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芬奇是古典主義嗎
理念比媒介更重要
昨天晚上，我在中國大學MOCC 中看華南理工的《大學美育》課程。孫珉和周可老師關於“小便器可以是藝術品嗎？”的直播，讓我若有所得。
美育最初是面向貴族的，優美與崇高是西方古典主義的核心內容。
米洛的維納斯像，沉靜自尊坦蕩；《拉奧孔》對於痛苦的表現，包含著極大的剋制；科隆大教堂，縱向的線條直指蒼穹，讓凡夫俗子不自覺地叩拜上蒼。
科隆大教堂
無論是“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還是拯救、奉獻的超越性理想，都包含著一種
人類無法企及的完美
。
當杜尚給達芬奇的《蒙娜麗莎》這一古典主義的巔峰之作加上鬍子，當他把男性小便器命名為《泉》送進展覽館，藝術品便有了與以往不同的味道。
理念比媒介更重要。杜尚借男性小便池，表達自己對傳統藝術標準的諷刺和反叛。他消弭藝術與非藝術的界限，也拓寬了藝術發展的道路，
為出現新的“好”提供了可能性
。
也正是因為看到藝術家這樣做，普通人才會生出“我也可以”的念頭，才敢開啟視野，用審美的眼光，重新認識自己的生活。
周可認為，美不僅有悅目和好看，也包含著對生命的感動。愉悅和痛苦，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生體驗。
一個沒有痛苦、煩惱、焦慮和嘈雜感的人生，是被過濾了的，像蒸餾水一樣，乏味而單薄。
包容開放，才能儲存生機，這也是楚門執意走出“完美世界”的原因吧！
大先生
古者稱師為“先生”，大師的先生，是為“大先生”。最近兩天，我翻看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大先生》，很受啟發。
這本書將後生們對王國維、蔡元培、辜鴻銘、梁啟超、胡適、陳寅恪、魯迅等十八位大先生的追憶，整合在一起。我從追悼和懷念中，看到了大師與大先生在學術思想上的聯絡與差異，對為學、為師，也有了更深的體會。
先說“
為學
”。
梁啟超以“通方知類”，挽王靜安先生。他說，
靜安先生“觀察各方面都很周到，不以一部分名家”。他了解各種學問的關係，而逐次努力做一種學問。辯證最準確而態度最溫和，完全是大學者的氣象。年過五十而毫不衰疲，自殺前一天，還在討論學問。
顧頡剛悼念靜安先生，說他對於學術界最大的功績，是把經書當史料，把聖賢當凡人，把龜甲文，鐘鼎文，經籍，實物，做打通研究，說明古代的史蹟。
單就形狀來看，靜安先生拖了根辮子，是一箇舊思想的代表，但細察他的實在，卻是舊思想的破壞者。
學問的新舊不在材料，而在方法和思想。古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莫不專心致志，又踽踽獨行。
再談“
為師
”。
蔡先生以“相容幷包”的方針，將全國的學術權威匯聚在北大，
也用春風化雨的方式，培養和造就一代新人。
蔡先生到校的第一天，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他一反歷任校長目中無人、不予理睬的慣例，脫下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回鞠一躬。
到校不久，蔡先生就向全校發表演說，倡導教育救國論，號召學生們踏踏實實地研究學問，不要追求做官。
校長室的大院子，沒有保衛，沒有服務員，也沒有秘書，學生推門可入。出國考察，蔡先生獨來獨往，不驚動外交人員，只和同學們擠在小旅館裡。
但，蔡先生絕非“好好先生”。當傅斯年等人採用張貼匿名帖的方式，“討伐”小官僚模樣的同學時，他鄭重演說，告誡他們這是
喪失品性的開端
。
“五四”時期，北洋政府對蔡先生大施壓力與恫嚇，無論是偵探跟隨，還是謀客勸說，他都毫不畏懼，堅決支援和保護教師和學生們。
林語堂到北大拜訪蔡校長，發現在這樣一個儒雅書生的候客廳裡，陳列的竟是炸彈和手榴彈。
從 1917 年到 1919 年，蔡先生用兩年多的時間，將北大從一個官僚養成所，變成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
也以自己的
“器局識見”，
影響著繼任的北大校長和北大的學生們。
在傅斯年、蔣夢麟、馮友蘭、顧頡剛等人對蔡元培先生的懷念裡，我又一次體會到“為人師表”的分量。
忽而想起學生對我的那句評價——“談吐有度，溫柔儒雅”，內心只覺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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