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關懷的概念是什麼
作者：廈門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童敏、劉芳
內容提要：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社會工作從20世紀60年代起開始摒棄弗洛伊德的自然人的理論假設，倡導在歷史和社會場景中理解人的成長改變要求，給服務物件以真正的人文關懷。儘管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工作的影響經歷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結構社會工作、反排斥與反歧視社會工作和批判社會工作等不同的發展階段，但是，它們都認同人是歷史社會結構中的人這一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的基本觀點，主張透過權力關係的分析和平等關係的倡導實現個人成長與社會改變的結合。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90年代之後，多元價值的倡導使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的社會結構視角面臨不確定性、多元主義和主體性不足的嚴峻挑戰，需要汲取中國哲學的精神資源，圍繞“變化”重新理解歷史社會結構中的人，將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工作的場景實踐整合起來，以過程唯物論作為多元社會下社會工作實踐的理論基礎，真正在新時代的實踐中呈現人文關懷，為本土經驗的國際化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一、問題提出
儘管20世紀60年代在馬克思主義的啟發下，社會工作開始引入社會結構的分析視角，從歷史和社會的角度考察人的成長改變要求［1］，但是到了90年代，在全球化和國際化的影響下，追求多元化和差異性成了國際社會的基本價值取向［2］，特別是在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推動下，有關社會結構分析的宏大敘事遭到前所未有的質疑，在地的日常生活經驗開始走進分析者的視野，成為探索的焦點，語言和話語轉變成了分析的重要手段，語言之外的事物“本質”描述失去了存在價值［3-4］。而另一方面，與多元化相伴隨的、對相對主義的擔心和生活不確定性的憂慮，卻在不斷增加［5］220，生活的客觀性重新受到人們的關注［6］，有學者甚至直接批評後現代主義的“話語”邏輯，要求重新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找到生活的現實基礎［7］。顯然，如何平衡生活的多元化與現實的客觀性要求，已成為全球化背景下繼後現代主義思潮之後亟待解決的理論難題。尤其中國社會正處在走向全球化和國際化的新時代，作為參與其中的社會工作既需要總結中國自己的實踐經驗，又需要與國際對話，在國際的視野下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因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出發系統梳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結構分析視角對社會工作理論發展的影響及其在全球化和國際化發展中遭遇的挑戰，以便找到新時代多元社會下的社會工作的理論邏輯。
二、社會結構視角的萌芽：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①
在20世紀60、70年代的民主和人權運動的影響下，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為主導的傳統社會工作變得搖搖欲墜［8］。人們開始質疑它對個人心理因素的過度關注，忽視社會環境因素對個人問題的影響，導致把問題歸因為個人的病態和偏差行為，出現社會汙名化的現象［9］228-229。有學者直接指出，由於弗洛伊德採取的是一種自然科學的實證邏輯，因此他把人的生活環境視為一種自然的物理環境，摒棄了其中的歷史和社會維度［10］。這樣，傳統社會工作對人的理解也就自然沿襲了弗洛伊德的生物本能決定論，既沒有社會關係，也沒有歷史演變，是受生物性驅動的抽象的人［11］35-36。
傳統社會工作在選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作為理論基礎時，也繼承了他的“科學”態度，無視社會環境中存在的權力關係和不公平現象，並與社會歧視根源的分析和社會正義的探尋保持距離［12］。顯然，這樣的“科學”理性與社會工作的“助人自助”的宗旨是相違背的，它不僅沒有承擔起社會工作應有的社會改變的責任，忽視了社會弱勢人群的權益保障，而且在社會環境的改變面前常常顯得冷漠，缺乏人文關懷，受到學者的強烈批評［12］。特別是在專業關係的反思過程中，人們逐漸察覺到，無論透過適當的自我表露［13］104還是權力分享［14］都無法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專業關係，因為這樣的專業關係本身就受到背後社會因素的影響［15］。
正是基於這樣的考察，一些學者批評傳統社會工作只是把社會工作作為一種治療的技術，而無視人本身［16］，要求社會工作放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論邏輯框架，引入真正對社會弱勢人群關懷並且擁有歷史和社會觀察視角的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17］。儘管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②的定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強調這樣的社會工作注重階級意識的提升和社會行動，關注社會弱勢的勞動階層的訴求［18］；有的側重揭示社會工作“專業”外衣下缺乏人文關懷的本質［19］；有的察覺到社會工作的兩難處境：一方面需要服務社會的弱勢人群，另一方面又需要維護社會的控制［20］，但是他們都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的核心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結構視角分析社會工作的整個實踐過程，關注人的成長和社會的改變，挑戰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社會歧視現象，並且始終保持批判思維和行動能力［21］。
馬克思主義社會結構視角的最直接來源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只是黑格爾的辯證法是“純粹思想的自己運動”［22］。這種純粹思想遵循一種被黑格爾稱之為辯證思維的方式，它與表象思維和知性思維不同，表象思維是一種日常生活的樸素經驗思維，知性思維則是抽離具體形式的主觀邏輯思維，而辯證思維是一種將意識與存在同時作為出發點的思維方式，假設意識與存在是以二元對立為前提的，透過意識的不斷否定豐富自身，實現意識的無限延伸，達成真理的認識［23］。黑格爾強調，意識的這種不斷否定的能力來自每個概念都包含自身和自身的對立面，是一種自我的運動［24］。黑格爾之所以推崇辯證思維，是因為他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邏輯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知性理性，是歷史程序中的“成為（becoming）”過程，需要歷史社會生活中的人擺脫生命的偶然性和不確定性，達成一種必然的、確定的自覺理性（self-consciousness），從而獲得自由［25］。
雖然黑格爾發現了人類歷史的辯證思維方式，但是他將這種思維方式直接根植於個人自我的純粹思想運動中，沒有現實的社會結構根基［26］。真正將辯證思維融入社會結構分析中並且成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是馬克思，他從人們的物質生產實踐出發，以此為基礎來理解人們的社會關係以及社會的意識形態［27］。這樣，人就成了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社會影響著人，人也在影響社會，人是創造歷史的主人［13］4。馬克思認為，人們的實踐活動是一個辯證的歷史發展過程，透過實踐活動中的不斷否定實現自我的發展，將自覺意識的提升與社會的發展結合起來［28］57。這就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辯證法，他將唯物主義和辯證法融合在一起，讓辯證思維擁有了歷史和社會的結構觀察視角［28］96。
實際上，社會工作的發展歷史就是探索人與環境關係的歷史，對這一問題的不同理解影響著社會工作的實踐安排和理論建構［29］。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不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結構視角為社會工作理解人與環境的關係提供了一種完全不同的邏輯框架，第一次真正將人視為社會和歷史實踐中的人［9］229，幫助人們警覺在“專業”和“科學”名義下對人的尊嚴的忽視和冷漠［30］。
三、社會結構視角的興起：新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結構社會工作
二戰之後，存在主義開始在歐洲盛行，個人的經驗和選擇受到人們的關注。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Jean-Paul Sartre）在吸收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提出關注個人經驗的要求，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結構視角把整個人類社會歷史和總體社會結構作為研究的焦點，過於抽象，無法解釋特定社會階級中的個人在特定歷史時刻所做的具體選擇過程［31］。顯然，在薩特看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結構視角因過分關注階級的利益和實踐而忽視個人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導致個人成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缺少必要的整合，理論與實踐之間出現了鴻溝，絕望成了個人實踐的基本狀況［13］19。針對這一個人實踐的困境，薩特開始尋求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結構視角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及存在主義相結合的“解決方案”，建立一種他稱之為個人實踐的辯證法［11］17-18。這種個人實踐辯證法雖然認同個人實踐受到社會歷史處境和個人童年經歷的制約，但是認為個人實踐才是社會和歷史發展的基礎，每個人都需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32］。
與此同時，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也從自己的角度提出了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結構視角的理解，認為馬克思主義忽視了主流意識形態對人們意識的影響［33］，從而低估了在社會改變過程中對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批判的重要性［34］。為了增強個人參與社會改變的能力，法蘭克福學派在堅持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是產生壓迫和歧視的主要根源這一認識的基礎上，試圖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結構視角與個人主觀性的理解結合起來，將分析的重點放在人們生活的社會和政治背景以及批判意識的培養上，因此，法蘭克福學派又被稱為新馬克思主義［35-36］。作為法蘭克福學派早期代表的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諾（Theodore Adorno），透過分析大眾文化和文化工業所維繫的主流意識形態對西方主體性文化的缺失進行了尖銳批評，強調辯證法中的主體性原則，突出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功能，創立了社會結構視角的“否定的辯證法”［37-38］。法蘭克福學派的“否定的辯證法”與馬克思主義的“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不同，它不預先假設歷史社會的必然邏輯，追求沒有肯定的連續性否定，以達到不斷超越當下的目的［39］27。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領袖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則在批判工具理性的基礎上將探究的焦點轉向群體共識的達成，他稱之為交往理性［40］。
到了20世紀70年代，薩特的個人實踐辯證法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開始影響社會工作，個人問題的社會結構分析發展成為社會工作的一個重要理論流派，稱為結構社會工作［39］19。結構社會工作一詞是美國學者米德曼恩（Ruth Middleman）和高登伯格（Gale Goldberg）在1974年正式提出的，他們因不滿於傳統社會工作對個人心理的過度關注，倡導社會工作從社會結構的角度理解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問題［41］33。而真正將個人的主觀經歷與社會結構視角融合在一起的是加拿大的學者莫羅（Maurice Moreau），他反對從社會環境的角度解釋個人遭遇的問題，認為這種理解方式仍舊把個人與環境對立起來，並沒有超越傳統的社會工作［42］。因此，莫羅主張把個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作為社會工作的關注焦點，重點探究個人的問題、主流的意識形態以及個人在階級結構中的現實條件三者之間的關係，目的是幫助服務物件學會批判性地思考個人與特定環境之間的內在關聯以及個人和社會層面的權力關係，在促進個人具體問題解決的同時，帶動社會的改變［43］。這樣，“個人與社會”變成了社會工作的基本分析框架，用於考察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遭受的歧視［41］34。
值得注意的是，結構社會工作不僅重塑了社會工作的基本邏輯框架，摒棄了個人與環境二元對立的思維邏輯，而且還對社會工作的專業關係進行了重新定義，把社會工作者與服務物件之間的互動放在社會結構視角下來考察［44］，強調社會工作者不能凌駕於服務物件之上，需要警覺與服務物件在身體、情感和社會層面上的潛在權力控制關係，承認自己的偏見和侷限，鼓勵服務物件分享他們自己的經驗，幫助服務物件最大程度地承擔起行動的責任［43］。這樣，社會工作者與服務物件之間就成為一種相互教育的關係，每個人在與他人的交往中除了需要反思自身的狀況之外，還需要從對方的經驗中學習，形成共同參與的交往行動，這與哈貝馬斯所說的“交往行為”是一致的［5］163。
儘管結構社會工作揭示個人成長與社會結構之間的內在關聯，但是它對於社會結構的分析仍然偏向於階級差異性的理解，忽視了社會的複雜性和文化的多樣性，導致在實際的生活中往往無視人們在階級之外的其他社會訴求［45-46］，例如，性別的訴求、年齡的訴求以及職業的訴求等，使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結構視角在社會工作領域的運用受到明顯的限制［47］5。
四、社會結構視角的拓展：反排斥與反歧視社會工作
在社會生活領域，首先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結構視角提出挑戰的是女性主義，她們質疑運用單一的階級視角分析社會結構的合理性，在20世紀80年代拉起了女性主義社會工作的旗幟［48］。儘管女性主義社會工作也認同社會結構視角的基本理論假設，把人視為歷史和社會生活中的人，甚至直接提出“個人即政治”的口號，但是她們認為，過分強調現實性和權力關係就會忽視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聯［49］。這樣，女性的生活經驗就會受到人們的忽視，常常作為男性的“他者”，標籤為情緒化的瑣碎的個人故事［50］。如果說物質生產和權力關係呈現的主要是男性的工作領域，表現的是男性的成功邏輯，那麼人口生產和家庭關係才是女性的主要工作領域和需要適應的方式。因此，有關女性主義社會工作的討論必然需要重新回到馬克思主義的邏輯框架下進行再思考［11］17。顯然，女性主義社會工作不僅關注女性的個體經驗如何在具體的歷史社會情境中被塑造的過程，同時還關注女性生活經驗本身如何成為人們重新理解社會公平公正的基礎［13］19-20。可以說，女性主義為社會工作者探索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結構分析視角開拓了一條新的道路［51］。
在女性主義社會工作看來，包括早期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在內的結構社會工作隱藏著一種科學實踐的實證邏輯，注重事物之間的因果關聯，使用的是男性的語言和思維方式［52］，忽視了女性主義所倡導的從關係中理解自我與他人的可能［53］。所以，女性主義社會工作推崇一種從關係中理解女性的生活經歷和感受的思維方式，強調從具體場景出發分析女性所遭受的壓迫經歷以及女性個人實踐與政治經驗之間的聯絡，以解決結構社會工作所忽視的性別壓迫問題以及因男性中心主義帶來的邏輯困境［54］。英國著名的社會工作學者多米內利（Lena Dominelli）將女性主義社會工作定義為“從分析女性生活世界經驗開始的實踐，關注女性的社會地位與專業平等關係建立困境之間的聯絡，解決結構性的社會歧視”［55］。顯然，女性主義社會工作也認同“個人與政治”的基本分析框架，只是與結構社會工作相比，它更注重性別不平等的考察和挑戰［56］。
在女性主義社會工作的啟發下，黑人女性主義開始在社會工作領域探究另一種常見的社會歧視，稱為文化種族主義［57］。這種社會歧視是以人的身體屬性和種族的文化特徵為依據進行的分類，並賦予人們某種刻板印象以及價值和權力的過程［58］。顯然，無論種族還是文化，都是特定人群擁有的共同的社會歷史和經驗，需要放在社會結構的分析框架下來考察［59］。這樣，反種族主義社會工作就應運而生了，它聚焦於種族身份與文化差異之間內在關係的探討以及在地歷史和經驗的挖掘［60］80，要求社會工作者對在地的文化和社會身份保持敏感，警覺服務中的種族特權，透過族群內部的演變推動社會的改變，而不是藉助外力強迫加以改變［61］。
對種族和文化因素的強調與80年代初美國和英國社會出現因種族歧視導致的城市暴亂有關，在德國、法國和義大利則面臨難民的困擾［62］。此外，透過政策和服務的改革倡導社會融入也直接影響了社會工作的發展，特別是英國在1998年透過的“人權法案（The Human Rights Act 1998）”，直接推崇機會公平、平等對待的原則，使社會工作越來越關注保障社會弱勢人群平等權益這項重要功能［63］。到了90年代，反對各種不同形式的社會排斥和歧視的社會工作服務逐漸匯聚在反排斥與反歧視的理論邏輯框架下，形成以消除社會歧視、倡導公平社會為核心理念的統一的社會工作服務模式，稱為反排斥與反歧視社會工作［9］278。顯然，此時的社會排斥與社會歧視不僅涉及階級、性別和種族，同時還涉及年齡、能力和健康等，是各種不同形式的社會排斥和歧視的總稱，這也意味著反排斥與反歧視社會工作是一種以社會正義為導向的服務，並不預先聚焦於某種特定形式的歧視［64］。它以服務物件為中心，從服務物件所處的特定場景出發，由此分析服務物件面臨的排斥和歧視，尋找推動服務物件個人成長和社會改變的具體途徑和方法［65］。
儘管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結構社會工作、女性主義社會工作、反種族主義社會工作以及反排斥與反歧視社會工作等各自都有不同的稱謂，對社會結構也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它們都認同社會結構的分析視角，都假設人是歷史和社會中的人，它們一起構成了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辯證法為哲學基礎的社會工作的理論取向［41］63-64。這一理論取向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及生態系統視角不同，它假設社會是有結構的，表現為二元對立的權力衝突，它的基礎是物質生產，而社會秩序則是由社會結構、權力以及身份三者相互作用的結果［66］92。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辯證法對社會工作影響的深入，社會差異性的呼聲變得越來越高，從性別差異性的倡導到種族和文化差異性的提出，再到多樣差異性的認同，使得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的社會結構視角面臨多樣性和差異性的挑戰。
五、社會結構視角的轉折：後結構主義影響下的批判社會工作
到了20世紀90年代，受全球化和國際化運動的影響，人們的社會生活發生了劇烈變化，一方面人們的全球化意識在不斷提升，從全球化的視角審視在地的實踐成為人們日常實踐的普遍要求；另一方面文化和種族的衝突也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程序在不斷加劇，關注在地實踐的呼聲成為人們普遍的共識［67-68］，人們的生活不僅變得越來越多樣，而且遭遇的問題變得越來越複雜，涉及的主體也變得越來越多元［69］。個人與社會二元對立的宏大敘事在日常實踐中困難重重［60］39，除了社會歧視的複雜性之外，人們對社會歧視本身的理解也是多元的，導致社會工作者在倡導社會公平公正時常常顯得束手無策［66］93。正是在這樣的處境下，社會工作者開始學習以福柯（Michel Foucault）為代表的後結構主義理論，直接針對黑格爾以來的辯證法提出尖銳批評［60］50。自此，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的社會結構視角開始出現轉折。
福柯直接挑戰社會結構視角的宏大敘事，認為除了結構權力之外，日常生活中還有另一種權力，完全不同於結構權力［70］。這種權力是一種運作，不是已經擁有的固定結構，它呈現出來的是一種過程，而不是預先設計好的位置等級。而且，這種權力具有生產性，不僅僅只是壓制和限制，還能夠帶來生活的改變，它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權力，與由上而下的結構權力明顯不同［71-72］。福柯的權力觀讓社會工作者看到另一種實踐邏輯，它不是從宏大的社會結構敘事著手理解個人的成長要求，而是從人們的日常實踐出發解釋社會結構的影響，將個人成長與社會改變聯絡起來［60］45。
福柯還對語言和話語在人們經驗建構中的重要性進行了探討，堅持認為話語是人們使用語言相互對話交流的過程，它具有獨特性，與特定的時間和地點相聯絡，是特定場景中獨特規則和程式的表現［73］52。而且話語總是與權力聯絡在一起，不同的話語展現出不同的權力關係［74］。福柯強調，話語並不是連貫的，不僅同一場景有不同的參與者，他們每個人的話語不同，而且即使同一個參與者，也會在同一場景中需要與多個不同參與者對話，出現對話中的相互矛盾［71］80。因此，人們只需要探究話語是如何產生的、對誰造成了什麼影響，而不需要深究話語背後的“深層事實”［73］67。這樣，所謂的分析就不是尋找現象背後本質的這種靜態的理解，而是對自己在特定場景中的對話交流過程的動態體察。它不僅需要揭示特定場景對話交流中的矛盾之處，對呈現出來的相互對立的不同方面進行重新審視，這被稱為解構［75］，而且同時也需要針對解構之後出現的經驗衝突探尋新的解釋方式，讓不同方面的經驗能夠更好地呈現出來，擴充套件人們理解的視野，對經驗進行重新建構［76-77］。
在後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下，主體性的概念逐漸取代了傳統的身份概念，它強調在實際的生活中社會身份是人們在與周圍他人交往過程中呈現的狀況，是人們在這個交往過程中對自身和周圍他人的感受和認識［60］45。它包含了個人主觀的感受以及個人與周圍他人的一種積極主動的關聯，是個人的主體性［78］。因此，只有藉助主體性的概念，人們才能夠將自身所處的社會位置以及與周圍他人的關聯囊括到日常實踐的視野內，消除二元對立的觀察視角，發掘日常實踐中存在的不同層面、不同主體之間的改變的多種可能性［4］175。後結構主義理論認為，人們如果運用辯證思維，自然只會關注宏大的社會結構敘事，尋找普遍化、抽象化的社會發展的“真理”，看不到日常實踐差異性的哲學意義［79］。
正是在以福柯為代表的後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下，關注場景實踐的批判社會工作出現了，它要求社會工作者從生活場景實踐出發，放棄社會結構分析視角中的二元對立思維，認為這種“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思維實際上是一種決定論的命運觀，把人分為強勢與弱勢、主流與非主流等對立的兩大類，看不到特定生活場景的複雜性以及人在其中發展的多種可能性，忽視人的自決能力［80］。就專業關係而言，這種二元對立思維也把社會工作者與服務物件的交往簡化為有權與無權，不僅無法給服務物件帶來增能，而且還常常使他們陷入與自己生活經驗相割裂的困境中［68］11。實際上，這種關注場景實踐的批判社會工作是希望實現5個方面的連線，即個人與社會、微觀與宏觀、實踐與理論、社會工作者與服務物件以及話語改變與結構改變等，讓日常實踐中的不同方面都能夠同時呈現出來，避免重蹈二元對立的思維困境［81］。
六、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前瞻：社會結構視角的日常回歸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場景實踐的批判社會工作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結構視角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要求人們放棄二元對立的“客觀事實”的宏觀敘事，從日常生活的具體場景實踐出發，關注人們多樣化、多元化的複雜需要，運用話語分析的方式探索人們在人際交往中的權力關係，挑戰其中存在的不公平現象，以增強人們在場景實踐中的主體性，但是它並沒有放棄社會結構視角，也認同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是歷史和社會人的理論假設，只是採用了不同以往的差異化的思維邏輯，在場景實踐中透過不同主體的差異性的探尋，在日常生活中延伸出社會結構的關聯，將個人的成長與社會的改變融合起來，呈現出人與場景的動態關聯以及個人有條件的主體性［82-83］。
正是因為如此，場景實踐的批判社會工作也面臨嚴峻的理論挑戰，首先，在注重差異性的同時，也會使場景實踐出現變動性和不確定性，產生被後現代主義思潮稱為碎片化的問題［5］158。儘管不確定性給個人的發展和社會的改變提供了多種可能，但是它也讓人們無所適從。就知識論角度而言，這種不確定性很容易陷入不可知論［84］；其次，注重話語分析能夠讓不同主體的經驗和意義得到充分的呈現，不過，這種多元主義也會給人們的生活造成困惑，為人們道德上的不作為和利益上的爭奪提供藉口［47］14；最後，對人際交往中的主體性強調能夠增強人們的批判反思能力和自覺意識，給人們重新描述自己和解釋世界提供機會，但是忽視了意義解釋的歷史和社會現實［85］，也容易因差異性的推崇造成對貧窮和邊緣群體的忽視［86］。顯然，在後現代主義的語境下，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需要重新來理解它的社會結構視角，考察唯物論和辯證法與場景實踐之間的關聯，處理場景實踐中的不確定性、多元主義和主體性不足的困惑。
在處理場景實踐的不確定性方面，作為中國文化精神資源集中體現的中國哲學有著自己的探究方式，它假設生活是變化的，並且以變為基礎建立生活探究的方式［87］。這樣，“物質世界”就不是存在於人們感知之外的世界，它與人們的感知相關但又超越人們感知的世界。③因此，所謂的客觀性其實是人們面對不斷變化的“物質世界”的“科學”態度，能夠接納自己預期之外的變化，讓“物質世界”的不同方面能夠呈現出來，從而開啟自己的視野，深入“物質世界”中，這是一種紮根生活的策略［88］。可見，在不確定的場景實踐中，唯物論的客觀性已經不是一種是與否的客觀事實的判斷，而是對不斷變化著的生活的接納過程。④正是依據這樣的過程唯物論觀點，辯證法也就不再是之前的社會結構的分析，而是在變化著的生活面前讓變化“科學”呈現的方式。這樣，人們就需要對生活處境中自身經驗的侷限有所警覺，⑤透過調整自身經驗的感受狀況讓“物質世界”的另一方面呈現出來，正如老子的《道德經》所言，“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以其無私而成其私”。顯然，這是一種能夠讓“變化”呈現出來的社會結構分析。
仔細分析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工作的影響就會發現，無論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結構社會工作，還是之後的女性主義社會工作、反種族主義社會工作、反排斥與反歧視社會工作以及批判社會工作等，它們都在探討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之間的聯絡，偏向“生產關係”中的“關係”那一方面，因而也就關注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和話語實踐，強調其中的權力關係和公正性。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生產關係”還有“生產”那一方面，它與生產力相連，是人們的物質實踐。顯然，社會工作在引入馬克思主義時，忽視了人們的物質實踐，從而引發了相對主義的困境。這種物質實踐在場景實踐中就是人們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問題的過程，它注重科學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場景實踐中人們同時需要面對問題解決和話語實踐兩個方面的要求，既需要解決具體的實際問題，又需要以公平的方式呈現給周圍他人，“自由個性”也是基於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平等和諧的價值訴求和目標［89］。並且在歷史和社會兩個維度上延伸個人成長與社會改變之間的關聯，使人們避免陷入多元主義和主體性的困惑中。可見，在多元社會中，中國本土社會工作既需要結合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結構分析，又需要融入中國哲學注重“變化”的生活探究的精神資源。
七、結論
馬克思主義自20世紀60年代之後開始影響社會工作，它第一次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自然人放回到歷史和社會場景中，不僅為社會工作開創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同時還提供了社會結構的分析視角。儘管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的社會結構視角經歷了不同形式，從開始階段注重專業關係背後社會結構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到之後強調個人與社會結構相互作用的結構社會工作，再到側重多重不公平關係社會結構分析的反排斥與反歧視社會工作，以及90年代之後受到後結構主義影響而產生的關注場景實踐的批判社會工作，但是它們都傳承了馬克思主義有關人是歷史和社會人的假設，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於受到全球化和國際化以及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場景實踐成為新時代社會工作的關注焦點，使得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面臨生活的不確定性、多元主義和主體性不足的挑戰。為此，社會工作者需要將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的社會結構視角融入具體的生活場景實踐中，積極汲取中國哲學的精神資源，採用過程唯物論的觀點，從問題解決和話語實踐兩個方面入手，將人們的個人成長與社會改變緊密結合起來，真正在新時代的實踐中呈現社會工作所推崇的人文關懷，也以新時代的實踐推動馬克思主義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註釋：
①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是指直接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建構的社會工作理論，注重社會結構的分析；廣義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則是指採用社會結構分析視角理解人的成長改變要求的社會工作理論，它注重將個人的成長與社會的改變結合起來。
②在西方學術界，對於狹義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有不同的稱謂，最常見的稱謂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Marxist social work），或者激進社會工作（Radical social work）。
③在《論語》中有相關的論述，如《論語·顏淵》中所說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④在《中庸》中有相關的論述，如《中庸·第二十二章》中強調透過“至誠”，達到化育天地生命。
⑤中國哲學強調內省，要求對自身經驗審視，從而自覺地不斷提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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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專案：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案“新時代的場景實踐與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理論體系建設”（18BSH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