有時一些批判性的觀點認為，福柯的政治行動主義（political activism）並未建立在某種統一連貫的理論立場基礎上，因此並未透過其政治行動主義而形成真正有效的政治。相反，他的哲學立場則被認為是非批判性的、政治上空洞的，因為它儘量避免做出明確的政治判斷。
米歇爾·福柯舊照。
然而，福柯的思想之所以對很多人來說具有原創性和吸引力，正是因為他對於哲學角色的新的構想方式及其與政治的關係。福柯不是一名普世的知識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為他人代言，並以正義、自由等看似普世的價值的名義做出道德和政治判斷，而是將自己視為一名特定的知識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這意味著他只是從自己在各種權力實踐中的特定位置出發發表言論和參與政治鬥爭。另一方面，他的哲學研究不能做出特定的政治判斷，只是為人們在他們自己的特定鬥爭中提供概念工具。對於作為政治行動家的福柯來說，重要的是要求監獄狀況的具體改善——比如，囚犯應該可以在自己的牢房中讀書，監獄應該在冬天提供暖氣。但對於作為哲學家的福柯來說，他想要探尋的是更為根本性的問題。我們的社會為何要透過將人囚禁來懲罰他們？這是懲罰他們的唯一方式嗎？監獄是如何運作的？什麼是違法犯罪？然而，這些問題跟政治判斷和政治要求並非沒有關係，而是必須作為它們的基礎。
02
福柯的哲學：
努力向我們展示周圍的“空位”
福柯的哲學，最重要的影響不在於他做出的明確判斷，而是他所採取的對我們自身文化進行分析的取向。儘管科學和很多哲學的目的是從各種事件和經驗的混亂不堪中破譯出必然的、可以被闡述為普遍規律的東西，但福柯的思想與之完全相反。他試圖透過仔細的哲學審視，從必然性中探尋出某種偶發的、流變的和武斷的東西。對福柯來說，哲學的宗旨就是對我們思考、生活以及與他人和與我們自己發生關聯的方式進行質疑，以便展現出可能採取的其他方式。
以這樣的方式理解哲學，就打開了一塊自由空間：它揭示了思考、感知和生活的各種新可能。透過展現出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通常認為是必然的東西在事實上是如何從由諸多偶發性人類實踐所構成的某種網路（a network of contingent human practices）中浮現出來的，哲學不僅使思想實驗和空洞推測得以可能，而且還促成了具體的變化：轉變生活方式、權力關係和身份認同。福柯將我們的困境比作排隊，因為我們看不到自己周圍有很多空位（empty space）。他並未試圖重組佇列，使其形成更好地反映人類存在或現實的真正本質的某種不同型構（configuration），而是努力向我們展示我們周圍的空位。
對我們當前實踐之不可避免性進行質疑的一種有效方式，便是追溯其歷史。歷史可以告訴我們，我們現在視為不言而喻的很多事情，比如監獄，事實上是最近才浮現出來的，是各種偶發事件和條件的產物。從早期的《瘋癲史》到最後出版的著作《性史》第二卷和第三卷，福柯的所有著作幾乎都是歷史研究。儘管很多人撰文討論他是哲學家還是歷史學家，但至少非常清楚的是，他的歷史並不代表傳統的歷史編纂學。為了與之區分，他將其研究稱為“考古學”和“譜系學”，並指出它們是某種哲學實踐（philosophical exercise），而非歷史學家的工作。其目的是要使人們“明白，努力思考自己的歷史在多大程度上可使思想從沉思默想中解放出來，從而使人們以不同方式進行思考”。比如，福柯的監獄史研究著作《規訓與懲罰》，不只是要理解監獄的歷史發展，而且要使我們的思想從“這種懲罰形式是不可避免的”這一觀念中得到解放，從而可能想象其他的方式。
《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法］ 米歇爾·福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10月。
於是，歷史化本身並非目的，歷史化的東西也並非無關緊要。福柯予以歷史化的東西經常都是看似永恆的、不可避免的各種事實。他的目標物件是因揭示其歷史性而受到影響的那些東西的意義和有效性。歷史不僅有教育性和趣味性，其目的也不只是增強我們對過去的理解。關鍵是理解我們自己，以便能夠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生活。歷史研究在本質上是一種工具，可使我們改變自己以及所生活的世界。正如福柯在本章開頭的摘錄段落中所表明的，對他而言，歷史充滿了意義，因為它可以表明“事情並非總是如此”，以及“看似最為不言而喻的事情，經常是如何在不穩定的、脆弱的歷史過程中，在各種際遇和機遇的交織中形成的”。這就是福柯不斷將其著作概括為“當下史”的含義。他的歷史不是關於過去的，而是關於我們的，關於當前的；它們代表著某種嘗試，不僅要表明我們是如何成為我們之所是的，而且要表明我們如何能夠成為別樣之所是。
03
《瘋癲史》與《性史》：
“去自然化”的里程碑之作
福柯的歷史研究針對的不只是事情的不可避免和永恆不變，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們的自然性質。他的《瘋癲史》和《性史》是試圖實現去自然化（denaturalize）的里程碑著作：努力展示諸如瘋癲、性態等現象是如何在人類歷史與文化發展過程中被視為自然的、生物學的事實。在這個意義上，福柯顯然是一位社會建構論者。社會建構論是指，認為人類存在及其經驗是社會而非自然過程之結果的各種思考方式。在20世紀後半葉，這些理論極具影響，其影響力正在於努力動搖了各種思考方式的必然性和本質主義。它們通常假定，直到將某個事物視為自然而然和理所當然之時，該事物才會得以被建構起來。主張某些事物是社會建構的——例如學習障礙、暴力行為、智商、性別或種族，其目的一般是為了表明，透過改變事物的社會與政治秩序，這些事物也可以得到改變。這被視為一個政治問題：其存在和價值是可以爭論的，可以從根本上予以改變，或至少是可以修正的。
表明事物是社會建構的而不是生物學的，本身也是一種對人類行為的純粹醫學解釋進行質疑的方式。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便是同性戀。在《性史》中，福柯表明，將同性戀視為病態的科學解釋是如何在19世紀浮現出來的。關於同性戀的醫學取向，長期以來都在我們的文化中佔據主導地位：比如，直到1974年，“同性戀”才被從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精神疾病範疇中刪除。福柯堅持認為，“同性戀”不是指某種自然事物的名號。它是19世紀浮現出來的某種歷史和文化的建構，是特定的科學話語和權力關係導致的。關於性態的社會建構論取向，對於改變人們對同性戀的思想觀念具有重要意義，而福柯的《性史》被視為其中最為重要的著作之一。
福柯的遺著、“性經驗史”最終卷《肉慾的懺悔：性經驗史第四卷》中譯版本。
福柯在很多地方都明確肯定了社會實踐的基本性和構成性作用，並將它們選為其研究的固定物件。20世紀60年代，在他的考古學階段，他主要關注的是科學的話語實踐，以及其中的內在規律性。透過辨識出科學實踐的規則和約束條件，他試圖表明，諸如生物學、語言學及作為其物件的生命和語言等知識領域，是如何在思想史中浮現出來的。20世紀70年代，在他的譜系學階段，福柯主要研究的是權力關係以及支撐它們的知識形式：比如，犯罪精神病學的發展如何使醫生對於違法犯罪者的權力得以可能。在其思想的最後階段，他研究了人們如何能夠透過倫理實踐和鍛鍊來塑造自己，他稱之為自我技術（techniques of the self）。
儘管福柯的分析物件主要是社會實踐，但他並不認為，一切都是按照工廠生產汽車的方式被社會建構起來的。說同性戀在特定的科學實踐之前並不存在，以及是歷史發展使其得以可能，不是說我們現在與之緊密相關的那些特定行動和感覺是不存在的：這意味著它們是作為科學分析的物件而形成的，在不同的歷史實踐中以不同方式被科學所物件化。比如說，有時候，特定行動和感覺被物件化為精神疾病，而在其他時候，它們又被視為一種致命的罪惡。科學實踐和規範它們的各種規則，使某些實體僅僅在特定時間和特定條件下才可能成為科學研究的物件。
汪民安導演的紀錄片《米歇爾·福柯》劇照。
然而，特定的行動和感覺被科學所物件化的特定方式，會對該行動和感覺的主體造成巨大影響，從而也會對特定的行動和感覺產生巨大影響。比如，如果有人因為對同性產生性慾而被視為精神病，那麼，這種分類將不可避免地影響他們的行為方式和看待自己的方式。被醫學專家告知自己的慾望是病態的，將是努力改變該慾望的強大動力。
04
對“主體哲學”的批判
人們經常發現，福柯將其分析物件限制在人的科學（human sciences）中，因為從關於人的科學中產生的物件和真理對於被研究的主體具有構成性影響。植物學家對植物進行分類的方式對植物“行為”不會產生影響，但是對於人類來說，隨著科學家想出新的物件、分類和範疇，將會導致相應型別的人，以及相應型別的行動和感覺。劃分人群的範疇是跟適合這些範疇的人群同時存在的。這兩個過程之間是一種雙向的、動態的互動關係。
於是，各種實踐就以複雜而纏繞的方式構成了社會現實：它們既構成了知識的物件——比如同性戀，同時人們又根據這種知識而將特定行為和行動的人視為同性戀者。這種迴圈效應正是福柯認為權力關係和知識形式創造主體的含義所在。他試圖透過其歷史研究，來理解和描述不同主體被建構出來的過程：比如，“違法犯罪者”或“同性戀者”的身份是如何作為自然的、科學的分類而浮現出來的。
汪民安導演的紀錄片《米歇爾·福柯》劇照。
對於主體的這種取向等於是對“主體哲學”（philosophies of the subject）的某種批判，在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知識分子圈子中，這意味著對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的明確攻擊。主體的優先性在康德的激進思想中得到了有力的表達，他認為關於世界的所有知識都必須符合人類的認知能力。要理解現實的最終結構，我們不能進入和研究世界本身，而只能藉助於人類感知世界的方式。這一思想在現象學家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德國的胡塞爾、海德格爾以及他們在法國的追隨者薩特和梅洛－龐蒂。現象學的核心觀點是，所有哲學探究以及所有科學理論的出發點都是主體的第一人稱的、鮮活的體驗。哲學的各種抽象理論和客觀結構是以某種更為根本的層面為基礎的，只有這一層面才能使它們得以可能，這一層面便是主體對於現實的第一人稱的體驗。
透過聚焦於各種實踐，福柯要挑戰的正是這種“主體哲學”。他感興趣的是根本性的但是隨著歷史而變化的各種實踐、範疇、概念和思想結構，人們正是按照它們來以特定方式進行思考、感知和行動的；他認為，僅僅分析它們使其得以可能的個體體驗，是不能揭示出這些體驗的歷史條件的。比如，我們不能僅僅透過分析被標識為同性戀者的那些人的第一人稱體驗，來理解同性戀。相反，我們必須研究在該社會中發揮作用的恐同的權力關係，圍繞它而傳播的特定文化觀點和科學理論，以及懲罰和治療的各種具體實踐。所有這些不同軸心，都構成了一個同性戀者的主觀體驗，但它們本身都不能以任何透明的方式被揭示出來。
因此，福柯的考古學和譜系學顯然是要重新思考主體問題。主體不是某種自主的、透明的知識來源，而是在由各種社會實踐構成的網路中被建構的，而社會實踐經常包含著權力關係和社會排斥。福柯將他的研究概括為關於現代主體的譜系學：一種關於人們如何被建構為不同型別的主體的歷史——比如作為違法犯罪者、同性戀者、精神病患者，或者透過這種排斥，而被建構為正常的、健康的人。這樣一種歷史在根本上與政治鬥爭有關：當各種壓迫性和侮辱性的身份認同被揭露為社會建構的而非自然事實的表達時，就有可能對其提出異議，並最終改變它們。換句話說，“由於這些事物已經被製造出來，那麼，只有當我們知曉它們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它們才能被複原”。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節選自《如何閱讀福柯》一書，摘編略有刪減，小標題為摘編者所起。原文作者：［芬］約翰娜·奧克薩拉；摘編：青青子；導語部分校對：王心。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