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新詩怎麼寫
作者：呂 進
新詩首先要找到回家的路，要和民族傳統接軌。中國新詩並不起於中國，所謂的第一首新詩——胡適《關不住了》其實是翻譯詩。新詩在形式上採用的標點符號和分行都來自異域。
無韻不成中國詩
有個說法：精煉性是詩與非詩文學的區別。這種說法其實是不科學的。哪一種文體不追求精煉，曹雪芹的《紅樓夢》近100萬字，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有130萬字，場面巨大，人物繁多，但無一遊詞，你能說這兩部鉅著不精煉？所以，精煉性與作品的篇幅無關。精煉性並非詩歌獨有，唯有音樂性才能把詩和散文區別開來。對中國詩歌來說，無論舊體還是新詩，都是無韻不成詩，這是中國詩歌鐵的法則，中國詩歌史上幾次“廢韻運動”均以失敗而告終。新詩也許可以有少量無韻詩，但是“廢韻”在中國讀者這裡是沒有前途的。任何一種語言寫成的詩，其音樂美都受制於這一語言的語音體系。世界上沒有兩種獨立的語言具有完全相同的語音結構，因此，對於每一種語言的詩歌，它的音樂性都是不可能完全重複的。換言之，較之詩的內蘊，詩的音樂性具有更強的民族性。中國新詩與歐美國家的詩歌關係密切，和歐美國家的語言相比，漢語在音樂性上有自己的特點。歐美語言有重音，因此歐美語言的詩的節奏是力的節奏，看重“聲”（輕重、長短），彌爾頓的《失樂園》、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這樣的名篇都是無韻詩。漢語沒有重音，詩的節奏是時的節奏，看重“音”（音韻及韻式）。韻，是詩在特定位置上（行尾、行內、行頭）的相應復現的音素。它不但使詩歌具有難言的音樂之美，而且使詩歌易於為讀者記憶。不懂音韻的人在中國很難被讀者認可。讀讀倡導“散文美”的詩人艾青的後期作品就可以發現，艾青的後期詩歌基本都是半格律體了。他在1980年新版的《詩論》裡還加上了一句話，自由詩要“加上明顯的節奏和大體相近的腳韻”。
“講格律而不定型”
中國古詩從唐詩宋詞再到元曲，在詩體上有一個日益寬鬆的過程，格律體新詩應當注意詩歌的這個向度。聞一多倡導“講格律而不定型”，這就是現代思維，也就是聞一多說的“新詩的格式是相體裁衣”。所謂“相體”，就是要依據詩的意蘊、詩的內在結構、詩人的藝術個性去確定“衣”的樣式與尺寸。還是聞一多說得明白：“律詩永遠只有一個樣式，但是新詩的格式是層出不窮的。”這種“講格律而不定型”的思維方式是屬於現代的，符合中國詩歌的發展流向。比較徐志摩與聞一多，就可以看到他們作為現代格律詩人的相類，但是這兩位詩人的現代格律詩顯然也有很多不同。徐志摩更善採口語，他的詩流暢鏗鏘，通俗又脫俗，“很少以喜聞樂見為名，行陳詞濫調之實”。他們之間最大的不同也許是聞詩靜而徐詩動；聞詩勻整而方正，徐詩勻整而多變。如果聞一多的格律詩的建構單位是行，那麼，徐志摩的格律詩的建構單位就是詩節，這很能適應徐志摩詩好動多變的品格。
“反映”與“反應”
散文是作品對世界的“反映”，散文由情到事，作家要把他對於外部世界的體驗還原為外部世界——作家創造的世界：不是實有之事，但是應有之事。作家一般採取不在場的敘事策略，他的情感體驗湮沒在他所創造的外部世界中。詩歌是詩人對世界的“反應”，詩由事到情。感情體驗不僅是藝術活動的中介，而且是直接內容。詩人並不看重世界本來怎麼樣，而是關注世界在詩人看來怎麼樣，讓詩的太陽重新照亮外部世界。因此，散文家將體驗化為內容，而詩人將體驗化為形式。散文“走路”，詩歌“跳舞”。沒有形式感的人不是詩人。
公共性是詩的中國氣派
公共性是中國詩歌的主要遺傳，中國詩歌從來以關注家國為上。公共性是詩在公眾社會的生存理由，也是詩的生命底線。民族優秀詩歌傳統，也是詩歌審美成就的歷史繼承性和藝術形式發展的連續性。詩一經公開發表，就成了社會產品，也就具有了社會性。公共性是中國詩歌的民族標誌。民族優秀詩歌傳統，首先是一種文化精神，一種道德審美理想，以家國為本位和匡時濟世的人生取向，就是道地的中國氣派。比之那些背對國家、民族興衰的個人命運的詠歎之作，中國讀者更習慣、喜愛、欣賞於具有公共性的作品。中國詩歌的優秀傳統的首要表現就是充當社會生活的干預者和代言人。詩無非表達兩種關懷：生命關懷與社會關懷，兩種關懷就是兩種干預和兩種代言。當社會處於相對安靜、繁榮的時期，詩的生命關懷的分量就會重一些；當民族處於戰爭、革命、動亂的年代，詩的社會關懷就會成為那個時代詩歌的第一要素。詩人葉延濱說他的詩是放在三個點組成的平面上的：在時代裡找到座標點，在感情世界裡找到和人民的相通點，在藝術長河裡找到自己的創新點。在時代裡找到座標點是寫詩的前提，背對時代就會被時代背對，脫離人民就會被人民脫離，沒有創新就沒有真正的藝術。
歌唱者與詩人本人有別
詩的顯著特徵是“無名性”。歌唱著的詩人和歌唱者本人既有緊密聯絡，又有美學區別。創造者不是創造品。既是詩人，就應當不只是充當自己靈魂的保姆，更不能只是一個自戀者。這種“無名性”使得詩所傳達的詩美體驗獲得高度的普適性，為讀者提供從詩中找到自己、瞭解自己、豐富自己、提高自己的廣泛可能。艾略特在他寫於1917年的論文《傳統與個人才能》裡倡導詩表現“意義重大的感情”，艾略特還說：“這種感情的生命是在詩中，不是在詩人的歷史中。”“藝術家越是完美，那麼在他身上，感受的個人和創造的心靈越是完全的分開。”我們可以從詩的無名性去理解艾略特的話。越是優秀的詩人，他的詩的普適性就越高。
新詩人要有傳統詩歌修養
中國是一個有幾千年詩歌傳統的國家。寫新詩的人必須要有傳統詩歌修養，繼承傳統詩歌的民族基因和美學遺傳。這樣，新詩才不會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才會作為現代形態的中國詩歌受到讀者的歡迎。現代詩人、文藝評論家何其芳說：“寫自由詩的，要先受格律詩的訓練。” 作為有詩歌創作成就、有寬闊文化視野的詩人，何其芳有更多的文體修養，對詩的本質、詩的文體有比同時代人更多的敏銳與思考。可以說，何其芳是能夠進入詩的內部對詩進行藝術觀察的為數不多的當代詩評家之一。他的意見展開說，就是寫自由詩也必須要有傳統詩歌修養。自由詩需要提升與規範，需要守住詩之為詩、中國詩之為中國詩的“常”，守住新詩文體的幾何學限度，守常而後求變，才會是中國詩歌的現代之變。
（作者系西南大學教授、資深詩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