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醫術，還是騙術？

大衛·斯皮格爾（David Spiegel）得知下一位患者在等待自己時，甚至都不需要詢問患者的房間號。他可以聽到她從走廊裡傳來的喘鳴聲。

走進患者的房間，他看到一個16歲的紅髮女孩直坐在床，指節發白，哮喘正在發作。女孩邊上的母親正在哭泣。這是女孩幾個月來第三次因為哮喘住院。

1970年，斯皮格爾還是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兒童醫院兒科輪轉的一名醫學生。他也在那上臨床催眠的課程，作為培訓的一部分。

這位年輕哮喘患者的醫療團隊已經嘗試過注射腎上腺素來擴張她的呼吸道。兩針過後，女孩的病情並沒有好轉。不知道還能做什麼，斯皮格爾問她：“你想試一下呼吸練習嗎？”

她點了點頭，就這樣，斯皮格爾催眠了他的第一位患者。女孩一旦進入恍惚的催眠狀態，斯皮格爾就準備好給出暗示——這是催眠治療的“助劑”，暗示往往是措辭謹慎的陳述，可引發患者無意識控制的自動反應。但女孩冷靜而專注地安坐在床上時，斯皮格爾思索著他該給出什麼樣的暗示。他的催眠課還沒有教到哮喘的部分。

“所以我想出了一些暗示語，”斯皮格爾回憶著當時的情況告訴我，“我說，‘你的每一次呼吸都會更深，更輕鬆。’”

這個即興發揮有效果。病人的喘鳴五分鐘之內就停下來了，女孩躺回了床上，舒適地呼吸著。她的母親也不再哭泣。

這次經歷為斯皮格爾和女孩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女孩長大後接受訓練成為了呼吸治療師，斯皮格爾則開始了臨床催眠的職業生涯。在那接下來的50年裡，他在斯坦福大學建立了

整合醫學中心

（Center for Integrative Medicine），並且據估計，他催眠過7000多名患者。

催眠暗示會帶來不尋常而深刻的體驗，例如無法識別自己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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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anuel Lafont / BBC

乍看之下，催眠似乎屬於那些本不該奏效的心理現象之一。但正是催眠往往奏效，使得它如此有趣。

對很多人來說，進入催眠狀態、全神貫注、聽從暗示已經足夠讓那個暗示示現成真。

如果告知被催眠者們其胳膊將會自行移動，那麼他們的胳膊將真的開始移動。如果告知被催眠者們他們交叉的手指將無法分開，他們就會感覺手指彷彿被膠水粘住。如果再告知他們將無法認出鏡中的自己，他們便只會看到有個似曾相識的陌生人在隔著玻璃模仿自己的動作

［1］

。

如果暗示是“你的慢性疼痛會減弱”或者“你的焦慮會慢慢消失”，催眠就變成了重要的治療工具。越來越多證據表明，

催眠對很多經歷著疼痛

［2］

、焦慮

［3］

、創傷後應激障礙

［4］

、分娩壓力

［5］

、腸易激綜合徵

［6］

以及其他病痛的人都有效。

對其中一些情況來說，催眠療法在成本、療效和副作用方面都要優於標準療法。

儘管數十年來研究關注臨床催眠的治療價值，人們對其大腦運作機制的瞭解也在與日俱增，但臨床催眠的運用卻顯然發展緩慢。這很大程度上都歸結於常見的誤解——“催眠不過是舞臺魔術師的小把戲”。

“催眠仍被認作是古怪的東西。”斯皮格爾說，“人們不是說它無用，就是說它危險，全然沒有折衷的說法。然而說它無用或危險都是不對的。”

催眠術的開端

在世界各地的許多文化中，可以讓人聯想到催眠的實踐

［7］

已經存在了數個世紀。從傳統南非治療中的催眠狀態

［8］

，到西伯利亞地區、韓國和日本的薩滿教

［9］

，再到北美洲土著醫學

［10］

，很多做法都利用了身體進入類似催眠狀態的能力。

其後，西方催眠術在歐洲和北美洲流行起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紀後期。1775年，德國醫生弗朗茨·梅斯梅爾（Franz Mesmer）普及了

動物磁力學說

（The theory of animal magnetism）

［11］

。梅斯梅爾相信有一種不可見的磁性流體流經人體，影響著我們的健康和行為。

梅斯梅爾致力於操控這種流體，他改進了一種被稱為“

催眠術

（mesmerism）”的技術。在哈布斯堡帝國以及後來在巴黎做醫生時，他發現如果自己在凝神注視病人的目光時，做出一些類似將自己的手沿著病人的肩膀、手臂移動的動作時，便會產生療效。很快，他便因為自己的古怪發明出名了——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副教授傑西卡·里斯金（Jessica Riskin）寫道，梅斯梅爾的巴黎沙龍“晦暗而充滿暗示意味，窗簾緊閉，厚厚的地毯鋪在地上，牆上則裱著占星術的裝飾，他本人身著淡紫色塔夫綢長袍，令人印象深刻”。

儘管梅斯梅爾很受歡迎，動物磁力說很快就過時了，不過他所探索的現象在19世紀以一個新名稱引起人們關注：催眠（hypnosis）。傑出的醫生們接二連三地提出關於催眠本質的理論

［12］

，將催眠與梅斯梅爾催眠術的起源區分開來。最有名的是，西方心理治療的奠基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根據患者的病例報告作出了一些最知名的案例分析，例如病人“安娜·歐（Anna O）”，原名貝莎·帕彭海姆（Bertha Pappenheim），一位奧地利猶太女權主義者，她曾於1880至1882年間接受過弗洛伊德的合作者約瑟夫·布洛伊爾（Josef Breuer）的催眠療法。弗洛伊德後來放棄了催眠，轉向他的“自由聯想”技術

［13］

，此時，催眠技術已經奠定西方心理治療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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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hel Tu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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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生們探索催眠治療潛力的同時，催眠技術也變得花哨起來

［14］

。臭名昭著的當紅催眠師在歐洲巡迴演出

［15］

，暗示他們的參與者去模仿一隻雞、變得像木板一樣僵硬，或者目睹聖母瑪利亞的幻影

［16］

。

關於催眠的公開辯論在19世紀80年代如火如荼，直到一些國家開始頒佈法令來規範它的使用

［17］

。隨著世紀之交臨近，人們對於催眠深遠影響的擔憂到達了沸點。1894年9月，22歲的埃拉·薩拉蒙（Ella Salamon）在一座偏遠的匈牙利城堡中被一位神秘術士催眠後死亡。這一事件在歐洲和北美洲的醫學界和大眾媒體上引起了很大震動

［18］

。

三個月後的德國，女爵海德薇·馮·策德利茨·諾伊基希（Hedwig von Zedlitz und Neukirch）在為胃痛和頭痛尋醫時遇到了一位叫切斯瓦夫·琴斯基（Czesaw Czyński）的“磁療師“。據稱，他多次使用催眠來引誘女爵

［19］

，最後以一場在德國貴族中引發驚愕的假婚姻告終。（女爵在幾個月裡堅稱她真的愛上了擁有迷人雙眼、濃密頭髮與潔白牙齒的琴斯基。）同年，喬治·杜·莫里耶（George du Maurier）在他的暢銷小說《軟帽子》（

Trilby

）中創造了一位虛構的催眠師斯文加利（Svengali）。人們入迷地閱讀這本小說和琴斯基案的新聞報道，認為兩者不可思議地相似

［19］

。

這樣的醜聞讓醫生努力將自己與舞臺催眠師和神秘術士區分開來

［20］

，從而使自己的工作合法化。很多醫療人員認為催眠絕不應由非專業人士進行

［21］

。

一個多世紀過去了，這種緊張仍未緩解。很多我採訪過的學術研究人員和臨床從業者仍認為，非專業人士進行的催眠術風險很高，且這些“催眠術”的風評阻礙了催眠在醫學中更廣泛的應用。

但隨著催眠臨床療效

［22］

和其大腦機制的新研究見解越來越多，研究人員和臨床醫生著力於為催眠正名。

梅斯梅爾古怪實驗的遺存是萬花筒般多樣的研究——從20世紀中期用催眠、濃酸和蛇做的天馬行空的實驗，到發表在頂級醫學期刊上的對催眠作為無藥物鎮痛的強大手段的研究

［23］

。在仔細研究它們之前，我決定先去親身體驗一下催眠。

階段性催眠可能涉及類似模仿動物的建議——學者們擔心其潛在的有害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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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anuel Lafont / BBC

一個星期一的下午，在走近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認知神經科學家德文·特休恩（Devin Terhune）的辦公室的路上，因為兩個原因我感到很緊張。

首先，我從來沒有被催眠過，儘管我當時已與幾位研究人員和臨床醫生有過交流，但對理論的些許理解並不能讓我感覺準備好要在現實中接受它。一些人表示，他們在催眠期間有離體體驗到產生幻覺的強烈反應。其次，也有可能正好相反，我會閉著眼睛坐20分鐘，對任何催眠中的暗示都沒有反應。

僅有約10-15%的人群被歸類為“

高度可催眠

”，他們對大部分的暗示都會做出反應。在催眠界被稱為“highs”的這個群體在催眠中會擁有強烈甚至極端的體驗。而大部分人的反應更弱些。這些中度可催眠的人可能會對一些催眠暗示有反應，但無法完成更具挑戰性的任務。剩下10-15%的人群被稱為“lows”，他們可能只會對一些簡單的暗示做出反應，甚至一點反應都不會有。

無論高低，研究顯示你終身都會維持這一可催眠性。1989年斯坦福大學的一項研究測試了50名心理學大一學生的可催眠性，並在25年後再次進行測試。被試多年來保持著非常穩定（甚至比智力水平等個體差異更穩定）的可催眠程度

［24］

。

這一特質的背後原因仍然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

有跡象表明，多巴胺（腦部的一種神經遞質）水平與可催眠性相關。

初步研究指向了一種參與多巴胺代謝的名為COMT的基因

［25］

，但研究結果並不一致

［26，27］

，清晰的基因圖譜仍待形成。

另一種神經遞質γ-氨基丁酸

（gamma-aminobutyric acid，GABA）

也與可催眠性有關。

斯皮格爾、丹妮爾·德索薩（Danielle DeSouza）和研究團隊在斯坦福大學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

高度可催眠人群在一個大腦部位有更高的GABA水平

［28］

。這個大腦部位——

前扣帶皮層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參與認知控制和意志行使等功能，被認為與催眠密切相關。GABA對腦細胞有抑制作用，使得德索薩和斯皮格爾認為這一大腦部位中更多的GABA儲備可以幫助高度可催眠人群更容易地進入催眠狀態。

也有一些人格特質指標與可催眠性相關

——但並不是在“大五”人格的層面：高度可催眠人群可能是外向者、具有高宜人性、神經質、對新體驗開放和盡責的特點，低度可催眠人群則可能是內向者，具有低宜人性、情緒穩定、對新體驗較為封閉以及高度缺乏條理的特點。但是，一些更細微的特徵卻更常見於高度可催眠人群——特休恩舉例道，比如更具想象力，對環境反應度更高，或更傾向於自我超越。

有趣的是，我採訪的催眠研究人員也描述了一些他們常在高度可催眠人群中觀察到的特質——這些人會全神投注於一本書而忘記周遭環境，或在電影猛然出現恐怖畫面

［29］

時大叫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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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bov Dro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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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特休恩辦公室的路上，我回想起了曾在穿越倫敦去新工作的路上沉浸於娜奧米·阿爾德曼（Naomi Alderman）的《力量》（

The Power

）而坐錯地鐵方向導致遲到的經歷。我還想到自己在觀看恐怖的《哈利·波特與密室》時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自那以後我就再也不去影院看恐怖片了。

我想知道我到底能不能被催眠。

無意識反應

特休恩辦公室的灰色沙發上放著一個巨大的墊子，看起來像是要用來支撐一個昏昏欲睡之人的頭部。除此之外，整個辦公室裡只有一個顯眼的普通黑盒子（看起來像個超大的鞋盒）將這個房間與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的無數其他學者的辦公室區分開來。特休恩在這裡研究意識的許多面向，從催眠到元認知，這些物品都是他的實驗道具。

在我同意進行一些基本測試來了解自己的可催眠性後，特休恩在對著沙發的白板上隨意畫了一個小點，他稱其為“靶子”，並讓我專注於這個小點。我照做了，然後他開始用緩慢、平穩的聲音朗讀：

“我要開始幫助你放鬆，同時，我會給出一系列指令，從而幫你逐漸進入催眠狀態。繼續集中注意力於小點。請看著它，同時仔細地聽我說話。如果你願意按照我說的做，並且專注於這個小點和我說的話，你就可以被催眠……”

幾分鐘後，我的眼睛閉上了，異常放鬆。我先是從臉上注意到了這點，因為習慣的社交性微笑消失了。然後我感覺肩膀的緊張感緩解了，肩膀也更下垂了些，遠離著耳朵。我靠在頭後面的墊子上。

我很放鬆，但仍然能意識到發生著的事，頭腦並非一片空白。偶現的想法在大腦裡不時閃現（“我現在真的被催眠了嗎？如果我想要的話，我可以脫離它嗎？”“我能感覺到心臟怦怦地跳，我是不是太緊張了，會不會催眠沒法奏效？”“接下來我會有多奇怪的感覺？我能控制它嗎？”）。我嘗試著不去追逐這些想法。特休恩提醒我只關注他的聲音，這些心理干擾就變少了。

“第一步，我想讓你把手臂抬起到肩膀的高度。”特休恩說道。

我等著胳膊自己移動，但它依然在身側放鬆著。我即刻感到一陣失望（“哦不，我是不是完全沒法被催眠？”）。特休恩停頓了一下，然後用平靜而耐心的聲音繼續說：“這還不是一個暗示，別擔心，你可以就像平時那樣把手臂在身前伸直。”（“哦，好的，所以我可以自己控制著這樣做。”）我讓自己伸出了手臂。“很好。”他說。

現在才是真正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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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bov Dro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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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全神貫注地注意你的手——注意它的感覺，它的狀態。注意它是不是有一點麻木或者刺痛。注意它在微微用力以免手腕彎曲。全神貫注地注意手。我想讓你想象手裡正拿著重物，比如一本很重的書。很重，很重的東西。把書拿在手裡。現在你的手和手臂因為壓下來的書的重量感覺非常沉重。”

不知從何而來，手有了這種重量感。雙眼仍然閉著，我驚歎於手上的重量。這感覺就好像我伸出的手上真的有一本很重的書——唯一能讓我分辨出它並非真書的是，它沒有書封的觸感。

“隨著它變得越來越重，你的手臂越來越下沉，它越來越重，越來越重，越來越重，越來越重，你的手下沉，下沉，一直往下沉……”

的確奏效了。還沒等特休恩完成暗示，我的手就碰到了沙發。從他書桌的方向，我聽到了鉛筆在紙張上摩擦的聲音。我仍然感覺平靜和放鬆，但腦海裡響起一個微小的聲音：“哇！”

然後是另一個測試——特休恩讓我把手臂向前伸直。“這次我想讓你想象手臂變得無比僵硬。”他說。

我感覺到手肘彷彿是一塊乾燥、易裂的木頭。這感覺並沒有手持重書那麼強烈，但在我嘗試彎曲手肘的時候，確實存在著某種阻力。過了一會兒，我變得可以衝開這阻力，感知也開始放鬆。但還是很吃力。

接著是一些其他測試——特休恩暗示道我睡著了，做了一個關於催眠的夢。我於是感覺昏昏欲睡，意識到有影象快速閃過。有一個瞬間，出現了一隻白色的蘇格蘭梗犬在綠色的田野裡玩耍——但這並不算得上是完整展開的夢，更像是入睡前的恍惚一刻。我也不知道蘇格蘭犬和催眠有什麼關聯。

接下來，特休恩告訴我他正在播放《鈴兒響叮噹》，剛開始音量很小，他會逐漸調高音量。除了窗外樹在風中響起的沙沙聲我什麼都聽不到。

我們最後又做了兩個測試。第一個測試裡，我伸出雙手，彷彿在伸直手臂拿著一個足球。特休恩暗示道，我的手在被一種不可抗拒力分開。這種感覺有點像

隱形球實驗

*

［30］

，但要比那更強烈些。

*譯者注

隱形球實驗是一個趣味科學實驗，兩個人面對面站著，手肘放在自己身體兩側，小臂向對方伸直，自己的兩個手掌相對。其中一個人將手掌放在另一個人的雙手手背外側並向中間施力，另一個人雙手向外側施力抵抗，大約30秒後手在外側的人將手拿開，另一個人會感覺到自己彷彿正在拿著一個隱形的球。

這次我很好奇如果抵抗一下會發生什麼。我試探性地把手掌合起來，但很難抵抗暗示。幾秒後，我的手臂張開到了最大的限度。

在最後一個測試裡，特休恩暗示道，我的左手臂變得極其沉重，我必須盡力把左手從大腿上抬起來。這個測試和前面嘗試彎曲手肘難度差不多——非常艱難，但我還是成功把手抬起了幾英寸。

測試結束了，特休恩慢慢地從20倒數到0，引導我走出催眠狀態。他數到5的時候，我睜開雙眼。感覺有點茫然，就像睡過頭後突然醒過來。

可催眠程度是一種個體差異，就像智力一樣，因人而異。

—

Emmanuel Lafont / BBC

特休恩告訴我，從這些測試來看，他估計我處於可催眠性正態分佈的中間區域。

我反應強烈的那些測試（“伸出的手裡有重物”和“把手分開的力”）是大多數人都會有反應的專案。特休恩說，在重物測試中，大約90%的人會感覺到些什麼——連他本人作為一個低度可催眠的人都會有感覺。

而對於那些我覺得困難的測試（“僵硬的手臂”和“沉重的手臂”），稍少的人會做出反應。另外兩個測試非常困難——很少有人會根據暗示做一個生動的夢，而在安靜的房間聽到《鈴兒響叮噹》的人還要更少。特休恩進行這幾個測試只是為了測試我是一個高度可催眠人群的微小可能性。

還有一些其他測試他沒有進行。一個是失認症，測試裡給出的暗示是忘記一個簡單物體的名稱，例如一把剪刀，以及它的用途。特休恩展示給我看如果要進行那個測試的話他會怎麼做——在我之前注意到的黑盒子上擺出一把剪刀和一些膠帶、一支筆和一把尺子。他會讓我指出剪刀，而高度可催眠的人將無法完成這個任務。如果你再遞給他們一張紙，讓他們使用這把剪刀，他們會感到困惑。另一個測試是催眠健忘，讓某個人忘記在催眠過程中發生的一切。但這些測試很難得到迴應——特休恩發現，通常只有大約12%的人會有反應。

如果你從未被催眠過，從統計學上講，你的催眠體驗很有可能和我的很相似。

我在催眠結束後回家的地鐵上以留存的平靜感琢磨著剛剛發生的一切。儘管對我而言這種體驗非常真實，然而要把主觀報告當作科學證據，懷疑其可信度是合理的

［31］

。催眠體驗不同於我所經驗的其他事件，我本人也期待更客觀的解釋。

被催眠的大腦

著名的

斯特魯普實驗

（Stroop test）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證據。該實驗測量人們辨認表示顏色的單詞實際上所寫顏色的難度。比如，想象一個用藍色墨水寫的“紅”。與用相應的紅色墨水寫的“紅”相比，人們需要更長的時間來說出墨水是藍色的*。

*譯者注

你可以在這裡自測：

https：//faculty。washington。edu/chudler/java/ready。html

當參與的催眠者被告知他們不再能夠閱讀時，字母變成了毫無意義的形狀——所以他們可以更快地辨認出與詞義不相符的字型顏色

［32］

，因為他們不再被詞義干擾。

在斯特魯普實驗中，顏色的名稱是用顏色不匹配的墨水拼寫出來的——這可能是催眠下的一個揭示性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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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anuel Lafont / BBC

人們被要求“假裝”時的大腦活動也與自動反應時不同。在一個小型實驗中，研究人員在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掃描器（PET）下研究了12名健康的參與者，測量了他們大腦部位中的新陳代謝活動。在一組測試中，他們得到了“假裝無法移動你的腿”的指令；在另一組測試中，同樣的參與者被催眠，並得到了他們的腿已癱瘓的暗示。腦成像研究顯示，在兩種情況下，不同的腦區會被啟用

［

33］

。

後來的一項研究擴充套件了這個“催眠與假裝”的問題，研究使用了可以看到更多軟組織細節

［34］

的MRI掃描器。這次，研究人員看到催眠中的人們的運動皮層，即大腦中控制身體運動的部分，會被啟用。這表明被催眠者真的在準備嘗試移動他們的肢體，儘管比起假裝肢體癱瘓的人，他們並沒有表現出更多的移動。

那麼，被催眠的大腦是否有任何特徵可以解釋催眠反應的特殊感覺和體驗？這仍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但有幾個可能項。

斯皮格爾說，部分原因可以在

大腦的

突顯網路

（salience network）中找到。突顯網路幫助我們識別環境中值得注意的方面

［35］

——從分分秒秒淹沒我們大腦的大量感官資料中篩選出有意義的資訊。在一個實驗中，他和同事在掃描高度可催眠和低度可催眠參與者的大腦時將他們都催眠了

［36］

。在催眠期間，高度可催眠的參與者表現出了更弱的突顯網路活動。斯皮格爾說：“這種情況出現說明你對別的可能在發生的事情更不關心了，它讓你和世界的其他部分脫離了聯絡。”

這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催眠期間高度專注的感覺，但怎麼解釋那種身體在自己做事的奇怪感覺呢？

特休恩說，最好的證據指向了

大腦的預設模式網路

——一組我們休息時最活躍的大腦區域

［37］

。“它密切參與了與自我有關的心理活動——做白日夢、走神等等。”

特別是預設網路的一部分——前內側前額葉皮層——被認為在催眠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一區域似乎參與了與自我相關的處理、元認知（對自己的思維進行思考）和控制自我想法的能力。”特休恩說，“而這些都是可能在催眠誘導的作用下被抑制的過程。”

由於預設模式網路中的功能暫時被削弱，將自己看作一個有意識的個體變得困難起來。這或許是無法完全自主控制身體之奇妙感覺的根源。

很多研究都發現了預設模式網路中這一部分和催眠的相關性，但特休恩補充了一個提醒：“有時我們並不知道其中的因果。”比如，內側前額葉皮層同樣參與他人心理狀態的推斷，或許被催眠時，你也正好在思索實驗者以及他們的想法。

“但這是最有力的證據。”特休恩總結道，“即與自我有關的處理和元認知的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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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ni De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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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驗室到診所

在學術研究者梳理催眠為何如此運作的相關細節的同時，臨床醫生也在利用催眠的療效——就像幾個世紀以來所做的那樣。

或許催眠被探索最多的醫學用途是無藥物緩解疼痛

［38］

的誘人前景

。許多元分析（對大範圍的研究成果進行分析，評估研究結果的質量和研究設計）發現了一致的結果。近期一個分析了45項有關催眠減輕疼痛的研究的元分析發現，被催眠的參與者比約73%的對照組參與者體驗到了更好的疼痛緩解效果

［38］

。21世紀早期的兩個元分析表明催眠優於標準治療

［39］

，並呼籲在臨床環境中更廣泛地使用催眠

［40］

。或許如你所料，這樣的疼痛緩解效果並非對每個人都相同——一個對85項對照實驗研究的綜述（作者包括特休恩）表明，一個人越是容易被催眠，他的疼痛就能越多得到緩解

［41］

。

一些最激動人心的發現是在慢性疼痛（持續三個月以上的疼痛）領域。在英國，約13-50%的人經歷慢性疼痛

［42］

，而在美國，大約三分之一的人有慢性疼痛

［43］

。在全球範圍內，近20億人會經歷反覆發作的緊張性頭痛

［44］

（最常見的慢性疼痛型別）。由於它的性質，慢性疼痛尤其難以用藥物治療，因為阿片類鎮痛劑具有成癮性，伴有副作用

［45］

並導致

阿片類流行病

*

［46］

。

*譯者注

阿片類流行病（opioid epidemic）是影響美國和加拿大的公共衛生危機，包括阿片類處方和非法毒品的濫用。

一項關於9個隨機對照試驗的元分析發現

［47］

，

催眠可以同時降低疼痛強度和它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接受了八節及以上催眠治療的患者體驗了顯著的疼痛緩解。

在2000年，斯皮格爾對241名接受非全麻侵入性外科手術的患者進行了一項催眠鎮痛的隨機試驗

［48］

。患者被分為三組：第一組接受標準治療，第二組有友善的護士提供額外支援，第三組接受催眠。三組患者都可以使用一個按鈕，按下便可自行施用芬太尼（強效阿片類止痛藥）和咪達唑侖（一種導致睡意和健忘的藥）的混合劑。在手術前、中、後的每15分鐘，患者都被要求從0分（冷靜、無痛）到10分（嚴重恐懼、焦慮、疼痛）評估自己的疼痛和焦慮水平。

比起護士組和催眠組，標準治療組使用了超出兩倍的芬太尼和咪達唑侖。標準治療組同樣擁有最長的手術時間（平均78分鐘），而催眠組的手術時間最短（61分鐘）。

斯皮格爾說：“催眠組的焦慮水平是0分，手術中的麻煩就更少了。”

讓他失望的是，這篇論文發表後臨床催眠的使用並沒有顯著增長。斯皮格爾如今已經開發了一個叫Reveri的自我催眠用軟體，希望這可以讓更多人們使用基於實證的催眠治療。

鑑於催眠治療對越來越多病症展現出良好療效，為何催眠的主流化如此緩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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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hel Tu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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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迫問題

大部分的保留意見並不歸結於證據的缺乏，而是對於催眠反應非自願性質的擔憂和誤解。

“這是最廣為流傳的迷思之一。”特休恩說，“就是如果你在我的引導下進入催眠狀態，我可以控制你，讓你做壞事。但其實並沒有多少這樣的證據。”

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的認知科學教授阿曼達·巴尼耶（Amanda Barnier）巧妙地利用明信片探究了這個問題

［49］

。她將研究參與者分為兩組——其中一組高度可催眠人群拿到了一大摞明信片，並在催眠誘導後得到暗示——每天給巴尼耶寄一張明信片直到收到來自她的電話。

第二天，明信片開始寄到——並且還不斷地寄來。當巴尼耶最終再次召集她的參與者時，他們的想法非常有趣。巴尼耶回憶道：“那些接受催眠的人說，‘我的天哪，這完全超出了我的控制。就算下著傾盆大雨，我還是會走出去給你寄明信片，我沒法控制我自己。我不得不做這件事。’”

但實驗並沒有止於此。巴尼耶還使用了一個對照組——他們沒有被催眠，僅僅是被要求每天給她寄一張明信片。“我說，我是一個博士學生，我在嘗試完成我的論文。這裡有一些明信片，可以請你每天給我寄一張嗎？”

或許令人驚訝的是，這組人也幫了忙。當巴尼耶把他們召集起來討論體驗時，他們表現得更為平淡。“他們說，‘是你當時看起來很迫切。’”

由此，巴尼耶總結道，被催眠的參與者並非被驅使著去做他們本不會做的任何事情——就算感覺起來是那樣的。

在倫理規範更為寬鬆的時期進行的早期實驗發現更極端的要求引發了相似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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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hel Tu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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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年，一項驚人的實驗

［50］

暗示被深度催眠的參與者去抓住一條巨大的菱背響尾蛇。參與者被告知這條蛇只是一圈繩子。一名參與者確實去抓它了——不過被一片玻璃阻止了。另一位參與者從催眠中醒來並拒絕了。另外兩名被催眠的參與者甚至沒有被告知這條蛇只是一圈繩子，但兩人還是都去抓住了它。然後，其中兩名參與者又得到了他們對實驗助手將自己置於如此危險境地非常憤怒的暗示。他們被暗示道自己無法控制地要將一瓶濃酸扔到助手臉上——而他們倆實際上都這麼做了（其實真正的濃酸已經被換成了同色的無害液體）。

作為對照組的未被催眠的參與者也被要求這樣做了——但大多數沒有成功，因為他們害怕那條蛇，並沒有走近它。1952年的另一項實驗

［50］

重複了這一發現，但後來的研究批評對照組並沒有被置於和催眠組一樣的強迫下，這個對比並不合理。

1973年的一項實驗

［50］

試圖透過將被催眠和未被催眠的參與者放在同樣的地位，以更有力地解決這個問題。一組大學生被催眠，接受了走到校園裡賣“海洛因”（他們被告知這些是海洛因）的暗示，而另一組僅僅是接受了相同的要求——兩組人都照做了。不過，研究者遇到了麻煩，因為其中一位參加者的父親是學校裡的一位教授，當他發現他的女兒試圖向她的同齡人兜售海洛因時，他感到 “不那麼高興”

［50］

。

“結論是，本科生願意做一些瘋狂的事情。”特休恩說，“這和催眠沒有關係。”

正如巴尼耶的發現一樣，

人們在催眠狀態下做出的很多令人驚訝的事情，其實並不歸結於催眠，只不過假使你發出請求，人們就會做各種稀奇古怪的事情。

然而這些實驗沒有給出明確答案的是，催眠是否真的能讓人被迫做出一些違揹他們意志的事情。但在學術界之外，確實有很多催眠在害人意圖下被使用的例子。

運用與濫用

夜幕降臨，街角商店外，車流在熱鬧的北倫敦道路上穿行。店裡，店主正在四處搬運一些物品，一位身著灰色T恤、深色夾克和牛仔褲，看起來很自信的年輕男人走了進來。他走近店主，在他的胳膊上碰了碰。從顆粒狀的閉路電視錄影中

［51］

可以看到，一系列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店主站在原地一動不動，似乎進入了催眠狀態。年輕男人摸了摸店主的胸膛和肩膀，接著翻完了他的口袋。店主站在那裡，似乎沒有注意到。一直到小偷離開之後，店主似乎才意識到自己被搶劫了。

“作為一名科學家，這些案例很難解釋，因為我們不清楚完整的情況。”特休恩說，“你能否利用讓人分心來實施犯罪？當然可以。你能否讓某人進入催眠狀態，然後搶劫他們或者侵犯他們？這很難說，而且這很複雜。”

北倫敦搶劫案只是眾多犯罪中的一例。這些犯罪有些讓人非常痛心

［52］

，其中許多涉及不道德的催眠師

［53］

對女性患者的性侵

［54］

，往往利用了催眠者和受害人之間的權力失衡

［55］

。

-

Liubov Dronova

-

“這顯然是噁心、可怕的。”特休恩說，“這些案件很難處理，因為它們發生在人們與其信任的專家或專業人士懸殊的

權力動態

*中。”

*譯者注

權力動態（power dynamic）指兩人或多人之間權力的平衡或失衡關係。

“儘管這些事件同樣可怕，他們出現在諸多不同權力關係的情況下，（例如）教練、教師或醫療專業人員。”

巴尼耶說，除了權力動態之外，還有一些難以擺脫的其他因素，例如人們可能持有的對催眠的看法或刻板印象（例如，“在催眠狀態下我會失去控制”）。鑑於這一系列因素，“很難說清催眠的薄弱點究竟是在於催眠本身還是更廣泛的背景因素

［53］

。”巴尼耶說。

所有這一切都引出了一個問題：尋求催眠的人如何採取預防措施以確保他們的治療儘可能安全？這歸結為一個黃金法則：“

如果有人不能在沒有催眠的情況下治療你，他們就不應該用催眠治療你。

”巴尼耶說。

我為這一情況聯絡過的每一位臨床醫生和研究人員，包括英國臨床和學術催眠協會（British Society of Clinical and Academic Hypnosis）執行長希拉里·沃克（Hilary Walker）和美國臨床催眠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Hypnosis）候任主席喬·特拉蒙塔納（Joe Tramontana），都同意這個說法。英國皇家精神科醫學院還建議一定要確認治療師的資格

［56］

，他們在網站上寫道：“催眠治療應當只能由對專業機構負責的合格健康專業人員施行，例如醫生、心理學家、護士、職業治療師或物理治療師。”

這點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在許多國家（包括英國和澳大利亞）並沒有官方機構來規範非專業催眠術。“在澳大利亞，你會看到那些只參加過週末課程或在催眠學院學習了六個月的人。”巴尼耶說。而且，如果治療後出現問題了呢？“沒有你可以去投訴的專業機構。”

在一些國家，催眠治療學院可能會選擇與註冊非專業催眠治療師的機構聯合——比如在英國，就有催眠治療標準總理事會（General Hypnotherapy Standards Council，GHSC）。然而，GHSC告訴我，這些組織都不能自稱是官方監管機構，因為“催眠治療師”和“催眠師”並不是像“醫生”和“物理治療師”那樣受保護的頭銜。

例如，GHSC要求進行註冊的催眠治療師遵守道德規範

［57］

，並對註冊成員的患者開放投訴程式。“不過，由於催眠治療不受法律法規的約束，我們或任何其他（註冊非專業催眠師的）組織都無法阻止已被取消註冊的從業者繼續獨立執業。”GHSC的一位發言人說。

我採訪過的臨床醫生和專業機構給出的關鍵資訊仍是確保你尋求治療的任何人都應當有相關的健康資格。並且，如果你有健康問題，應當諮詢你的全科醫生。

催眠似乎深奧而奇怪，但在很多方面，我們每天都有類似催眠的體驗。

—

Emmanuel Lafont / BBC

正如巴尼耶所說，

儘管催眠“荒誕”的名聲仍然存在，它離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許多經歷並沒有那麼遙遠。

對許多人來說，沉浸於一本好書或一部電影（甚至可能只是一部哈利波特電影）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又或許你會發現自己在高速公路上開車時忽略了路邊的地標。如果這曾在你身上發生過，那麼你所經歷的和催眠並沒有很大差別，巴尼耶說。甚至太過沉迷於智慧手機和催眠也有相似之處

［58］

——兩者都能

扭曲你對時間的感知，減少你對外界環境的意識，並帶來一種削弱的主體感

（感覺你就是無法停止滾動螢幕）。

但如果你並不常常經驗這種深度沉浸的感覺，那也是正常的。“這就像是外向與內向的區別。”巴尼耶說，“有些人只是以屬於自己的不同方式活在世界上。”

就像催眠與日常生活並沒有太大差別，它作為一種醫療干預與其他工具也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針頭和注射器，或者一把手術刀——在邪惡之手，它們都可能造成巨大傷害。但在技藝之手，它們可以是強大且有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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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Martha Henr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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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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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egg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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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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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Emmanuel Lafont

原文：

https：//www。bbc。com/future/article/20220519-does-hypnosis-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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