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是樂府歌曲的一種載體就是什麼
今年9月開學後，位於成都獅子山的四川師範大學將啟動修建校內第一所博物館——四川民歌博物館。這所佔地約800平方米的博物館，從策劃到營建均由四川師範大學電子出版社負責。博物館的陳列內容，由四川師大首任文學院院長、著名辭賦學家萬光治教授提供。
自2004年6月始，萬光治教授和他的團隊歷時13年，搶救、整理四川21個市（州）181個區縣的3080首原生態民歌。萬光治教授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只有通過出版物或博物館的形式實現其充分的社會化，才能得到最可靠、最有效的保護與傳承。
田野考察搶救民歌
學術領域的一次
追本溯源
在萬光治教授家中，紅星新聞記者看到《四川民歌論集》《田野活態文獻考察與研究》以及四川民歌博物館布展文案等書籍與資料，此外，更有十卷本集聲、像、文、譜於一體《羌山采風錄》《四川民歌采風錄》。
指著《羌山采風錄》和《四川民歌采風錄》，萬光治向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感慨道：“你看，時代的發展與技術的進步有多快。2011年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羌山采風錄》時，其中277首羌族民歌的音像被錄入三個光碟。但到了2017年，由巴蜀書社出版《四川民歌采風錄》時，一個小小的隨身碟就收錄了3080首民歌。”
當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問到為何要耗費如此大精力作田野考察，採錄民歌，萬光治從民歌的發展歷程講起。他說，古代民歌產生於民間，因官方的取捨或文人的採擷，《詩經》《楚辭》以及漢魏六朝樂府等乃能流傳後世，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不朽經典。然而官方與文人的價值取向，並不完全等同於民間。經他們有意地刪削或無意地忽略，仍有更多的民歌被任其自生自滅。它們有的散落在歷史的長河，從此無法覓回。古代民歌留給後人的遺憾不僅於此。因當時技術的侷限，生動的歌吟失去了它的聲音，留給後人的只是文字軀殼。這個遺憾不僅限於古代，也見於當代。文化遺產最難儲存的是聲音，歌手一旦離世，他的歌聲也就永遠被帶走了。所以，萬光治最為看重的，是他和他自己的團隊對3080首原生態民歌的全息儲存。
萬光治不僅看重對民歌的搶救性保護，更看重對民歌的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北京大學國文研究所公開徵集歌謠，刊於《北京大學日刊》。這場“歌謠運動”雖然時間不長，但民歌自此成為現代文藝與現代學術關注的物件。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化部在全國組織民歌採集活動，完成並由各省編印了分省卷的《中國民間歌曲整合》。就其動機與目的、廣度與深度而論，“整合”這一工程非歷史上任何一次官方或個人的采詩活動可比，故其編成出版，利在當代，功在千秋。唯感遺憾的是，同樣限於當時的技術、經濟條件，《中國民間歌曲整合》未能借助音像的手段，儲存歌手的演唱原貌。即使有個別地區至今仍儲存有當年的錄音資料，歲月也已經把它們的光彩銷蝕殆盡。
“如果說歷史留給民歌的，只是無可奈何的遺憾，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民歌面臨的則是‘生存，還是死亡’的嚴峻挑戰。”萬光治說，生活方式的轉變、現代傳媒技術的強大覆蓋力，擠壓著民歌的生存空間；農村城鎮化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蠶食著民歌的生存土壤。如若不開展有意識、有組織、有規模的搶救行動，民歌有可能被扭曲為商品，甚至在不久的將來成為空谷絕響。
為此，2004年6月，萬光治以義工的身份，在四川師範大學、成都文理學院的全力支援下，成立了民歌研究所，以縣為單位採集、攝錄民間歌手演唱的原生態民歌，實施“民歌拯救行動”。收集地方和個人採編的民歌集、相關的自然背景與人文背景資料以及有關民歌研究的論文和專著，建立“民歌資料室”。同時，將音像資料磁帶轉錄入計算機硬碟，利用磁帶、隨身碟、DVD等多種硬體建立“民歌音像資料庫”，並不斷利用新技術、新材料，力求對所採錄民歌資料作永久性儲存。此外，還編輯出版和資助出版民歌採風集和相關研究論著，開展與民歌有關的學術與藝術交流活動。招收研究生，為民歌的採錄與研究培養人才。
“我之所以轉向原生態民歌的收集、整理與研究，除了個人興趣與上述原因外，我所從事的古典文學的教學與研究，與此實有更為直接的關聯。”萬光治說，古奧典雅的辭賦，曾經是他著力最多的研究方向。而關注力由辭賦轉向民歌，由大雅而趨大俗，從現象看，似乎是一次興之所至的學術轉向。然而辭賦的源頭本在“不歌而誦”的民間說唱藝術，只是因為它在後來文人化與案頭化的過程中逐漸脫離了口頭吟誦，其文字的記錄因此才有了典雅繁複的面目，所以，這樣的轉向，不過是在他學術領域的一次追本溯源。
經歷逾十年的田野考察，從古代文學的苑囿跨到門外，與民間歌謠親密接觸，一些不知產生於何時，且繼續存活於民間的歌謠俚曲，為萬光治的研究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引導他去研究一些過去不曾關注過的問題。
從民歌的收集整理 發現歷史文化的變遷
民歌既是藝術的寶藏，也是學術的寶藏
在採訪過程中，萬光治多次提及“活態文獻”這個概念。他說，“文獻”一詞包含兩個含義——“文”指文字文獻，“獻”指口傳文獻。民歌是口傳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作為固態形式的文字文獻相對，是活態文獻。他說，中國古代有豐富的以文字為載體的傳世文獻。他們經歷代官方與文人的整理，內容相對固定，可以稱作“固態文獻”。而口耳相傳的民歌一般很難考證其產生的時間，且在傳承的過程中又經歌手的不斷加工，故可以稱作活態的文獻。
固態文獻與活態文獻孰輕孰重？知名學者王小盾教授認為，活態文獻的歷史意義高於固態文獻。他說，中國人的文字，從甲骨文算起，只有三千多年曆史，但人類開口說話，可以追溯到十二萬年前。由此可見，語言作為一種文學載體和傳播媒介，其歷史遠遠超過文字。文學和符號學研究學者唐小林更認為，兩者的蒐集與儲存方式完全不同，固態文獻只涉及一兩種媒介，如書本、文物。而活態文獻則可能涉及多種媒介，如民歌的媒介就特別複雜，至少存在語言媒介、聲音媒介、身體媒介、實物媒介等，只有多種媒介聯合表意，才能接近民歌原生態。
萬光治正是從這些看似與他所從事的古典文學研究無關的民歌中，看到了它們潛在的文獻研究價值。“歷時13年的採風，口耳相傳的民歌乃至一些充滿鄉土味的現象存在，深化乃至糾正了我很多關於古代文化與古代文學現象的認識。”他給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聽了一首四川省萬源縣非遺傳人何德山唱的《背二哥》：“背二哥，背二哥，哪個喊你背那麼多？你把銀錢看淡些，請個堂匠幫你背上坡。”背二哥源於舊時的四川民間。古代運輸貨物，江河有楫，平原用車馬，唯有高山與深丘只能肩挑背扛。所以在四川盆地周邊地區出現了背二哥這樣的人力運輸方式。背二哥們結伴出行，路途中常伴以歌聲。歌中唱的“堂匠”是什麼意思？經過了解，萬光治發現“堂匠”一詞源於河南省魯山縣。傳說魯山縣是墨子的故鄉，在這裡曾經有互幫互助的民間組織——堂匠班。堂匠班的成員主要為當地的農民與手工業者，他們祭祀墨子，因為墨子提倡兼愛互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底層人民的利益和願望。如誰家蓋房、挖井等，大家都一起來幫忙。民歌裡唱到“請個堂匠幫你背上坡 ”，可見在四川的秦巴山區，已有“堂匠班”存在，甚至已經有人將“堂匠”作為一種職業，專門在路陡難行的地方助背二哥一臂之力。此外，在四川秦巴山區的民歌中出現了河南特有的方言詞彙，也說明了長期以來地方文化的往來與融合。
隨著田野考察不斷深入，萬光治還以民歌與傳世文獻互證，對歷史文化現象作更深入的解讀。他從藏羌鎧甲舞、征戰歌共有的儀式特徵與儀式性質，看到了周人伐商的“前歌後舞”與屈原《國殤》所記祭祀的原始形態。從《月兒落西下》與《逍遙記》關係的發現，看到了古代曾經有過的刪詩、摘唱現象以及長篇敘事民歌的歷史存在。從民歌歌唱與口誦的互動，看到了古代賦體文學口頭傳播方式與其語言特徵的形成。從鄉村民歌在傳播中普遍存在的依聲填詞、看到了民歌向曲牌與詞牌轉化的生動過程……
誠所謂有心插柳、無意成林，本來以單純記錄詞譜聲像為目的的搶救性採風，最後竟然激發出前所未有的學術熱情。萬光治在《四川民歌采風錄》出版時寫下近十萬字的《緒論》，並留下若干尚待思考、有待成文的問題。他告訴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活態文獻的民歌與傳世文獻相結合，在文學史、藝術史乃至文化史研究方面，都極具潛在的學術價值，值得我們予以充分重視。”
營建民歌的聲音博物館 讓民歌在多學科領域發光
在集文字、樂譜、影象、影像、影片等多種媒介形式於一體的《四川民歌采風錄》出版後，萬光治便有了建立四川民歌博物館的想法。
據萬光治撰寫的《四川民歌博物館布展文案》，四川民歌博物館分八個展廳：四川民歌概說，四川漢族民歌（一），四川漢族民歌（二），四川藏族民歌，四川羌族民歌，四川彝族民歌，各族移民與四川民歌，四川民歌的改編與傳唱、保護與研究。其中，每個展廳分門別類，用具有代表性的民歌展示各民族、各地區的民歌特色。屆時，觀眾不僅可以看到採風時的圖片、歌詞、樂譜，還能透過掃描二維碼聽到該歌曲的原聲。“最後，博物館將設定一個民歌試聽室，有3080首四川民歌與根據四川民歌改編的合唱歌曲可供觀眾欣賞、下載。”萬光治認為，四川民歌博物館選址校內，首先是為教學服務，其次是面向社會開放。他希望這座有聲博物館不僅為音樂工作者提供參考與研究，從事宗教、民俗、社會學、人類學等各領域的專業人士，都可以從中發掘出它的價值和意義。
側記
——萬光治給年輕人的四點建議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在採訪結束時，萬光治應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要求，就自己13年來對四川民歌採集過程中的經驗和體會，提供給年輕人作參考：
第一、做事存有好的動機和目標。比如搶救與保護四川民歌，在當前已經刻不容緩。這個工作一旦啟動，無論其收穫大小，都是對社會作出的貢獻；
第二、做事要有好的開頭。1995年，萬光治曾和他的小團隊考察鴉片戰爭以後南絲綢之路歷史功能的變遷。但由於缺乏經驗，更缺乏充分的準備，採訪的內容與質量不高，是一次失敗的考察。正因為有了過去的失敗的教訓，所以萬光治在2004年出發之前，對採錄民歌的原則、方法做了縝密的策劃，這才有了後來的成果和收穫；
第三、做事需要順勢而為。任何工作一旦啟動以後，你會發現在這個過程中將面對很多問題，這些問題不在最初設想的計劃之中。比如萬光治最初計劃採錄西部的民歌，最後才發現非一己之力所能完成，於是及時調整為首先採錄四川民歌。此外，在田野考察的過程中，隨著採錄材料的不斷豐富，自然開始有了比較與思考，於是有了學術的研究。同時，因為感動於四川民歌的魅力，更有了將其推介給社會的想法，於是就有了後來與四川師大文學院、音樂學院合作而推出的“四川民歌合唱音樂會”，以及正在籌建中的“四川民歌博物館”。可見出版圖書、開展學術研究、舉辦音樂會、籌建博物館，最初都不在萬光治最初的計劃之中，它們都是採錄四川民歌工作啟動後順勢而為的產物；
第四、需要強調的是，上述種種收穫，皆有賴於對目標的堅持；唯有持之以恆，方能水到渠成。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 喬雪陽 曾琦 攝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