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能用尺子寫字
“母題”這一概念，可以闡釋為“基本的人類概念、精神現象與動作本身，如鄉土、都市、生命、死亡、戰爭、復仇、漂泊、童年、成長、家族”等等。
在世界文學史程序中，這些傳統母題因具備普遍意義而備受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母題型別植根於特定的社會文化中。其中，“家法懲戒”母題，就是植根於我國古代宗法等級社會文化，為明清小說所特有的種文學母題型別。
對“家法懲戒”母題史而言，創作於明清時期的“三言二拍”、《醒世姻緣傳》、《金瓶梅》、《紅樓夢》，都有相當數量的情節營構著該母題。
然而，儘管《紅樓夢》相比同時期其他作品出現較晚，其對“家法懲戒”母題的演繹尤其是至今為讀者津津樂道的“寶玉捱打”“抄撿大觀園”卻能成為同類明清小說中極具審美衝擊力的文字，具備另類的審美效果。
究其原因，不僅是由於人物形象塑造的鮮活生動，更多是因為作者在敘事層面對“懲戒”場景的審美修辭化改造。
一、道德化敘事的退場：審美修辭對因果邏輯的包裝
在《紅樓夢》出現以前的明清小說中，作者營構“家法懲戒”母題時，往往依據道德因果，遵循“違犯家法遭受懲戒”的敘事模式：作者從中流露出的是對被懲戒一方的道德譴責，處於旁觀者位置的家庭成員的態度與懲戒實施方的態度趨於一致。
這些情節具備鮮明的道德敘事色彩，儘管對懲戒過程的描寫不乏生動形象之筆，但讀者從中能獲得的審美感受較為有限。
如《喻世明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一篇，寫丫鬟晴雲、暖雪二人包庇主母王三巧與人通姦，事情敗露，男主人蔣興哥將二人捆綁並拷問妻子姦情，二人說出緣由後，被牙婆變賣。
而在《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莫稽富貴後嫌棄妻子金玉奴出身貧賤，欲將其殺害後另娶。
玉奴意外被丈夫的上司許公救起並收為義女。許公假意擇莫稽為婿，莫稽發現新人正是“故妻”玉奴。
許公令一眾老嫗、丫鬟
“一個個手執籬竹細棒，劈頭劈腦打將下來，把紗帽都打脫了，肩背上棒如雨下，打得叫喊不迭。”
其後，莫稽又被玉奴罵得“滿面羞慚，閉口無言，只顧磕頭求恕。
《醒世姻緣傳》寫薛素姐氣死婆婆後，相大舅、相大妗子前來奔喪，發現素姐仍戴花、穿色衣。相大妗子就薛素姐毒打丈夫、氣死婆婆之事質問素姐，還
“一把手採了他的狄髻，握過頭髮來，腰裡拿出一個預備的棒椎就打……足足打夠二百多棒椎”
。
並指責素姐：
“打翁罵婆，非刑拷打漢子，治殺了婆婆合他自己的爹”，說：“我也不和他到官，叫他丟你們的醜。我只自家一頓兒打殺他！”
在《金瓶梅》中，描寫家法懲戒場面的情節就更多，如第四十四回，李嬌兒房中的丫鬟夏花兒因偷竊金子被西門慶施拶刑懲罰，又敲了二十敲，還要受到月娘與李嬌兒的責罵；
第八十六回，陳經濟與潘金蓮的姦情被吳月娘發覺，陳對月娘心生怨恨，當眾調侃孝哥，踢了奶孃。
吳月娘遂接納孫雪娥的計策，叫來七八個丫鬟媳婦，手持短棍責打陳經濟，並將其逐出家門。
第九十一回，孟玉樓改嫁李衙內之後，丫鬟玉簪兒因嫉妒譏諷了孟玉樓，被李衙內責打後，又被媒人領出去變賣。
實際上，與上述情節的因果邏輯相似，單純在道德層面建構線性因果情節的創作手法，在其後的《紅樓夢》中也存在。如第二十九回，賈府眾人在清虛觀打醮，賈珍因不見賈蓉在跟前，就喝命小廝啐他。
第四十四回，一個小丫頭替賈璉和鮑二家的望風，被王熙鳳發現並審問，把她的兩腮打得紫脹起來，又拔下簪子戳丫頭的嘴；第七十三回，賈母命人查賭，查清後，令人將賭具燒燬，錢入官散與眾人，
“將為首者每人打四十大板，攆出，總不許再入；從者每人打二十大板，革去三月月錢。”
第四十八回，肀兒向寶釵轉述賈璉捱打一事。因賈璉沒能替賈赦從石呆子處買下賈赦看上的古扇，其後賈雨村設計得到古扇送給賈赦，賈赦以此責問賈璉，因賈璉一句頂撞，賈赦就把賈璉“打了個動不得”。
然而，“寶玉捱打”和“抄撿大觀園”能夠從這些情節當中脫穎而出，引發讀者強烈的審美感受，正是因為作者從實用的、理性的道德語境、法律語境中抽離出來，
轉而營造審美語境，對“家法懲戒”的因果邏輯進行修辭化的包裝。
二、審美修辭的在場場面描寫價值尺度的重構
《紅樓夢》作者審美修辭策略的成功，還表現在重建了“家法懲戒”審美現場描寫的價值尺度。
在傳統的“家法懲戒”場面的描寫當中，讀者常常在被懲罰者的恐懼、痛苦這一層面停留，但“寶玉捱打”和“抄撿大觀園”由這一層面擴散出去，拉開了不同人物的情感距離，引發並激化衝突，增加了小說情節的曲折程度。
對於小說的審美規範而言，只有將不同的人物放在共同的情境中，逼迫其做出互相矛盾的抉擇，才能更好地凸顯人物之間心理的、感情的差距，進而增強小說的藝術魅力。
實際上，以人物心理、感情差距是否得以強化來建構“家法懲戒”場面審美價值尺度的修辭策略，在《金瓶梅》當中已經得到體現。
然而，透過相關情節的對比，我們仍能夠發現《紅樓夢》“家法懲戒”場面審美修辭的超越之處。
《金瓶梅》中的潘金蓮，妖豔、淫蕩、狠毒是其性格的主要特徵。小說中有多處“家法懲戒”母題故事情節用以強化這一性格。
如第八回，西門慶娶了孟玉樓後，冷淡了潘金蓮。潘氏讓武大郎的女兒迎兒蒸角兒，迎兒偷吃了一個，潘氏發現後，就“拿馬鞭子下手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殺豬也似叫”？
此時潘金蓮的懲戒動機，更多是由於嫉妒孟玉樓而產生的洩憤的心理需求。作者不僅透過懲戒場面突出潘金蓮的性格，也讓其與李瓶兒的懦弱形成對比。
如第五十八回，因西門慶在李瓶兒房中過夜以及召太醫為李瓶兒診治，潘金蓮醋意大發以丫鬟秋菊沒有把狗關好為藉口，鞭打秋菊，驚醒了李瓶兒的兒子官哥兒。
即便潘姥姥勸說，潘金蓮仍然打了秋菊“二三十馬鞭子，然後又蓋了十欄杆，打得皮開肉綻才放起來又把他臉和腮頰都用尖指甲掐得稀爛”而李瓶兒的表現是隻是雙手握著孩子耳朵腮頰痛淚敢怒而不敢言。
在《金瓶梅》的“家法懲戒”母題故事中，“肀安捱打”也是一個關鍵情節，卜鍵認為“肀安捱打”與“寶玉捱打”略同。
的確，比起《金瓶梅》其他對人物性格塑造有積極作用的“家法懲戒”情節，“肀安捱打”一節人物情感層次更為豐富。與“寶玉捱打”相似，“肀安捱打”也早有伏筆。
在小說第三十四回，書童與肀安之間爭風吃醋，形成矛盾。肀安藉機在潘金蓮處透露西門慶與書童的不堪行為，書童知曉後，告知西門慶，激化了矛盾。
至第三十五回，白來創來訪時，西門慶吩咐肀安說自己不在，但白來創還是強留下來。
西門慶本已對肀安懷恨在心，藉此事對其施以拶刑和杖刑。
由此引發潘金蓮對李瓶兒的暗諷以及眾小廝對肀安的調侃。
第三十四回，寶玉捱打之後，寶釵黛玉都前來探視寶玉，二人的言行舉止以及表現情感的方式卻有所差異。
寶釵作為封建淑女，自己心裡明明心疼賈寶玉，但在表達心中情感的時候，卻刻意將“我們”而非“我”作為言語主體，用語也含蓄、委婉。
同時，寶釵的情感還帶有對寶玉“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的期待，且在寶釵看來，此次寶玉遭受毒打是因為不聽規勸，沒有以世俗功利的標準規範言行，才導致自己被懲罰。
從審美修辭層面營構“家法懲戒”這個角度來看，“抄撿大觀園”又較“寶玉捱打”更能體現出激發諸多人物或悲傷、或恐懼、或不滿等等多樣的情感變幻而帶來的審美效果。
“抄檢大觀園”這一懲戒行為發生的直接原因，是第七十三回傻大姐誤拾繡春囊，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建議王夫人借賈母查園中聚賭一事，趁夜查抄大觀園，但早在第七十一回，作者就細緻鋪排種種“嫌隙”的存在，“抄檢大觀園”
的動機雖是維護道德規範，但與繡春囊一事並無關聯的晴雯卻被王善保家的告倒，由此埋下了深層次悲劇的種子。
即便是施行抄檢的王熙鳳、王善保家的，作者也著意拉開其心理距離；抄檢的過程，也是展現被抄檢的諸多女孩們不同層次的情感衝突的過程。
總結
總之，在明清小說“家法懲戒”母題史程序中，《紅樓夢》的作者透過引入另類審美修辭，對傳統意義上的道德敘事進行了成功改寫。
透過建構審美因果與重建審美現場的價值尺度，使得“家法懲戒”母題故事的營構煥發了全新的藝術活力。這也充分說明，小說母題史的進步，不能長期依賴同一修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