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能和甲方要錢嗎
2019年6月，張秋生和幾個工友來到了某建築工地從事貼磚工作，這一干就是一年多，一直做到2020年1月結束。但結束後，張秋生他們並沒有按時拿到約定好的薪酬，最後的一萬元，一直被拖欠著。2020年12月31日，在相關部門的幫助下，被拖欠獎金一年的尾款，才到了張秋生他們手中。
在工程專案施工期間都能順利拿到工錢，但工程專案一旦進入尾聲或竣工，農民工想要領到尾款，卻會遇到老闆的各種拖延理由，這就是尾款怪象。它長期存在於建築領域內，能拖就拖已經成為了部分人的慣用招數，民工討薪就像是擠牙膏一樣，要一點，老闆給一點。張秋生表示，他不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情了，最後一筆錢總是會被以各種理由拖欠，有的時候他們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卡在哪裡了。
每年的年終歲尾，總是會出現各種農民工討薪事件，農民工討薪，或許只是表象，背後隱藏的是開發商、承包商和大小工頭之間的債務糾紛。有的農民工沒有拿到合法的工錢，不是因為包工頭或者是施工方黑心，而是因為甲方遲遲不支付尾款，工頭也沒錢給。
建築領域內，工程被層層轉包是常見的現象，由此會產生大量的非法用工主體，資金支付間相互扯皮，權利和責任的界限不明確，這也導致農民工難以按時得到合理的薪酬。
農民工們找份好工作也不容易，需要靠老鄉提攜，這層關係網，是他們在城市中生存的重要資源。有的農民工會覺得，只要老鄉以後還能繼續帶自己去幹活賺錢，哪怕錢稍微晚點給，也沒有什麼。
急著拿到工錢的農民工，也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識。他們很少透過訴訟、仲裁等手段維權，而是會用一些極端的手段迫使對方給錢。2019年底，巴中的陳某以要錢為理由，帶著4個工友爬上了工地的吊塔，同時還阻攔工作人員拆除相關的違法建築。現場的民警調解後，4人陸續離開了吊塔，而陳某某繼續待在了吊塔上，時間長達8個小時。民警勸說了好幾個小時，他才離開。
陳某的行為引來了大量的群眾圍觀，社會影響非常惡劣，同時還影響到了交通秩序。按照相關法律的規定，他被依法行政拘留了7天。原本是受害者，卻做出了違法的行為，讓自己受到了懲罰，可見用極端的方式表達訴求是不可取的。
想要解決這一系列問題，需要相關部門進一步強化事前監管。可以要求建設單位提前準備好給農民工的工資，和其他工程款分賬管理、分賬撥付，監督企業將勞務費直接打到農民工的銀行卡中，一旦發現工資未能做到按月支付，就要嚴加查處，從源頭上減少欠薪的可能性。
村委會等基層單位要展開普法宣傳活動，在春節等假期，針對性地開設專題講座，告訴農民工如何規避風險。高校和社會機構也可以去工地做公益宣傳，印發專門的小冊子，讓農民工知道合同的重要性。
沒有合同其實也能夠維權，只不過和有合同相比要麻煩一些。農民工可以將相關資料儲存起來，像是工資欠款條、招工時和對方的聊天記錄、上崗的憑證、出勤考核的記錄等，證明雙方間存在著事實上的勞動關係，然後向勞動監察部門舉報，用合法的方式維護自己的權益。若是想要起訴，但是不知道怎麼做的話，也可以撥打12348法律援助電話，獲得專業人士的指導。
拖欠農民工的工資，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諧，所以相關部門必須要重視這個問題，聯手為農民工打造好的工作環境。農民工雖然看起來不是很光鮮亮麗，但是也為城市的發展和建設貢獻了汗水，若是沒有他們的話，中國的基建實事業也不可能發展的那麼好，他們理應得到尊重和理解。當農民工乘坐公交地鐵，或者是去餐館用餐時，我們不能帶著有色眼鏡去看待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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