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顏傳是明史的第幾卷
萬曆元年（1573），擔任首輔後的張居正開始對內閣進行佈局。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土呂調陽入內閣參預機務。他是張居正的莫逆之交，又是湖北同鄉。張居正此前任吏部左侍郎時，呂調陽是禮部侍郎，兩人曾共同編著《帝鑑圖說）以教導穆宗，具有良好的合作關係。最重要的是昌調陽的性格。《明通鑑》記載說，呂調陽為人“柔弱圓融，無稜無角”，非常適合做其助手。而萬曆三年（1575）八月，張居正選擇禮部待郎張四維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贊機務，同樣洩露了他的機心。那就是挑選合作伙伴時，一要柔順聽命二要有才幹。張四維為人既“深略內蘊，人莫能窺其際”，又“有才智，明習時事”，和呂調陽一樣，都是張居正進行改革時的得力助手，起著加分而不是減分的作用。
事實上，張居正之所以如此佈局內閣，是有前車之鑑的嘉靖朝首輔夏言和閣臣張璁之爭，就是因為夏言遭到“性很愎、報復相尋、不護善類”的張璁忌恨，兩人在內閣鬧得不可開交。可以說，嘉靖一朝的政治動盪就是由於內閣閣臣不和導致的，而夏言最後的結局也很慘。嚴嵩入閣後，夏言親黨盡去。嘉靖二十七年（1548），俺答率軍南下，侵擾宣化，嚴嵩乘機進讒，稱“早先夏言、曾銑提議收復河套，以致激怒俺答”。最終，夏言以“交結近待”的罪名被斬殺。張居正有鑑於前朝教訓，這才在佈局內閣時制定上述標準以為開展改革時選拔人才之依據。呂調陽和張四維隨後的表現也沒有辜負張居正的期望。
呂調陽支援張居正整頓驛遞，對山東濟南的孔聖人第六十四代孫孔尚賢每年借從曲阜入京朝貢的機會，沿途勒索各路驛站的行為進行打擊；支援一條鞭法，舉薦時任遼東巡撫的張學顏為戶部尚書，於改革工作大有裨益；萬曆五年，首輔張居正父親去世，按大明祖制，官員喪父母，要辭官守孝三年，稱“丁憂”。呂調陽和張四維一起上疏引前朝事例，請張居正“奪情”視事。張居正得以“奪情”，繼續任首輔，主持變法大事。萬曆七年，呂調陽病逝，張居正評價他是當代的丙吉（西漢丞相，以寬鬆和諧，有貢獻有成績而不張揚著稱），稱“在漢丙吉，今也則公”。這說明張居正選擇呂調陽作為他的合作伙伴是選對了人的。
張四維的表現也可圈可點。他蒐集整理自嘉靖十年以後的朝章、軍務、國賦、人事等資料，以備張居正改革之所需。另外，張四維支援張居正的政令主張和改革措施，助推“一條鞭法”之賦稅制度，裁汰冗員，減少支出，於改革工作多有襄助。萬曆十年，張居正病逝，張四維代為內閣首輔。雖然此後他一反居正時期的改革措施，但就張居正變法期間他的所作所為，應該說還是起到一個正面作用的。張居正整合內閣成員的工作並不僅僅是安排了兩個次輔。差不多與此同時，他還任命部院大臣吏部尚書楊博、戶部尚書王國光、禮部尚書陸樹聲兵部尚書譚輪、刑部尚書王之浩、工部尚書朱衡、左右都御史葛守禮等人為其內閣班底。這些人進入內閣的標準無非也是上述兩大標準，一是忠誠，二是實幹。
張居正考成法的落實首先是在譚綸任尚書的兵部展開試點，譚綸真抓實於，於萬曆元年（1573）十二月全面推開此項工作後，“各部院率凜凜效之”。而戶部尚書王國光撰寫的《萬曆會計錄》是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改革稅賦制度的理論依據。王國光萬曆元年（1573）任戶部尚書，萬曆五年（1577）起任吏部尚書。他在任期間，力推張居正改革，對各個糧食渠道統籌安排，將糧食出入大權掌握在國家手中，為緩解糧食緊張起到了積極作用。另外，王國光裁撤合併近半數的繁雜公文，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這其實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張居正看人、選人之準。正是因為張居正整合內閣成員工作做得比較到位，使權力鐵三角與內閣一通百通，他才得以順利推行考成法、一條鞭法以及清丈田畝、整頓驛遞等改革工作。
這其中，考成法的推行是重中之重，也是做好其他工作的基礎。張居正之所以要推考成法，是因為在當時，行政效率低下，官員人浮於事的現象極為普遍。紅標頭檔案（詔令）下到部院，也僅僅在紙上落實了事。據清人趙翼《二十二史記》卷33《明初吏治）記載，“吏部考察之法徒為具文，而人皆不自顧惜”，推透糖塞一時成風。萬曆元年（1573），張居正推“考成法”，對官員進行績效考核。“考成法”的主要內容是，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屬官員應辦的事情定立期限，並分別登記在三本賬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冊，另一本送六科，最後一本呈內閣。然後，六部和都察院按賬簿登記，逐月進行檢查。
六科亦可根據賬簿登記，要求六部每半年上報一次執行情況最後內閣同樣亦依賬簿登記，對六科的稽查工作進行查實。這樣逐級糾查，工作就可以落到實處。萬曆三年（1575），內閣查出各省撫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計237件，撫按諸臣54人。其中，風陽巡撫王宗沐巡按張更化，廣東巡按張守約，浙江巡按肖廩，以未完成事件數量太多而罰停俸三月。萬曆四年（1576），山東計有17名、河南2名官員，因地方官徵賦不足九成受到降級處分，而山東2名、河南9名官員受革職處分。總之，張居政變法期間，裁革的冗員約古官吏總數的十分之三，改革力度不可謂不大。而所有這些工作業績的取得，與其整合內閣成員工作做得比較到位不無關係。
清丈田畝也是張居正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大明帝國主要的經營性收入來自土地徵稅。明初可徵稅土地有八百五十萬頃，到宣德以後只剩下四百二十餘萬頃。這直接導致帝國入不敷出。萬曆初年，國庫每年僅收入二百五十餘萬兩，支出則高達四百餘萬兩。為了增收節支，清丈田畝就成了帝國改革一個繞不過去的舉措。萬曆五年（1577）十ー月，張居正上疏請丈量全國土地。經過這次清丈，全國土地較以前増加了三百餘萬頃，達到了七百餘萬頃。帝國家底差不多增加了一半。而張居正隨後推出的一條鞭法規定：把田賦、原先按戶丁徵派的力役和其他各種名目的雜稅合編為一條，統一按田畝核算，“計畝徵銀”；官府用取代力役的丁銀僱人服役；取消裡甲徵收的環節，統一由官府收解。
一條鞭法的重要意義是按田地多少徵收賦役，使政府從掌握大量田地的地主手中增加稅收，這就有效扭轉了由於土地兼併、豪強瞞漏、大量徭役負擔轉嫁到貧戶之不公正現象，緩解了可能存在的矛盾衝突。而張居正整野也打擊了帝國存在的不公平現象、，同樣緩解了可能存在的矛盾衝突。驛站是明代的一種重要的交通方式。從北京到各省的交通幹線上都有驛站。明初時對爭道之使用有嚴格的規定，非軍國大事，不能隨便使用。但到了萬曆朝時，官員無論公事、私事，都走驛站，還帶大量隨從，沿路百般索要，給民生造成很大負擔。張居正改革就包括裁驛站，去冗員，節省財政開支。他抓住孔尚賢這個反面典型，嚴肅處理違法違紀官員。
張居正在改革過程中，告誠馮保“裁抑其黨，毋與六部事”（《明史張居正傳》），馮保也果然沒有生事，較好地配合了張居正的工作。一通百通的改革順理成章地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首先是帝國的收入扭虧為盈。一條鞭法實施後，財政收入從每年虧損200多萬兩白銀轉為節餘300萬兩左右。另外，國庫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可供五六年食用，這和改革前國庫存糧不夠一年用的情形形成鮮明對比。張居正變法期間還力推“考成法”，對官員進行績效考核，裁革冗官一萬人左右，大大提高了帝國的活力和效率。正所謂：“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萬曆六年（1578）萬曆皇帝大婚，以及隨之而來的李太后退隱，導致權力核心層開始出現鬆動…鐵三角不再穩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