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不清是什麼意思
引言
十八世紀中葉，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範圍的逐漸擴大，地主經濟也被捲入商品貨幣關係，這就刺激了地主階級對擴大土地佔有面積和追求農產品收入的貪婪慾望，因而造成了封建剝削的加重。
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中國封建社會已經進入末期。此時，雖然封建生產方式仍占主導地位，但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在封建社會的母體中卻有了顯著的發展。社會經濟關係的變化，相應地引起了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雖然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仍然是當時社會的兩個主要對抗階級，它們之間的矛盾仍然是社會主要矛盾，但是新的階級階層已經開始產生。這種深刻的社會變動，就是這次農民起義軍成份十分廣泛而複雜的根本原因。
農民階級是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生產力量，屬於被統治階級。由於農民階級內部的經濟狀況不同，又可分為貧僱農、自耕農（中農）和富農階層。
農村各階層的比例，缺乏全面的精確的史料記載，這裡僅以長江下游的一個圖（共一百一十戶）為例可見其一斑。從圖內農戶對土地的佔有情況來看，屬於貧僱農和自耕農的戶數共有一百戶，約佔全圖總戶數的百分之九十點九，屬於地主富農的戶數共十戶，約佔全圖總戶數的百分之九。而農民階級主要的是貧僱農和自耕農這兩大階層。
十八世紀中葉，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範圍的逐漸擴大，地主經濟也被捲入商品貨幣關係，這就刺激了地主階級對擴大土地佔有面積和追求農產品收入的貪婪慾望，因而造成了封建剝削的加重。它們為了從農民身上榨取更多的物質財富，而不斷地提高地租租額；為了更有效地剝削農民的剩餘勞動，而“起田自耕”，改租佃剝削形式為僱傭剝削制；還利用高利貸和其他種種方式壓榨農民。地主階級對土地的兼併，造成“田大半歸富戶，而民大半皆耕丁”的局面，農民自己佔有的土地進一步縮減，有的幾乎喪失殆盡。
乾隆年間，湖北地區“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農民土地的被兼併掠奪，所受剝削壓迫的沉重，農民缺乏發展自己經濟的可能性和生活的極端貧困，引起當時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的尖銳矛盾。
因此，這次大起義中，五省地區有數十萬的各階層農民參加了起義隊伍，成為起義的中堅力量。
貧僱農階層很少土地或沒有土地，主要靠租佃地主土地或傭工為生，遭受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最為深重，沒有任何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是農村最貧苦的階層。他們耕種地主土地，不論年成好歹，定要照數繳租，“顆粒不減，如完不足數，就要加利積算”。
佃農每年要把自己收穫量的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數額交納給地主，有時“盡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猶不能足”，以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當時由於手工業的發展，城鎮人口增長，商品經濟活躍，促了農業生產的發展，這就更加刺激了地主階級的貪慾。他們為了榨取更高的剝削量，採取各種手段，對農民“分外苛求”。
地主出租土地，首先要農民繳納一定數量的“押租銀”；豪富大姓收租時，私設“巨斛受租”；地主還以“奪佃另招”（或稱“起田另佃”）要挾佃農，來加重租額或逼租逼債；有的地區，佃戶每年冬月還有請地主各房子孫“食租飯”的負擔；此外，地主狗腿還有“腳米、斛面”、“小租銀”、“小禮錢”之類的“額外誅求”。
有些地主為了榨取農民更多的剩餘勞動，追求增加農副產品，竟改變租佃剝削形式，“起田自耕”，僱用長工、短工進行直接經營，實行僱傭剝削方式。
豪紳地主“逼租取債”，如虎似狼，常常將農民“室中所有搜攫一空，甚而掀瓦掇門，拴妻縛子，又甚將本人鎖壓私家，百般吊打”。以至“雞豚布帛無不搜尋准折，逼迫貧苦農民不得不“賣男鬻女以償租者”。地主階級的國家政權保障和支援豪紳地主向貧苦農民追租逼債。清朝法律中明文規定：“佃戶拖欠租課，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數追給田主”。更有佃戶抗租不交，即行嚴辦的法律條文。地方官府也濫施淫威，嚴禁農民欠租抗租。
湖南嶽州知府曾在“禁示”中明文規定：“如系積年慣欠”，“即查照原有進莊銀兩抵償，其餘欠仍即追比，勒令出莊（即“奪佃”）”。從清代的刑部檔案材料中，還能夠看到乾隆時期各地豪紳地主將佃戶“送官追比”租債的大量例證。
由於農村貧僱農民遭受的壓迫剝削極其沉重，生活最為貧苦，所以這個階層是農民階級中最富於反抗精神的階層。
有清一代，貧苦農民“揭竿聚眾”，“倡議減租”和“糾眾抗租”的鬥爭此起彼伏接連不斷，儘管清朝統治者，對參加鬥爭的農民，“嚴行審訊，從重定擬”，但是各地農民武裝抗租鬥爭的風暴仍然風起雲湧。
早在白蓮教處於秘密活動時期，農村貧僱農就是積極的參加者和傳播者。白蓮教本來是一個秘密的宗教組織，由於貧苦農民（包括城鎮平民）的大量參加，因而改造了這個組織，加進了新的內容。他們利用白蓮教經卷中反對黑暗，追求光明，以及由黑暗走向光明之類的教義內容，以宗教形式傳播著“大劫在邇”，“天地皆暗，日月無光”，“世界必一大變”，“黃天將死，蒼天當生”，“有一日換乾坤，換世界”等預言，反映了貧苦農民和城鎮平民要求改變黑暗的世界舊制度，推翻清王朝的願望。
他們把教友關係視同生身父母或兄弟姊妹關係，同教互通財物，相互幫助，男女平等。
並在教內形成了“穿衣吃飯，不分你我”；“所獲資財悉以均分”；凡“習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難相死，不持一錢可以周行天下”；對赤貧的教眾“亦賙濟之”等制度。
他們還宣稱，“反亂年”過後，曠土閒田甚多，參加白蓮教者可以分得土地。他們在教民中間，以神密的宗教語言傳播著確立財產平等的信念，並試圖在消費方面實行平均主義的分配原則，這些都直接反映了貧苦農民和城鎮平民的要求和願望。
白蓮教起義爆發時，廣大貧僱農踴躍參加，他們為表示同清朝封建統治者鬥爭到底的決心，不少人毀家紓難，“各將房屋自行焚燬”，舉家投奔起義軍。他們在嚴酷的戰鬥中，英勇頑強，不怕流血犧牲，很多人成為起義軍的首領和骨幹。例如：長陽起義軍右軍師張正潮，出身貧農，在長陽起義軍中，“凡遇打仗守卡”，“手下的人”都聽他“排程”。湖南衡山人龍通智，貧農出身，在“太平縣種地”，四川太平縣孫賜俸舉義時，他是重要首領之一。
湖北來鳳張用科、劉士進、向朝科三人“俱在來鳳傭工度日”，起義爆發後，他們都參加了來鳳起義軍，併成為重要骨幹。還有“藉隸湖南臨湘縣，向在豫省傭工”的沈訓，嘉慶元年四月參加襄陽起義軍後，被派到保康、竹山等地“散佈傳單”，聯絡動員當地農民群眾響應起義。湖北襄陽起義軍的重要首領劉啟榮（出身僱工）是貧僱農民的優秀代表，早在白蓮教秘密活動時期，就是創始人劉之協的得力助手。襄陽起義時，他又是首義人之一。
嘉慶二年二月，襄陽起義軍同清軍惠齡部在湖北大洪山區激戰，劉啟榮“頭纏白布，手執大旗”，騎著戰馬在陣前“往來號召”，指揮戰鬥，不幸連中兩箭。
他不動聲色，堅強地“將箭拔出”，照樣指揮“馳驟如舊”。後來，他腰部又中敵數箭，“始行落馬”，被敵生俘。面對敵人的殘酷刑訊，他大義凜然，“堅不吐供”，充分表現出貧僱農民氣壯山河的鬥爭精神。
結語
雖然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仍然是當時社會的兩個主要對抗階級，它們之間的矛盾仍然是社會主要矛盾，但是新的階級階層已經開始產生。這種深刻的社會變動，就是這次農民起義軍成份十分廣泛而複雜的根本原因。有清一代，貧苦農民“揭竿聚眾”，“倡議減租”和“糾眾抗租”的鬥爭此起彼伏接連不斷，儘管清朝統治者，對參加鬥爭的農民，“嚴行審訊，從重定擬”，但是各地農民武裝抗租鬥爭的風暴仍然風起雲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