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移植樹木用去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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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十幾個小時的航班，從法蘭克福轉機到達萊比錫機場時，已是差不多晚上十二點。八月上海的夜晚依舊是熱氣騰騰，但萊比錫的夜晚此時已是秋風四起、寧靜而冷清，很能感受到曹丕在《燕歌行》中所描述的“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的涼意。
幾天之後我才想起，這種熱與冷、熱鬧與寧靜的對比，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兩個國度給人的感受。
很多人對德國這個國家的情感都很複雜，一方面它產生過愛因斯坦、普朗克、康德、歌德、巴赫、貝多芬等影響世界的科學文化名人。但另一方面，它又在狂人的操縱下，給全世界帶來過巨大的災難。
這些年中國很多企業來德國參訪、學習，很大原因是因為其傲視群雄的製造能力。如今，德國產品幾乎成為好品質的代名詞，大到汽車，小到手錶、廚具，甚至指甲剪，德國製造成為全球製造界的金字招牌。
入住酒店很晚，瞌睡的細胞已然爬遍了全身，進門恨不得立馬倒頭就睡。但是一進浴室的門，還是被鑲嵌在牆內的抽水馬桶水箱所震驚到，陡然間睡意全無。我心裡突然在想：敢把抽水馬桶的水箱安在牆內，德國製造為何有這樣的自信？這種安裝意味著他們相信，馬桶能確保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壞，直到建築物被拆毀。他們這種自信，讓我一下就感受到了德國製造的魅力。
大部分打動人心的，並非那些宏大的敘事，反而是一些不經意間的小細節。
請輸入圖德國酒店的抽水馬桶說
這讓我想起一件陳年舊事。2010年，德國齒輪商人亨利安隨80歲的父親到青島遊覽江蘇路基督教堂。在塔樓裡，他們看到教堂鐘錶依然在正常使用。當看到鐘錶上“J。F。WEULE”字樣時，他的父親意識到該鐘表的齒輪，就是他們亨利安家來供應的。歷經百年之後，教堂工作人員告訴他們，這麼多年來除了隔幾天抹一次油，從來沒有維修過這座鐘表。亨利安檢查完鐘錶後認為，這些齒輪還能再用上300年，真要維修時，恐怕是他的曾孫一代了。
看起來，亨利安的這種自信幾乎是德國製造的一種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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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很習慣給德國的製造打上一個“工匠精神”的標籤，這也是德國製造為何自信的重要基因。
實際上，那些以品質著稱，強調工匠精神的國家，比如德國、日本、瑞士等，都有一個類似的共性，那就是有一種悠久的軍事傳統，或者稱為“軍事化”，甚至“類軍國主義化”。
在德國的文化傳統裡，從普魯士到“條頓騎士團”都包含著軍事化的特點。這種傳統也融入到了現代德國人的生活，全民的整體行為仍然帶有“準軍事化”的特點。
比如，生活中他們要求的東西不多，就像部隊提供給士兵的物品不多一樣，只要夠他們生存就行。從這點上來說，德國在文化傳統上已經決定了它不會是個美食的天堂。聞名遐邇的德國“美食”，也不過只有啤酒、香腸、豬肘等便於製作與攜帶的準軍事化食品。
這種準軍事化的特點也反映在德國人對準時的苛求上。沒到德國之前，我們很多人都或多或少了解過德國人嚴守時間的故事。但當你實地體會後，很多人還是會表現出驚詫，甚至不理解。這一點，在這次“商業學習之旅”中，我和二十多名MBA學生們都真切的感受到了。
與德國類似，瑞士的製造業也是全球聞名，尤其是高階的鐘表業更是令消費者趨之若鶩。儘管在1815年維也納會議上，瑞士宣佈確認為永久中立國，此後瑞士從未捲入過任何形式的戰爭。但瑞士的槍支彈藥人均擁有量遠高於美國，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為軍事化的國家。瑞士憲法規定，男孩子到了18歲，就必須到新兵學校報到，領到軍服和步槍。20歲到40歲的男性公民必須按期義務服兵役。而且每個20歲至40歲的瑞士男子都必須參加每年一次的射擊考核，被稱為“強制打靶”。
在軍事化傳統的影響下，德國的商業顯得很“硬”。你很難看到德國有什麼強調歷史文化的奢侈品，甚至在首都柏林這樣的大城市都難看到幾家像樣的LV、BV、愛馬仕、香奈兒等這種強調“軟”製造的品牌。多半的中國遊客想在德國隨隨便便掃蕩奢侈品，恐怕就要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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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械製造業的31個部門中，德國有27個佔據全球領先地位，處於前3位的部門共有17個。德國製造業也被稱為“眾廠之廠”，是世界工廠的製造者。但是，德國製造也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它的發展可以看作是一部從“山寨”到“山巔”的華麗轉型傳奇。
相比德國，英國的工業製造要來得更早。經過18世紀的工業革命，英國工業已經高度發展，成為世界的標杆。而此時的德國還是一個發展中的農業國，其製造技術幾乎相差了差不多半個世紀。面對英國發達的製造業，當時不少德國企業幾乎是肆無忌憚地複製英國產品，製造二流質量的商品，並以傾銷的價格流入英國及其海外市場。
在經歷德國刀具剪子製造商假冒英國謝菲爾德公司產品的醜聞後，英國企業家們聯合發起了抵制德國產品的運動。在1887年8月23日，英國國會通過了《商品法》（Merchandise Act），該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德國製造的轉型。當時這部法律規定，所有德國產品要進入英國本土或殖民地市場，都必須打上“德國製造”的印章，以區別廉價低質的德國產品與英國產品。
這個做法大大刺激了德國企業界敏感的神經，他們開始意識到：要佔領全球市場，靠的不是產品的廉價，而是產品的質量。
於是他們開始學習英美製造，透過對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和對產品質量的嚴格把關，大力發展鋼鐵、化工、機械、電氣等製造業和實體經濟，催生了寶馬、西門子、大眾等一批全球知名企業，推動德國在一戰前躍居世界工業強國之列。有統計資料說，只擁有8200多萬人口的德國，其世界知名品牌竟然高達2300多個。
英國國會透過《商品法》的這一天，也就成了“德國製造”的誕生日。“德國之聲”稱，從這天起，德國人爭氣地讓自己銷售到世界各國的產品比當地貨的口碑還要好。“德國製造”是德國在二戰後崛起的密碼，也是歐債危機中仍“一枝獨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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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參觀寶馬和保時捷汽車工廠時，很多人都對工廠內大量機器臂的使用和複雜的流水線感到驚奇，但是這恰恰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試想如果把這些機器臂和流水線都移植到國內，我們就真的能生產出跟他們一樣品質的汽車嗎？儘管整個工廠的廠房、裝置的部分佔到了絕對的部分，但是最重要的恰恰是佔到極小部分：人，及瀰漫在空氣中的文化。
我們的企業去學德國的生產，往往可以很容易就學到七八分像，但要學九分甚至十分就難了。這些難的部分，恰恰都不是機器造成的，而全部是來自人的要素。這其中至少包含了三點最難學到的內容：秩序、細節及自律。
在某種程度上，德國製造的核心本質上不是質量，質量只是形成的結果，亦不是“硬性”器件的高超組合，而是在製造過程中新增的“軟性人文”內容。
參觀保時捷整車組裝工廠時，我開玩笑跟旁邊的同學們說：“這其實就是一個放大版的樂高組裝遊戲。只是平時我們是一個人搭建一輛車，這裡是不同的人把不同的樂高零部件運送到不同的地點，再由不同的人來組裝在不同的位置，共同完成這個遊戲”。
在這個過程中，最需要的其實是嚴格的秩序感，讓整個流程完美分工和井然有序。秩序感或者說秩序主義，亦是德國製造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有句德國的諺語：“秩序是生命的一半”，秩序主義可以說從工廠到日常，涵蓋了德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德語“秩序”（Ordnung）一詞，包含了整頓、整理、整齊、調理、規則、規章、次序、順序、制度、安寧、秩序、紀律等等諸多的含義。
絕大部分的德國人特別依賴和習慣於遵守秩序，離開了秩序就會感到焦慮。我們會看到德方的工作人員，一旦發現約定的時間哪怕超過了一兩分鐘，臉上就會自然呈現那種不安的情緒。從秩序主義的角度而言，這不是一種苛求與為難，而是對整體秩序的尊重，是他們害怕因為流程過程中某一個環節的脫節，而影響接下來環節的連動。
德國人這種秩序主義，在普通人的日常管理和工廠中的流程主義都表現得淋漓盡致。在許多場合下，你會經常看到一些德國人拿出自己的日程日曆（Terminkalender）隨時翻看，上面都寫好了每天各時段的活動，從天到月再到年，一切日程都提前計劃。
德國社會以及企業就像是擺在一條流程的時間座標軸上，理性地運轉著。時間軸上的任何一點變動都會引起他們的焦慮，他們覺得只有與時間形成嚴密關係的人，才能理性地駕馭人生和工作。
德國著名的哲學家康德，其鐘錶般的生活和工作節奏就是德國人秩序主義的典型。雖然康德對人性的思索達到了精深的程度，但他終其一生都沒有離開過住所格尼斯堡方圓40公里的範圍。因此，有人說康德所有的偉大曆險都發生在他的頭腦中。
康德每天3點半準時出門，教堂鐘聲隨著他邁步出門響起。康德散步的路程也十分固定，永遠沿著小菩提樹路散步，每天八個來回，一步不多，一步不少。
雖然康德這種鐘錶式的生活顯得很誇張，但是整個德國民眾的生活多少也帶有一些“康德時間鍾”的影子。這種秩序主義應用到德國製造，就主要表現為工業生產的流程主義，使得德國製造業表現出井然有序、渾然天成。
德國製造的基石之一：“二元制”教育，我認為亦是這種秩序主義的產物。中國的家庭和孩子把目標都放在光鮮的大學教育，蔑視職業教育，而德國的家庭和孩子在秩序主義的影響下，明白每個人都有在秩序中的位置，商業僅僅需要的是少量的管理者，大量的生產工人才是主題。在這種認識下，職業教育反而成為他們大部分人的選擇。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早前的統計，德國大學畢業生佔同齡人的比例為20。6%，而將近80%的年輕人接受的是職業教育，並以此走上工作崗位。
翻開德國聯邦政府出版的《德國概況》一書，有這樣一段話：“德國是一個原料缺乏的工業國家，它依賴的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技術力量”。在這種二元制教育下，德國製造業產生了大量的高技術產業工人，為高質量製造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才。值得注意的是，經過職業教育，有相當一部分人的水平達到發展中國家大學或大專畢業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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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主義是群體行為的外在形式，從內在來說，就是個體的自律性。關於德國人的自律，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在回憶錄《留德十年》裡講過一個故事：
1944年冬，蘇軍和英美盟軍完成了對德國的鐵壁合圍，納粹帝國覆亡在即。在圍攻下，整個德國物資稀缺，普通民眾的生活陷入嚴重困境。而且由於是冬天，民眾家裡如果沒有足夠的燃料的話，根本無法捱過。為了順利過冬，各地政府只得允許民眾上山砍樹。
在帝國崩潰前的混亂時刻，德國民眾是如何砍樹的呢？絕對顛覆你的想象。他們非但沒有去哄搶，而是先由政府部門的林業人員在林海雪原里拉網式地搜尋，找到老弱病殘的劣質樹木，做上記號，再告誡民眾：如果砍伐沒有做記號的樹，將要受到處罰。
公務員都在戰鬥一線，這意味著這件事情沒有警察監督，不會有法官的判決，民眾完全可以隨意砍樹，以求得在冬天的生存。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直到二戰徹底結束，全德國竟然沒有發生過一起民眾違章砍伐無記號樹木的事，每一個德國人都忠實地執行了這個沒有任何強制約束力的規定。
當時在德國留學的季羨林先生，親眼目睹了這一幕。事隔五十多年，他仍對此事感嘆不已，他說德國人“具備了無政府的條件卻沒有無政府的現象”。
請輸入圖說柏林街頭：前面已經無人，仍然在等綠燈的姑娘
哲學家費希特在“致德意志民族”演講中強調了這個民族自律的性格：“我們必須嚴肅認真地對待一切事物，切不可容忍半點輕率和漫不經心的態度。” 這些就像是德意志民族的語言，複雜而精確，語法和詞彙不能出現絲毫的模糊一樣，涇渭分明，嚴格自律，從而成就了“德國製造”的傳奇。
但德國人的自律，我以為跟日本人的自律又有一些差別。你去走到日本街頭，尤其是像京都這樣的街頭，整個城市幾乎聽不到任何聲響。這讓習慣了大聲說話的中國人，多少感覺到有點不寒而慄。
一定程度上，日本人的自律似乎帶有輕微的“自虐感”，和在“他律”制約下的被迫感。但是在德國的自律，更多表現出的是一種內心的認同，而非形式上的刻板。
我們去寶馬和保時捷工廠參觀時，很容易就看到很多男性工人身上的紋身、耳環等非常個性化的標記，這並不影響他們穿著工作服的美觀與工作的嚴謹。相反，這似乎像在嚴肅空氣中，刮來的一陣清涼的微風。
即使行走在首都柏林，也能隨處看到牆上的各種塗鴉作品。甚至我們坐在萊比錫城市河道的遊船上，經過橋洞時，也能驚喜地看到底下的塗鴉。
在參觀寶馬工廠的過程中，同行的LINGLING的先生是德國人，她提醒我說流水線上工人工作是有音樂的。看著工人們在看似枯燥，但是律動感的裝卸動作中，你除了感受到企業本身的人文關懷外，還可以感受到這個民族在理性中的浪漫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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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萊比錫商學院的電車上，身邊一個MBA學生問我：“他們的車上怎麼播音提示音這麼少？”的確，德國的電車報站音，基本上就幾個單詞，甚至不報，能省則省，再無打擾。這與國內地鐵、公交車長長的報站和廣告聲相比，顯得異常寧靜。
我突然想，自律下的寧靜應該也是德國製造的一個核心關鍵詞。德國的一大商業法則就是：可以有小公司、慢公司，但極少有差公司，絕沒有假公司。德國很多公司的創始人，都是工程師起家，比如我們此行參訪的保時捷公司創始人費迪南德保時捷，就是1899年在Lohner汽車公司擔任設計師時發明了電動輪套馬達，第二年雙座跑車Lohner—Porsche問世。之後，他在1931年創業建立自己的設計公司，他去世後，兒子小保時捷肩負起公司重任，在1963年法蘭克福車展上推出了著名的911。
相比而言，我們有太多的快公司、假公司，而且越來越多的公司創始人開始直接出自資本市場、媒體等，跟製造幾乎毫無關係的領域，公司一再強調估值、融資。這實則是在“寧靜”上做不到。
德國商業的寧靜感與國內商業非自律下的鑼鼓喧天、滿臉焦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一位在德國留學的學生說，她感受到的德國生活是一種平和、安寧、井井有條卻又令人樂觀積極的。這也讓她頭一回真正靜下心來“獨立思考”，然後發現國內的生活是如此焦躁，之前根本就沒有真正思考的時間。另一位留學生則說，在德國的生活和文化，讓他想清楚了“大城市的喧鬧，對於生活來說到底有多大的意義”。
相對於美國商業的進攻性，德國商業顯得相對寧靜了許多。正是這樣寧靜，造就了工匠精神的某些特質，不急於求成，在細節上做到極致。“工匠精神”是安靜的，耐得住寂寞的，它不譁眾取寵，忠於內心。
在萊比錫校園，我見到一位傳教的牧師，停下來跟我聊了幾句。談完即走，沒有多餘的言語。但是我有次在美國鹽城，同樣遇到一位牧師，卻追了我幾條街，給我宣揚教法。這同樣是不摻雜任何喧鬧的寧靜。
德國製造的很多產品，都很低調而內斂，正是寧靜的一種體現。很多產品初看一般，但一旦使用後，細節的設計往往令人愛不釋手。
德國誕生了無數的世界著名企業，其中有些則已經成長為名副其實的大企業。但他們大部分還是將總部安置在原來創立的地方，固守那份難得的寧靜，慢慢把自己做強。
德國著名管理思想家赫爾曼西蒙寫過一本影響極大的書，叫做《隱形冠軍》。他說之所以寫這本書，是因為1986年聯邦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一位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問他，為什麼聯邦德國GDP不到美國的1/4，出口卻能超過美國？他研究了兩三年，答案是德國有一大批在細分市場默默耕耘併成為全球領袖的中小企業，技術遙遙領先但又隱身大眾之外。
老子說：“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大”並不是目的，而是“強”的自然結果。
著名財經媒體人秦朔先生在參訪完一些德國企業之後，寫到：
在德國製造背後，可以看到“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的那種以嚴格的核算為基礎的理性化，看到“浮士德精神”裡“我要用我的精神抓住最高和最深的東西”的追求和不屈不撓，看到海涅所說的“德意志不是一個輕舉妄動的民族，當它一旦走上任何一條道路，那麼它就會堅韌不拔地把這條路走到底”的韌性，看到康德“外乎者如璀璨星穹，內在者猶道德律令”的敬畏，看到黑格爾所說的“絕對精神只有兩個本質性發展階段，古希臘的理性與德意志新教的虔敬主義”的追求極致的氣質。所有這些，在深層次上構成了德國經濟的不熄動力。
深以為然。
有人說，德國人的腦袋是方的，而中國人的腦袋是圓的。方腦袋會沿著軌道走、穩定而有力，圓腦袋則可以靈活應對變化的環境。不能說哪個腦袋更好，但至少德國製造的那份自信與自律，能給我們的製造業帶來一些啟示。
中國製造的思維應該從“價格自信”轉向“品質自信”。
【鈦媒體作者介紹：文/劉國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