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作商人婦什麼意思
絲綢之路的文物
隨著李唐王朝的統一，在採取了一系列對外擴張休養生息的策略之後，政治上趨於穩定，在此基礎上商品經濟得以迅速發展起來。詩人姚合在《莊居野行》中寫道：
客行野田間，比鄰皆閉戶。借問屋中人，盡去作商賈
。可見棄農從商者甚多，堪比現在農村的空心村、留守村，青壯年都外出務工不事農桑了。
而對外，則在邊境開通了不少互市榷場。例如與黨項的互市的開通，滿足了中原農業與軍事的需求。元稹在《估客樂》中寫道：
求珠駕滄海，採玉上荊衡。北買党項馬，西擒吐蕃鸚。
由於大唐軍事需要，加上商賈鉅富對奇珍異寶的搜求，党項、吐蕃、突厥、回鶻、粟特等地的馬匹和奇異事物透過各地的互市源源不斷的被輸送到中原地區。而中原所產的絲綢瓷器等生活用品及鐵器等軍事物資同樣也被周邊地區所需求。而這些部族除了與中原直接貿易之外，還充當了與阿拉伯等地區的中介或中轉商角色，從中漁利。正因為如此，唐代律令也允許外國商人在內地開設店鋪，直接或間接的從事商業活動，保護這些商賈的合法權益。此時的長安、洛陽、揚州、廣州等成為了世界經濟樞紐，致使來自各國的從業者商賈雲集。這也是絲綢之路以及海上絲綢之路在唐代的發展見證。
雖然在大唐立國之初依舊遵循重農抑商的策略，但隨著商業發展，商品流通以及隨之而來的商人勢力的壯大，中唐之後出現了很多重商言行。這些現象必然會影響到處於江湖與廟堂的各色文人政客的思想和創作。李白在詩中記載：
雲陽上徵去，兩岸饒商賈
。韓愈、白居易等人也在詩文中逐漸出現了關於商業行為的描述。這種社會觀念的變化，對商人群體而言，整體上是有利的。
隨著商業文化的發展，商人勢力的影響力日益增強，這一獨特群體自然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在蟄伏几百年之後，商業與商人開始在文人筆下漸次出現。而商賈勢力的增強壯大，也勢必會對個體價值的實現提出更多的要求。經濟繁榮帶來的不僅僅是社會的發展，也會對人們的價值觀作出更多的影響，這些影響不全部都是積極的。比如追求享樂、生活奢靡等逐漸被人們認可，而朝堂腐敗、進身制度的破壞，都刺激著人們對固有價值觀的懷疑。於是敏銳的文人在自己的詩文裡以深刻的洞察力刻畫了商業與商人的社會形象和生活面貌，展示了商人的苦樂哀愁。
大唐經過歷次擴充套件，疆域廣闊，再加上對外貿易，和資訊不暢，導致行商之遠，也就意味著行商之艱。白居易用“
行者多商賈，居者悉黎氓。無人解賞愛，有客獨屏營。
”來描述在偏僻異常的地方也能見到商人的足跡。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行商途中充滿各種危險，在盛唐的時候還能避免社會治安導致的人禍，但在安史之亂之後的時期，常可以看到“
白日持角弓，射人而取財“
（王烈）
，
以及“
寇盜伏其路，猛獸來相追，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歧
”（劉駕） 的人禍，或者類似“
無言賈客樂賈客多無墓。行舟觸風浪，盡入魚腹去
”（劉駕） 惡劣的自然條件導致的身心損失無法及時獲得救助，都會對他們構成致命 的打擊。在資訊不暢的年代，這些災難對行商群體有時候是毀滅性。所以我們在詩歌中不僅僅可以看到詩人對商賈鉅富的“
高貲比封君
”（劉禹錫）、“
朱門酒肉臭
”（杜甫）的批判，也能看到他們用“
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
”（黃滔）、 “
自嘆生涯看轉燭，更悲商旅哭沉財
”
（元稹）對商人所經歷的艱辛以及為獲利而甘冒風險給予極大的同情和悲切。
正因為行途多艱，造就了商人追求及時行樂的品性：
蕩槳巴童歌竹枝，連檣估客吹羌笛。
（劉禹錫）他們在絲竹絃樂之中沉醉，觀歌舞、醉飲酒，好不快活。只是委屈了那些嫁做商人婦、獨守望夫歸的女子。她們在江頭岸邊凝望，望見的只是碧水連天，櫓聲連連：“
莫作商人婦，金釵當人錢。朝朝江上望，錯認幾人船。
”（劉採春）。她們在深夜裡孤獨落寞，在燭火明滅之間嘆息， 青春易逝，追悔不已：“
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李益）。商人行跡不定，宛若飄萍，“
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訊息
”（李白），天意相隔，音書難寄，左三年右三年，見面又無期。淚水灑滿衣袖，悲愁難訴，多少商婦，在等待中老去。這也導致了人們對商人群體重利輕別離的印象，也是商人地位不高的緣故。而白居易在《琵琶行》裡也描述了一個年老色衰不得已嫁做商人婦的形象：“
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樑買茶去。
”這些描述依舊透射出人們對商人的鄙薄之意。過期的歌姬嫁做商人婦，在世人眼裡還是商人抬高了自己的身價。然而在茫茫的唐詩中，難道找不到商人重利亦重情的例子嗎？其實不然，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中記載了燕足系詩的故事，李白也有《長幹行》“
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
”明寫商婦情深，暗含了商人的情感。
行商的艱難以及唐律對外國商客的坐商政策，使得唐代各色貨物店鋪琳琅滿目。有胡姬開設的酒吧：
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李白）；有各地的布匹：炎洲布火浣，蜀地錦織成（白居易）；有來自遠洋的香料：異國名香滿袖薰（章孝標）；有各色美食：“胡麻餅樣學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爐”（白居易），“豉化蓴絲熟，刀鳴鱠縷飛”
（杜甫），
“
更有臺中牛肉炙
”
（李白）；也有底層勞動人民出售貨物換取錢財的“曉駕炭車輾冰轍
”，賣炭的老翁早早的來到了皇城門外，靜靜等候著城門開啟，進城趕市。
這些貨物從世界各地運來，“經營天下遍，卻到長安城”（元稹）。
無論詩歌中商人的形象是正面的討喜的還是反面的鄙薄的，他們都無可替代的進入了人們的生活中，也進入了詩歌文化中。雖然詩中的形象是片面的零星的，但是商人商業作為一個獨特的形象以不可阻止的事態進入了創作者的視野，展現在讀者面前。在中古社會，中國把人們的階層劃為“士農工商”這不僅僅是社會分工意義上的區別，也是社會身份地位以及收入來源的一種文化界定。嚴格的身份固化和等級制度，讓商人在歷代文學記載中都有兩個明顯的標記，即錢財豐厚的富，身份鄙薄的賤，從而造成經濟實力與政治地位的不協調，進而導致他們的物質與精神相背離的現象。他們被人羨慕：終朝美飯食，終歲好衣服（白居易），也被人咒罵：死去見閻王，背後插掃帚（拾得）。無論如何，商人在文學中的形象都將日益趨於飽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