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家音信絕南鴻用數字怎麼理解
論及邊塞詩，人們往往聚焦於昂揚壯大、雄奇豪邁的以岑參、高適、王昌齡為代表的盛唐歌行體或七言絕句，後雖逐漸將視點轉至深邃古拙、哀婉悲怨的以李益、盧綸等為代表的中唐以五古、五律為主要形式的邊塞詩。
似乎邊塞詩到此便戛然而止。
但細讀整個唐代邊塞詩，雖然晚唐邊塞詩隨著文運、世運而日漸衰落，但的確也還存在一個相當長的延續過程。且因時代環境、詩人心態的變化而表現出與盛唐、中唐邊塞詩迥然不同的特點。
晚唐國勢日漸衰微，各種社會危機日趨嚴重，宦官專權、藩鎮割據、朋黨之爭、邊患頻仍，統治者忙於自救，已完全失去了盛唐、中唐時期開疆拓土、成就帝王大業的氣魄。
文人士子也因時運艱難，失去了往日立功邊塞、從軍幕府的豪情，邊塞詩的創作主體也隨之發生了變化，既沒有了像岑參、高適那種長期投身軍幕、對邊塞充滿神奇嚮往並熱情謳歌邊塞生活的大詩人，也沒有中唐像李益那樣幾度出塞、對邊塞戰爭有深切體會、傾心創作邊塞詩的名家。
晚唐邊塞詩非常分散。幾乎整個晚唐詩中都有邊塞詩的影子，卻又缺少集中創作邊塞詩的一流大家和遺響千古的名篇。
然而，在一些中小作家的詩中，還是存在著一定數量、且有一定質量的邊塞詩。如果以長慶四年作為中晚唐分界的話，晚唐則在姚合、張詁、薛逢、項斯、馬戴、李頻、曹鄴、高駢、雍陶、許棠、曹松等人的詩中，時有邊塞佳篇閃現。
而比較集中、有一定特色的往往是那些或為邊將、或有較長的軍幕生涯、或有一定遊邊經歷的詩人創作的，如馬戴、張枯、高駢、曹松、雍陶、李山甫等。
他們的邊塞詩產生在對邊塞生活的親身體驗的基礎之上，所以能對晚唐邊塞生活作較為全面的直接觀照，又能結合晚唐病態社會的時代氣息，注入自己的切身感受，抒寫出既和盛唐、中唐邊塞詩一脈相連，又深深打上晚唐烙印的大漠之聲。
01 晚唐邊塞詩和盛、中唐邊塞詩的主題格調差別
由於盛唐邊塞詩是產生於王朝鼎盛、國勢煊赫的氛圍中，尚武輕文、開疆拓土成為統治者的基本方略，從軍邊塞、建功立業是文人士子追求自我價值的最佳構想，因此，此期的邊塞詩的主題主要是謳歌戰爭、粉飾沙場、弘揚犧牲精神的，其格調顯得昂揚向上，慷慨悲壯。
“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願將腰下劍，直教斬樓蘭”，“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在詩歌中始終激盪著馳騁疆場、馬革裹屍的英雄豪氣。
即使偶爾有“死是徵人死，功是將軍功”，“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的不平與哀思，但決非初、盛唐時期邊塞詩的主旋律。
中唐邊塞詩已沒有盛唐時期的那種磅礴大氣，頻繁的邊患和此起彼伏的內亂，使唐帝國始終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社會矛盾和文人心態日趨多元化。統治者失去了往日開邊拓土的能力與氣魄，總是在顧此失彼中張皇失措。
雖然安史之亂後也曾頻繁地調兵遣將，但其主要的心力已經轉向內部改革和平定內亂。如大曆、貞元年間的改革漕運和稅法，永貞、元和年間政治革新和軍事削藩等，這自然會引起中唐詩壇整體格局的變化。
其主格調由盛唐的豪放之歌變成了邊塞之怨，由言志述懷的宗旨換成了感事寫意，邊塞題材在唐人創作中一變而為對社會憂鬱。
但由於盛唐氣象在中唐還存有餘音，貞元、元和間的脆弱中興又給文人士子們太多的虛幻理想，因此，中唐的邊塞詩在以“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徵人盡望鄉”，“磧裡徵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的厭戰、怨戰聲中，仍有鼓吹殺敵報國的情懷。如“將軍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男兒當為國，破敵如摧山”的靼韃鏗鏘之聲，還多少帶有些盛唐邊塞詩之遺響。
然而，晚唐由於時局的江河日下，不可挽回，創作主體的心態已墮入消沉與絕望的深淵，邊塞詩也就一變而為反戰、休戰的呼聲而顯得異常的淒厲與沉痛。
02 晚唐邊塞詩的4種主題表現
晚唐邊塞詩主題的表現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型別：
一是極力描繪邊塞戰爭的血腥肅殺之氣，以抨擊朝廷的平戎失策給士卒帶來的沉重災難。
如李山甫《兵後尋邊三首》之一：
“風怒邊沙迸鐵衣，胡兒胡馬正驕肥。將軍對陣誰教入，戰士辭營不道歸。新血濺紅黏蔓草，舊骸堆白映寒暉。胸中縱有銷兵術，欲向何門說是非。”
之三：
“旗頭指處見黃埃，萬馬橫馳鶻翅回。劍戟遠腥凝血在，山河先暗陣雲來。角聲惡殺悲於哭，鼓勢爭強怒若雷。日暮卻登寒壘望，飽鴟清嘯伏屍堆。”
如此直接地描繪邊塞戰場的血腥與恐怖，是任何盛、中唐邊塞詩所未曾有過的。從詩中我們可以間接讀出詩人對戰爭的強烈反感和對生命的深沉呼喚。
“戰士辭營不道歸”再也不是“欲飲琵琶馬上催”那樣的浪漫與灑脫，而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和蒼涼。
如果說盛唐邊軍從容就死有明確的價值指歸的話，那麼晚唐士卒的無奈殉難就帶有明顯的糊塗性。
相比盛中唐，晚唐邊塞詩對生死的價值作了更加理性的思考：
既精到的描繪殘酷的現實，還深沉的追索戰爭的負面意義和造成悲劇的根源一統治者對士卒生命的賤視和安邊禦侮的失策。
第二種方式是用抒懷、寄遠、懷遠的方式直接抒發對戰爭的憎恨與反感。
如馬戴《塞下曲》：
“旌旗倒北風，霜霰逐南鴻。夜救龍城急，朝焚虜帳空。骨銷金鏃在，鬢改玉關中。卻想羲軒氏，無人尚戰功”。
由於馬戴在會昌末至大中年間的一個較長時期在太原軍幕，其邊塞詩主要作於此時，因有切膚感受，故其邊塞詩寫得格外真切、悲愴，反戰的呼聲也就更為急切、直接。
再如高駢的《塞上寄家兄》：
“櫟萼分張信使稀，幾多鄉淚溼征衣。笳聲未斷腸先斷，萬里胡天鳥不飛”。
高駢是晚唐朝廷倚重的邊將，但在他的詩中卻明顯地感到消沉和悲涼氣氛，極少有縱橫沙場、引兵殺敵的鬥志和豪情。
就是在他受詔領軍時的《言懷詩》裡，也是“恨乏平戎策，慚登拜將壇。手持金鉞冷，身掛鐵衣寒。主聖扶持易，深恩報效難。三邊尤未盡，何敢便休官”的“易水悲歌”似的感慨，給人以知其不可為而勉強為之的獨木難支之感。
他的邊塞詩如《邊城聽角》、《塞上曲》二首、《邊方春興》等均是低迴絕望的格調，幾乎找不到半點陽剛健朗之氣。作為邊關將帥之詩如此，邊塞詩在晚唐的格調自然可窺一斑。
和他相比，曹松的邊塞詩的反戰意味顯得更激越和直接一些：“誰道滄江總無事，近來長共血爭流”，“請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近乎對邊塞戰爭赤裸裸的揭露和對戰爭意義的徹底否定。
三是透過遊邊的文人士子對戰後疆場荒敗景象的客觀描繪，揭示戰爭給人類造成的災難性後果。
如李鹹用《壠頭行》：
“行人何彷徨，壠頭水嗚咽。寒沙戰鬼愁，白骨風霜切。薄日朦朧秋，怨氣陰雲結。殺成邊將名，名著生靈滅。”
李山甫的《兵後尋邊三首》之三；
“千里煙沙盡日昏，戰餘燒罷閉重門。新成劍戟皆農器。舊著衣裳盡血痕。卷地朔風吹白骨，拄天青氣泣幽魂。白憐長策無人問，羞戴儒冠傍塞垣”。
從這些詩歌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如同漢末“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陰森可怖的氣氛。“殺成邊將名，名著生靈滅”，將邊將和百姓進行直觀對比，冷靜地剖析戰爭的意義。“新成劍戟皆農器，舊著衣裳盡血痕”是對戰爭破壞人們正常生活，迫使他們趨身鋒鏑、血染疆場的直接揭露和抨擊，痛心疾首地透露出對和平的嚮往與期待。
四是晚唐還存在一些反映西南邊陲和“南蠻”之間戰事的邊塞詩
。
從八世紀中葉開始，“南蠻”不斷入寇，尤其在宣宗大中年間和懿宗鹹通年間，唐與南詔之間的關係近乎破裂，戰事連綿，西南川、滇、桂乃至湘、黔地帶屢屢有“蠻民”的入侵或反叛，西南地區成為新的邊塞。
如《資治通鑑》載：
“鹹通二年春，懿宗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南安，擊南蠻”“四年三月，南蠻寇左右江，侵逼邕州”“五年⋯南詔帥群蠻近六萬寇邕州……甫畢，蠻軍合圍”。
對於這段時期蠻漢戰爭之慘烈的記載，在晚唐樊綽的《蠻書》中有更加詳細的描述：
“鹹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蠻賊逼交州城，河蠻在蘇歷舊城置營，及分佈賊眾在排筏士僅二千餘人⋯⋯”“鹹通四年正月三日，陣面上擒得撲子蠻拷問之，並不語，截其腕亦不聲……”
由此可見，西南邊患日益深重，自然蠻漢戰爭會引起一些晚唐詩人的注意而成為邊塞詩的新題材。如雍陶《哀蜀人為南蠻俘虜五章》，將視點集中於蠻軍奪掠漢家人口、蜀地邊民大批淪為蠻人俘虜的現實，著重表現西南邊防之脆弱與邊塞人民之痛苦。
“但見龍城還漢將，豈知佳麗屬蠻兵。”，“此中剩寄思鄉淚，南去應無水北流”“越騙城南無漢地，傷心從此便為蠻。冤聲一慟悲風起，雲暗青天日下山”……
這些詩成為西南邊地戰亂生活的一組剪影，曲折寄託了詩人對朝廷無能的失望與悲涼。
另外，
馬戴詩《蠻家》卻從另一個側面表現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異域風情
：
“領得賣珠錢，還歸銅柱邊。看兒調小象，打鼓放新船。醉後眠神樹，耕時語瘴煙。又逢衰蹇老，相問莫知年。”
在我們面前真實地展現出一幅“蠻民”風俗畫。如此直觀地表現“蠻民”生活、把邊塞主題從西北大漠移到西南“蠻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唐代邊塞詩的充實與突破。
總而言之，邊塞詩作為唐詩的重要一脈，走過了從初盛唐的頌戰、尚戰，中唐的怨戰、厭戰而至晚唐的休戰、反戰的全過程，其格調也由盛唐的明朗壯大、中唐的哀婉幽怨而變為晚唐的淒厲和沉痛。
如果把邊塞詩在盛唐比作中天麗日，在中唐比為午後斜陽，那在晚唐它就是一抹絢麗的餘暉。它給唐代邊塞詩劃上一個完整的句號，同時也為後代文學埋下了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