況復陽和景漸宜,閒花野草尚葳蕤,風吹柏枝將何為的意思
（王清茗）公元1457年，明景泰八年，又稱天順元年，朝廷重犯于冕被髮配到山西絳州龍門遭受苦役。令人吃驚的是，作為朝廷欽犯，于冕在當地並沒有受到過多的刁難，甚至有閒暇的時光去整理父親的遺作，而被外界極度妖魔化的錦衣衛，也居然對他網開一面，沒有趕盡殺絕。
于冕是被父親的罪名所牽連。宦海浮沉，是于冕所能預料的，但父親突遭厄運凌遲致死，卻是于冕所不能接受的。在龍門漫長而痛苦的幾年內，他一直上疏朝廷，為父伸冤。當年未出正月，在西湖畔他家那處勉強可以成為“官宦之宅”的破屋中，突然闖進來一幫氣勢洶洶的錦衣衛，手持上諭抄家問罪。
於宅本來家徒四壁，除了書稿沒有什麼可值錢的東西，唯獨中堂大門緊鎖。讓錦衣衛遺憾的是，破門而入的中堂內，除了皇帝賞賜的璽書、袍鎧、冠帶，依舊一無所有。或許是錦衣衛為這位大臣清廉所感動，放棄了對於冕的追殺。
于冕的父親就是世人熟知的于謙，他的那首《石灰吟》婦孺皆知。
石灰吟
明·于謙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與《石灰吟》相應的，于謙還有一首煤炭吟：
詠炭煤
明·于謙
鑿開混沌得烏金，藏蓄陽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爐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賴生成力，鐵石猶存死後心。
但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
這首詩，是于謙在越級提升為兵部右侍郎後，巡撫河南、山西時所做。在山西、河南這裡兩個地方，就耗費了于謙19年的心血，整整佔去了他生命的三分之一。
山西十年九旱，河南十年九澇，19年間于謙就是在兩地往來反覆。在當時的生產力下，澇災尚可預防，但旱災就不是人力所為的情況下，可想治理艱難。于謙理晉期間，又恰逢山西年景歉收，千里餓殍下，于謙以悲天憫人的心態，希望上天用對他身體的懲罰換取甘霖普降。
入春狂風大作加以久無雨雪因以自咎
明·于謙
巡撫失政固予罪，竊祿偷安心獨愧。
願移災咎及予躬，免使蒼生受憔悴。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古人看來，是絲毫不能損毀的，更何況深文大義的于謙？在於謙身上，絲毫看不到官場作秀的痕跡，于謙只想在與天地抗爭中，完成一個文人士大夫的奮鬥目標和精神歸宿，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對山西的治理，自然不比金戈鐵馬的敵我交戰要汗快淋漓，卻需要俯首甘為，需要萬事親躬，與馬上得天下不可同日而語，但這段時光應該是他宦途最為穩定和相對安逸的時期，遠比朝廷的勾心鬥角要舒適和暢意得多。明清之際的官場苦於人情世故，在外做官的要給京官送禮，求得皇帝身邊有美言，好圖更大的功名利祿。而唯獨于謙偏偏不諳此道，回京述職多是兩袖清風朝天而去，廟堂之上唯此人獨來獨往。
這是一條孤寂而艱險的道路，于謙一生都在走這條險路。年少時候他參加科舉考試，才華橫溢的狀元卷卻被主考官降為三甲末名，與名落孫山僅一步之遙，只因不願意賄賂考官。出仕之後，一匹瘦馬、一蓑布衣，便是為官體面，以至於隨從都抱怨其壞了官場規榘。但其治下山西卻一改頹勢變得一片繁華，以至於于謙自己在奏摺中都高興地說河南、山西積穀各數百萬。
人求蘊藉雅素外
道在優遊汲古中
如今，于謙所撰的這幅對聯還掛在太原的晉祠，或許可以從另一個側面顯示出于謙清白留人間的樸素和率真的方向。北宋以來，士大夫的“大曆名節”被統治者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國家戰略高度進行培養，形成了以仁義為核心、克己慎獨為內斂、經世致用為外延的儒學精神，如同巨大根系派生出的枝蔓，延伸至社會各個角落，維繫著王朝命脈。
自二十五歲入宦途起，于謙先後出使湖廣，招撫川貴，巡按江西，三十三歲時巡撫河南、山西至華髮蒼顏，特立獨行和倔強的性格，使他在後來北京保衛戰中以及後續穩定朝綱政治鬥爭中，佔據了先天的心理優勢，毫無介意官場顧慮，倒也完全符合于謙“粉身碎骨渾不怕”的人生追求以及“但願蒼生俱飽暖”的為官目標。
卓越的地方管理才能、高超的中央集權領導能力和強硬果敢的外交才華，使其在晚年朝廷中享有極高的威望和權利。後人很難界定他是文臣還是武將。與治晉治豫不同的是，于謙面對外敵入侵的果敢與自信，超越著當朝任何一位願意馬革裹屍的將軍。
位高權重下，自然朝廷中少不了逢迎之人，有人推薦于冕做官，但被他嚴詞拒絕，並將于冕遣回老家侍奉老母，而在京城的他卻獨善其身，妻子故去多年也未再續絃，一切非本分的奢望都與己無關，在內憂外患的景泰年間，他心中就是社稷與百姓。
作為士大夫來講，于謙已經做到了人臣的極致，士大夫追求的終極目標；作為大明朝來說，于謙的存在，為閹黨與貪墨橫行的官場帶來一股清流和中興之望，以至於代宗景泰皇帝都對他言聽計從。天下所有人都明白，這是一位忠臣，一位幹臣：一方面需要禦侮強敵，重整河山，另一方面還要面對朝廷內部的種種紛爭和利益平衡（黨爭）。
憂國憂民，但于謙恰恰忽視了憂其君，忽略了最根本的權利——皇權，甚至忘記天無二日的古訓，在步步驚心的宮鬥中，一步步把自己逼上死路。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晚上，本是燈火輝煌的時刻，不料月黑風高。被幽禁的宣宗朱祁鎮被奪門而入、滿身甲冑的武士所驚嚇。
起初他以為是代宗要對其下毒手，哪知這幫將士倒頭就拜山呼萬歲。第二天早朝，群臣們叩拜後才發現，龍鬚寶座上已經易主，代宗暴病馭天。
這一段歷史，被稱為“奪門之變”。英宗是于謙用身家性命和身後名節，從瓦剌軍中“賭”回來的，本來於英宗有恩，但因為擁護代宗繼位，與英宗又勢如水火，自然“謀逆”罪名成立，皇帝龍顏震怒下，萬事皆空了。
不能否認，假若換個方式和位置，在朱仙鎮，于謙就是嶽武穆；在元大都，于謙就是文天祥；在崖山，于謙就是陸秀夫。可惜歷史不給他這樣以死殉國的機會，甚至開一個天大的玩笑，讓他所有願望都滿足之後，給他滅頂之災。一切意料之外，但在情理之中。
于謙死後，于冕的故事被人不斷演義，直到現在的文學作品中還經常提及。十年前風靡一時的香港電影《新龍門客棧》就是以此為原型展開的，似乎印證著于謙的另一首詩：
北風吹，吹我庭前柏樹枝
明·于謙
樹堅不怕風吹動，節操稜稜還自持，冰霜歷盡心不移。
況復陽和景漸宜，閒花野草尚葳蕤，風吹柏枝將何為？
北風吹，能幾時？
于謙死後八年，英宗崩，繼任者明憲宗成化皇帝為其平反昭雪。追諡“肅愍”。明神宗時，改諡“忠肅”。于冕整理其詩作，成《於忠肅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