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包括能力嗎
對於已有定論的歷史反面人物，學者一般是不會輕易觸碰的。一方面，這些人在世時便名聲不好，是居廟堂之高的奸佞權臣，往往專權擅勢、奸詐貪婪；處江湖之遠的雞鳴狗盜之徒，更不值得書寫。而對於前者，即便花費心思研究，其成果卻有限，甚至會落得吃力不討好的結局。
北宋時期的蔡京，便是一個已有定論的歷史人物。《宋史》將蔡京列入《奸臣傳》後，對蔡京的評價一直是徽宗朝“六賊之首”。早在北宋末年太學生陳東上書，將蔡京列為“六賊”之首，“賊名”就已成了抹不掉的符號。其人陰險狡詐，惑亂人主，結黨營私，倡導“豐亨豫大”，致使民不聊生，以上任何一條罪名，都令蔡京脫不了一代鉅奸的惡名，何況傳統史學界一直把蔡京定為北宋滅亡的千古罪人。
文化學者陳歆耕先生將其“作為一種特殊官場人格標本”，在“花時間和筆墨做較為精細的考察和解剖”過程中，摒棄一些史學家和文人將人物標籤化、臉譜化的做法，不簡單作非此即彼、非“忠”即“奸”的判斷，在新出版的《蔡京沉浮》一書（作家出版社，2022。3）中，將蔡京當作“扁平人物”與“圓形人物”的複合體，為讀者呈現出其人格元素的豐富性和複雜性。
陳歆耕
事實上，宋朝就是一個紛繁複雜、飽受爭議的朝代。“沒有哪個王朝像宋王朝擁有星河般璀璨的詩文大家，也沒有哪個王朝讓人感到特別地‘窩心’‘糟心’‘痛心’。”特別是宋朝歷史上很有名的“黨禍”非常嚴重，甚至立“元祐黨人碑”，連蘇軾、蘇轍等名聲顯赫的人都列在碑上，遭到貶黜迫害。另一派的王安石也是如此。歷史上對他評價不一，甚至時有詆譭，但卻說不出他所謂壞的事實，只是說他的變法不對，或是想法雖好卻不合時宜。
封建社會的官場上，人格往往是分裂的，好人做不了好官，好官又做不了好人，一如蔡京本人所言：“既作好官，又要做好人，兩者豈可得兼耶？”身在官場，四度為相、浸淫官場數十載的蔡京，見風使舵、玩弄權術，在權力鬥爭中心毒手狠、置對方於死地，就成他主要“官場人格”特徵。
比如崇寧元年（1102年），56歲的蔡京在官場幾經沉浮、磨鍊數十載，政治手腕已爐火純青之時，登上了副宰相高位。這年6月，宰相曾布向官家推薦陳祐甫任戶部侍郎，嗅覺高度靈敏的蔡京，立馬抓住把柄彈劾曾布，因為陳祐甫與曾布有姻親，陳祐甫之子陳迪乃曾布之愛婿。故而曾布涉嫌“以爵祿私其所親”。曾布未料時為翰林學士的蔡京來這一手，聲色俱厲地在皇上面前為自己辯護，無奈與陳祐甫的親家關係無法“辯”掉，沒幾日曾布被罷相，蔡京上位。蔡京在整個事件中，就如寫字用筆“何時該方，何處該圓，何處先方後圓，何處先圓後方，何處方圓兼濟，可謂隨心所欲、得心應手”。
登上首相的蔡京自然處處揣摸皇帝意圖，用盡心機迎合取悅。即位不久的徽宗，頗有明君之氣，試圖幹出一番事業，有意恢復其父神宗的改革舉措。此時，深諳政治投機之術的蔡京，馬上打出輔佐徽宗“上述父兄之志”、恢復“新法”的旗號，但僅此而已。對“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的徽宗，身為宰相的蔡京，本該全力輔佐，勸諫徽宗以國事為重，但蔡京出於個人目的，投其所好，聽任他沉湎於聲色犬馬，輔佐者成為操縱者。為更方便操縱徽宗，蔡京甚至在宮內布有內線，隨時獲知宮中資訊，把握徽宗心思，知曉政敵動向。
這與王安石形成了鮮明對比。王安石在宰相之位推行新法後，兩次裁減皇室后妃公主及相關人員的賞錢和推恩錢，甚至在《裁宗室授官法》中，要求大量減少皇親透過恩蔭不考而直接獲得官職，這近乎往皇族及子孫胸口插刀的做法，自然讓王安石得罪很多人，皇室自不多言，朝廷的“牆頭草”更是會伺機隨時給予王安石致命一擊。而蔡京恰恰相反，他從“擺平”皇帝入手，繼而“擺平”一切，為所欲為。王安石推行《裁宗室授官法》，不惜得罪皇室宗親，蔡京則“睦九族”，誰更容易得寵可想而知。特別在掌握行政、軍事、財政大權後，對內橫徵暴斂，貪財納賄，對外興兵黷武，輕起邊釁，以致劉子翬評其“空嗟履鼎誤前朝，骨朽人間罵未消。”老百姓更是恨之入骨。蔡京在京師為擴建府第，毀民房數百間，被貶後，即被百姓放火燒成灰燼。 難怪陳歆耕先生感嘆，“無論怎麼客觀評價蔡京，其人‘鉅奸’‘巨賊’的罪愆是洗刷不掉的。”
然而，在一個道德意義上的“奸人”背後，其精明強幹的行政能力和目光超前的經濟制度設計，確實是蔡京掩藏不住的一大亮點。蔡京主持的對茶、鹽、酒等專賣領域的經濟改革，對中國古代專賣制度產生深遠影響，成為經南宋直至元明清沿用的專賣制度的範本。貨幣改革也適應了社會各階層對貨幣的需求，社會救助制度的推行力度之大，包括其書法藝術，亦有可圈可點之處。這也使得治世之才和姦佞權臣雙重形象，在蔡京身上“矛盾”地重合起來。
其實，觀照歷史不難發現，這種情況並不鮮見。歷史上很多“奸人”都具有超乎尋常的能力，以致“奸”本身也成為一種“能力”。都說“人之初、性本善”，但究竟為什麼在特定時代，能力越強的人會越壞，說到底，不好的制度能逼人走上邪路，把好人變成壞人，反之亦然。不過，把個人的品德皆歸於所處時代則也有失公允。在歷史的長河裡，總有一些人能夠不斷自我淨化、自我昇華，即便在蔡京所處時代，范仲淹在地方治政、守邊皆有良好政聲，所倡導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思想和節操，更為後人所稱道。
陳歆耕先生把蔡京作為“官場動物”標本，考察和解剖其“超常的官場生存能力”，目的是“客觀解析其人其事折射出的官場生態、人格元素”，以“觸發更多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學的多元思考”。讀罷《蔡京沉浮》，深感作者事隨人願，艱辛筆耕，收穫頗豐。作者以批判的眼光、理性的筆觸，考察和剖析了蔡京的一生，讓讀者對北宋那段歷史有了更加形象的認識。同時，《蔡京沉浮》也有別於冰冷的正史，閒暇之餘或隨手翻閱，或仔細研讀，可以輕鬆地瞭解歷史、引發遐想。（蘇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