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讀本書：《杜甫十講》

前言

你好，今天要為你解讀的書，是莫礪鋒的《杜甫十講》。

杜甫，被尊稱為“詩聖”，和著名唐代詩人李白並駕齊驅，成為唐代，乃至中國古代詩歌史上難以逾越的兩座高峰。同為唐代文學大家的韓愈，曾經動情地稱讚他們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相信大家在上學的時候，就對他們的作品和生平有所瞭解了。

不僅如此，越到後世，杜甫詩歌的影響力反而越大，他的作品彷彿一塊寶石或者美玉，越經受時間的打磨，就越綻放出璀璨的光芒。在宋代之後，每當中華民族遭受艱難困苦的時候，杜甫的詩歌，就成為中國人民的精神食糧，人們紛紛從中汲取營養，獲得力量。

要深入瞭解一位偉大作家存在的意義，就必須從他的作品出發，進而去探究他的生平，以及他所處的社會大時代背景，因為任何經典作品，都是時代精神的反映與縮影。

本書作者莫礪鋒，是南京大學教授，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專家，以及中國杜甫研究會副會長。他寫作本書的目的就是從詩歌分析入手，聯絡唐詩創作的社會大背景，探索一代詩聖杜甫的精神世界。在讀過這本書之後，相信你能夠對1300年前這位著名詩人的精神世界，和他所處的盛唐至中唐時代，有一個系統而直觀的瞭解，從而也能對杜甫留給我們的豐富詩歌遺產，在文字審美之外增添更深刻的領悟：為什麼杜甫的作品和他的精神，最終變成了中華民族集體性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接下來，我就分兩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首先，我想介紹下杜甫創作《同諸公登慈恩寺塔》的來龍去脈，並以這首詩為切入點，帶大家瞭解盛唐時期，詩人這個群體、文學創作活動的特色，以及人到中年，即將邁入創作高峰期的杜甫，他的生活正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而在第二部分中，我想帶著大家順著作者莫礪鋒的敘述，以杜甫一系列名作的解讀為線索，來談談杜甫詩歌中所體現的三種獨特而寶貴的精神價值，也就是詩史精神、仁愛精神和布衣精神。可以說，杜甫去世之後，這三種精神，深深地嵌入了其後歷代詩人的靈魂和基因，透過他們的文學創作代代相傳。

第一部分

杜甫這首《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創作於公元752年秋天。這首詩是如何誕生的呢？就是杜甫和幾個詩人相聚，以文會友，來到了長安的大慈恩寺，然後就登上了寺院中的高塔，也就是今天大家熟悉的西安旅遊景點——大雁塔。隨後，詩人們以登塔觀景為統一主題，來進行現場創作，然後交流品評，互通有無，這種行為，在當時被稱為“同題共作”。

在唐代，這種類似現場創作大賽的文學社交活動，非常流行，甚至成為唐代宮廷中的儀式性活動。比如，有一則唐代筆記就記載，武則天就在宮裡舉辦寫詩比賽，坐在巍峨的高臺之上，首先公佈題目，底下的文人士大夫們，創作完了就把詩文寫在一張紙上，往上遞。具體的執行評委，是武則天身邊的著名才女上官婉兒。寫得不好的作品，就直接被扔下來，像雪片一樣飄落。

在唐代，文人學士的頻繁遊宴活動，也是“盛唐氣象”的一種具體表現。在我們之前解讀過的《只是一首歌》，這本書裡，曾經說過，這種現象的出現，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唐代的文人繼承了魏晉風骨，再加上唐代經濟繁榮與文化發達，從而讓文人學士的日常生活與社交呈現出審美化和文化化的傾向。其次，唐宋時期，是官僚的主體，由世家大族成員，逐漸向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儒家士大夫轉變的轉型期，所以文人士大夫這個群體的誕生，也要求他們頻繁地透過社交活動，來增強彼此的聯結。

所以，在這樣一個秋高氣爽的時節，杜甫和高適、岑參、儲光羲、薛據這四位當時著名的盛唐詩人就組織了一次例行出遊，登上了大慈恩寺塔，乘興作詩。如果我們仔細深究一下，就會發現，為什麼題目就選定了慈恩寺塔呢？這是因為，這座塔不僅是長安城的一個標誌性景觀，文人墨客的必去打卡地，也可以說是大唐盛世的一個文化符號：

首先，大慈恩寺，可以說是唐朝時期佛教信仰盛行的一個標誌。這座寺院始建於隋代，原名無漏寺，到了貞觀年間，太子李治，也就是後來的唐高宗，為了悼念母親文德皇后，把寺院的名字改成大慈恩寺，後來歷代都有增建。這所寺院規模宏大，有將近2000間房屋。寺院建成不久，從印度歸來的玄奘法師，就在這裡開始了梵文佛教經典的翻譯，協助翻譯的各地高僧和學者多達數百人。為了安放玄奘從印度帶回的典籍和佛像，唐高宗特地下令在慈恩寺內，建造了這座慈恩寺塔，原本為五層，後來在武則天當政期間進行了重修，增高為七層。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之後，在隋唐逐漸興盛，從上層貴族擴散到普通大眾。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佛教對於中國古代文學創作形式，起到了一個重大的推動作用。這是為什麼呢？根據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的觀點，佛教哲學的核心思想，就是，人對外部世界的感知與觀察，完全取決於自己的心智。也就是說，我們感官中呈現出來的外部世界，也只不過是自己內心世界的延伸。所以，從東晉到隋唐，文學詩歌開始逐漸追求這種以自我為中心，強化感知的描寫手法，描寫的重點可能是景物轉瞬即逝的某一刻，而且詩人的情緒和心境，和所描繪的景象混為一體，沒有界限。讀者可以跟隨詩句的描寫，在眼前的山水樓臺、廣闊的洪荒宇宙，以及詩人的內心感懷之間隨意穿越。

所以，興盛的佛教信仰，深刻影響了唐代詩人的寫作，和他們的內心世界。杜甫，作為唐代詩人中的傑出代表，自然也不例外。書中對這首詩的解讀特別強調了杜甫的儒者情懷，但我個人認為，這一首《同諸公登慈恩寺塔》，雖然沒有明顯使用佛教典故，但那種大開大闔，以超然自由的姿態，穿梭於現實和往昔之間的創作手法，卻和這種佛教信仰的世界觀非常貼合。“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在一開頭，杜甫就用氣勢磅礴的筆法，描述慈恩寺塔之巍峨，彷彿超越在天穹之外，凜冽強勁的秋風無休止地吹來，而登塔之人，如果沒有弘達的胸襟，就會在這種大尺度的空間裡心生愁緒。

接著，杜甫以佛教“三千世界，皆在眼下”的精神，俯瞰周邊：終南山彷彿破碎的小塊，涇水和渭水兩條大河也難以分辨界限，大地籠罩在一片空濛之中，而雄偉廣闊的首都長安，也顯得微不可見。

在這一組作品中，後世的歷代文學家或者研究者，基本把杜甫這一首，評為第一。清代初年的著名文學家王士禛，談到杜甫、高適、岑參這次登高賦詩的往事，還是非常激動和仰慕，於是他在自己的筆記小說《池北偶談》裡寫了一段話，翻譯過來的意思就是，自己特別想穿越回現場，一睹這幾位盛唐時期詩壇名人的風采，哪怕是在一邊端茶遞水伺候著，也心甘情願。

另外，慈恩寺塔，對於唐代透過科舉而躋身官僚隊伍計程車大夫來說，也有特殊的意義。凡是來參加科舉的讀書人，都會來到慈恩寺塔下面題名，把自己的名字寫上，說“進士某某某題名”。因為在唐代，“進士”這個詞，還是指代前來參加科舉的考生。等真正考中入選了，再回來加上一個“前”字，成為“前進士”。

在唐代，科舉考試的形式和後世區別很大。首先，考試的種類名目有很多種，其中最著名的進士科，除了歷史知識和古代經典，詩詞的現場即興創作佔據了很大比重。其次，考官在判卷的時候，能看到考生卷子上的姓名，文字和人能夠對得上。所以，來趕考的考生們，最重要的就是先融入首都長安的文化與貴族圈子，多創作，多和文壇領袖、達官貴人社交，刷出一個才子的人設和存在感，然後再參加考試。這樣，考官一看，誒，這是某知名才子的考卷，那他的文章和答案我就要多琢磨一下，有什麼內藏的玄機，不能因為一個不好的細節或者第一印象，就錯過了人才。

但不幸的是，杜甫在唐代科舉的考場上，始終是一個落魄而失意的角色。從736年開始，杜甫幾次參加科舉，但不幸都名落孫山。 杜甫落選的原因，在今天已經無法考證。著名歷史學家洪業根據杜甫早年的詩賦作品，推測說，杜甫落榜的原因，可能是他早年的詩賦風格還在探索階段，行文有時過分深奧，有時艱澀，缺乏那種清新淺顯，容易討喜的“流行範”。在公元747年，杜甫再次參加唐玄宗舉辦的“制舉”，也就是一種臨時舉辦，為朝廷延攬特殊人才的考試。但不幸的是，當時獨攬大權、善於排除異己的宰相李林甫意識到，參加考試的許多考生，是自己政敵的門生或者親友，所以暗中耍了手腕，讓全體考生無人中選。

這一次科場失意，對於杜甫的打擊，無疑比第一次還要沉重，再加上一些歷史學家推斷說，在此之前，在朝中當官，為杜甫提供經濟支援的父親杜閒也去世了，所以杜甫的經濟狀況每況愈下，在長安過起了一種半門客、半幕僚的生活，聊以餬口。

那麼在慈恩寺塔上即興寫詩的杜甫和其他人，心情如何？作者莫礪鋒說，肯定既有飽覽壯麗山河的豪邁，也有對近年來國事朝政的隱憂：宰相李林甫的政治影響力在逐漸衰退，然而這並沒有預示著玄宗朝的政治有轉向清明的可能。因為未來的繼任者，楊貴妃的哥哥楊國忠，是一個貪婪、浮躁而腐敗的政壇新貴，依靠裙帶關係上位，缺乏李林甫的政治手腕。在這些奸佞小人的影響下，唐玄宗也沉溺於所謂的盛世繁榮，整個宮廷窮奢極侈，宮廷裡一盤珍饈美味，就等於10戶中等人家的財產。同時，唐王朝在北方和西南邊疆發動了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不僅耗費了大量社會資源，犧牲了無數尋常百姓的生命，還讓安祿山、哥舒翰這樣的外族將領，掌握了越來越大的權力，成為威脅唐朝中央朝廷統治的定時炸彈。

所以，當天寶十一載秋天，杜甫等詩人登上慈恩寺塔賦詩的時候，大唐帝國表面上是繁榮昌盛，烈火烹油，但各種深刻的矛盾危機，已經呼之欲出。同時，這幾位詩人當時的仕途生涯，也並不是很順利。

根據推斷，杜甫在這一年已經成婚，很可能也有了孩子，生活上的經濟壓力陡然增加。 而在此之前，杜甫在長安的生活已經非常拮据。在前一年，杜甫為了在朝廷中謀得一官半職，施展自己為國效力的抱負，向唐玄宗進獻了三篇富麗堂皇的賦，也就是一種講求對仗和韻律的長篇文章，來歌頌唐王朝在年初舉行的三次祭祀大典。在進獻時，杜甫特地上奏玄宗，說自己已經年滿四十，但由於遲遲未能透過科舉走上仕途，所以生活窘迫，被迫寄居在自己遠房堂弟的家裡，依靠朋友們的接濟來生活。 不過，這次大膽的進獻，並沒有給他帶來滿意的結果，雖然唐玄宗被這三篇賦的文采所折服，特地允許杜甫參加一次由中書省組織的特別考試，但杜甫依舊沒有透過，只拿到一個在吏部掛名，等待替補官職空缺的結果。這種結局，自然讓才大志高，迫切要求解決生計問題的杜甫，無法接受。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這是清代著名學者、詩人趙翼的詩句。意思是，生逢亂世，對於普通百姓來說，是一種不幸；而對於詩人，從某種意義上說，卻是一種觸發其創作靈感的契機。因為動盪的時局和人民的苦難，能讓寫出來的作品無須雕琢，就可以讓讀者深切地感懷共情。所以說，公元752年，杜甫這一次登高賦詩，可以被我們當作瞭解詩人所在的社會環境、他的精神世界以及創作風格的一個切口。在即將到來的中唐亂世中，顛沛流離的人生經歷和目睹的苦難，將讓杜甫的詩歌創作迅速臻於化境，迸發出無窮的能量。

第二部分

好了，我們剛剛通過了解杜甫創作《同諸公登慈恩寺塔》的來龍去脈，對盛唐時期文學創作的風氣和杜甫當時的生活境遇，有了一個簡單的瞭解。但是，時代背景並不能完全決定一個作家是否能寫出好的作品。作者莫礪鋒在書裡就說：我們以前在評價作家的時候，在談論文學史現象的時候，總是過分強調時代背景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這個作家的內心世界，是他的才情、他的胸懷、他的見識、他的思想，這些內在的因素也許比外在的因素更重要。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來隨著作者莫礪鋒的描寫，一邊賞析杜甫的傳世之作，一邊瞭解杜甫透過作品體現的精神與情懷。我在閱讀中，嘗試總結出了杜甫作品中三種最為重要的精神，分別是詩史精神、仁愛精神，以及布衣精神。

首先來看看，杜甫的詩史精神，就是在作品中，把宏大的社會歷史事件和個人經歷有機結合起來，達到“以詩著史”的境界。 自媒體人、作家六神磊磊有個說法更為直白，說杜甫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的作品就是“時代的嘴替” 。後世的讀者，透過他的詩，一方面能夠細微而深切地瞭解，中唐亂世普通大眾遭遇了怎樣的鉅變和苦痛，另一方面也能夠觸控到這位偉大詩人自己顛沛流離生活的每一個細節。畢竟，只有具象化的細節與場景，和每一個個體的獨特命運，才能最有效地引發他人的共情，以及作為對時代的有效記錄而存在。

在作者莫礪鋒看來，最能體現這種“詩史精神”的杜甫作品，莫過於寫於安史之亂期間的“三吏”與“三別”。

這兩組詩，創作於公元759年。在此之前，唐軍在宰相房琯的指揮下，在陳陶斜被安史叛軍打得大敗，杜甫由於直言進諫，支援房琯而被唐肅宗貶官到華州，也就是今天的陝西渭南。759年3月，唐軍又被安史叛軍在河北再次擊敗，被迫退守洛陽，洛陽民眾人心惶惶，紛紛出逃。此時，杜甫正在洛陽探訪親友，也被迫裹挾在逃難民眾的滾滾人流中，一路向西，試圖返回華州。

“三吏”的主題，是杜甫在流離失所中，目睹朝廷官吏強行徵發民眾從軍入伍，以及服勞役的殘酷暴行，有感而作。《新安吏》說的是在洛陽附近的新安縣，官吏把未成年的男性民眾強徵入伍的情況。“三吏”的敘述，是以詩人杜甫和官吏以及百姓的對話來展開推進，彷彿今天的現場新聞採訪。

透過詩人之口，我們可以得知，由於唐軍在河北新敗，兵力折損過多，所以需要繼續補充人力，以圖再戰。但是，在新安縣，能夠適齡入伍的男丁已經絕跡，所以官府只能涸澤而漁，以身材矮小、年齡尚幼的未成年男性來湊數。在這些強徵入伍的未成年男性裡，那些似乎長得壯實一點的，大多家境不錯，有母親來送行，而那些身體瘦弱的，恐怕已經是父母雙亡，只能沉默地加入絡繹不絕的壯丁隊伍，獨自上路。這首詩的後十六句，是詩人杜甫對這些男丁的寬慰和勉勵，諸如，唐軍應該就在洛陽附近紮營，糧食充足，距離故鄉並不是很遠，更何況統帥是以體恤部下而聞名的郭子儀，他對待大家，一定會如同父兄對待子弟一樣。不難想象，杜甫在說出這番話時的矛盾與悲哀，一方面，目睹過安史叛軍暴行的杜甫，對唐軍的平叛戰爭是支援的，但同時，廣大人民為這場唐王朝平叛戰爭所付出的代價，卻讓他的內心極端悲憤與無奈。

與“三吏”不同，“三別”的敘述，則是詩人化身為當事人的“嘴替”，以第一人稱口吻，寫出普通百姓的離別與哀傷。其中最令讀者心碎的，是第三首，《無家別》。在《新婚別》和《垂老別》中，當事人雖然不幸，但好歹還有親人能傾訴，但《無家別》卻是一位唐軍中普通士兵的喃喃自語。戰敗後的他回到故鄉，發現家園已經毀於一旦，親人們也不知去向，更殘酷的是，縣裡的官吏得知此事後，責令他立刻迴歸部隊。臨行前，由於已經無家可別，主人公只能匆匆拽住身為路人的杜甫傾訴一番。所謂“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說白了就是，既然已經沒有了家園，那麼去哪裡，也都是一樣了，詩人杜甫用看似曠達的語言，實際上起到了比直接控訴更加強烈的效果。

在“三吏”與“三別”的寫作中，種種慘痛的場景，估計又讓杜甫，對自己的官小言微和無能為力，產生了巨大的自責與內疚。透過詩中近乎白描的敘述，我們今天，對這場戰亂對人民造成的摧殘，以及杜甫內心的矛盾與痛苦，依舊能有一種鮮活的感受。

另外，杜甫的長詩《北征》，也可以被看作是杜甫“詩史”寫作的一個典範。先交代一下杜甫寫這首詩之前的背景。安史叛軍攻破潼關、進逼長安時，詩人帶著家人從潼關附近的奉先縣倉皇向北逃難，最終逃到了陝西北部的鄜州，在羌村將家小安頓下來。隨後，肅宗在靈武登基，杜甫得知訊息後，就離開羌村投奔靈武而去。然而途中他被叛軍俘虜，又抓回了長安，滯留到第二年四月，後來，杜甫又冒著生命危險來到鳳翔投奔朝廷。唐肅宗為了獎賞他的忠誠，任命他為左拾遺，專門給皇上進諫。結果，房琯兵敗獲罪，杜甫替他辯護，惹惱了唐肅宗，於是就疏遠他，給他放了個長假，讓他回陝北鄜州探親去。這時是757年閏八月，這一探親，就有了《羌村三首》，也有了《北征》。“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這首長詩，如同一組蒙太奇電影鏡頭，給我們展示了詩人探親沿途七百多里以及回家後的見聞和思緒。一路上，人煙蕭瑟，只有貓頭鷹在樹梢啼叫，田鼠從洞穴中露頭。“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詩人不由感慨：為什麼駐守潼關的20萬唐軍，一戰就敗，潰不成軍，導致廣大百姓慘遭殺害？詩人與親人歡聚之後，依然放不下心事，他牽掛的，不僅是流離失所的黎民百姓，更有對時局轉變的期盼：聽說朝廷請求的回紇援軍已經來了，他們身穿白衣白甲，那麼是不是叛亂就能被迅速平定呢？你看，一路上的顛沛流離和風雲變色的亂局，被杜甫利用嫻熟的技巧，結合在了一起。 這裡只是粗略一說，書中有十分精彩的詳細解讀，有興趣的聽眾可以去翻翻。

接下來，我們再來透過一組經典作品，來體味杜甫創作的另一個重要主題——仁愛精神，也就是博愛與寬仁。大家可能已經有了一種印象，就是在唐代詩人中，杜甫對於萬物生靈和勞動人民的同情與關懷，是格外突出，甚至自成一檔的。這種性格上的高貴之處，固然來自詩人天性中的純良和顛沛流離中的見聞，當然也有佛教信仰中“慈悲”與“普度眾生”觀念的影響。

比如，杜甫寫過一首《孤雁》，作品詠歎痛惜的物件，既是離群落單的一隻孤雁，也暗喻晚年流落他鄉的自己。這隻孤雁一邊飛翔，一邊因為思念同伴而哀鳴。“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它單薄小小的影子，最終消失在重重的雲海之中，雖然已經不能看到它，但孤雁的哀鳴，依舊迴盪在詩人的耳邊。

當然，說到對普通人民疾苦的體察，杜甫作品中表露出的感情，就直白強烈得多。除了剛才介紹過的“三吏”與“三別”，大家可能還會想到膾炙人口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尤其是最後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不過在這裡，我反而要給大家推薦一首相對小眾的《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這首詩，是杜甫在夔州時寫的。當時，夔州都督柏茂琳委派他管理大概100畝的公田。杜甫在詩的前半部分，充分描寫了豐收時稻田的壯美，最後依舊不忘記叮囑隨行官員，要把盈餘的糧食分給有需要的貧苦農民，不要出現只顧著充實官方糧庫，而忽視民間饑饉的情況。由此可見，杜甫對於普通人民的感情，並非像一些批評家所說的那樣，是一種空發論感，而是言行合一，積極有為的。

最後，讓我們再看看杜甫作品中強烈的“布衣意識”，也就是說，詩人杜甫終其一生，都自覺地時刻與政治權力保持一種疏離感，但是又熱切關心朝廷的政治實事，希望能夠有所作為，體現了儒家傳統中“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精神。

一些後世的批評家，有一種論調，說杜甫作品的憂憤其實是一種求取功名不得後的發洩。但今天的我們，只要稍稍結合杜甫的生平來研讀他的詩，就會發現這種論點站不住腳。如果杜甫真的是以官場仕進為人生第一目標，那麼他無疑會抓住任何一個微小的機會，向權力的頂端攀爬，但是杜甫對功名利祿，其實並不在意。例如，在公元755年，杜甫終於得到了一個小官職，河西縣縣尉，區區九品官。歷史學家洪業說，這個任命不僅無法施展杜甫橫溢的才華，甚至和他的道德原則相牴觸，讓一個時刻同情蒼生萬物疾苦的詩人，去負責捉拿和懲罰交不出賦稅、逃避徭役的老百姓，真是一種諷刺。杜甫自然拒絕了這樣一份差事，不過，本書作者還是認為，杜甫拒絕上任的原因，主要還是不願意委屈自己，在這一點上，各種推測可以說是見仁見智，大家自行判斷就好。

隨後，朝廷又重新任命杜甫在負責東宮禁衛的右衛率府裡，當一個小小的文職參軍，這是一份無事可做的閒差，當然也不是杜甫的志向所在。所以在送給高適的《官定後戲贈》裡，杜甫以表面上的放達不羈，體現了自己的失落與苦悶。在詩作一開始，杜甫就自比不願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淵明，直白地指出，如果接受縣尉的任命，那麼從此自己就要過一種巴結逢迎長官，同時鞭打威嚇百姓的生活。不過自己在參軍的職位上，倒是能依靠俸祿，天天無所事事，飲酒作樂，順便高聲歌頌皇帝和朝廷的恩典。當然這是一種出於無奈的反諷和牢騷。

為什麼說杜甫不是那種滿足於領取一份俸祿，然後逍遙自在的人？有一個證據，就是在此後不久，杜甫就離開了長安，途中寫了一首著名的五言長詩《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他在詩句中鮮明地指出，自己本身就是一介布衣，雖然笨拙，卻一心想模仿古代的賢臣，為蒼生和國事擔憂，雖然屢遭挫折，但並不氣餒。接下來，杜甫又用富麗的排比，描寫了途中經過的驪山之上朝廷權貴此刻的奢靡生活，所謂“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翻譯成今天的話，就是：清晨的華清宮，溫泉的熱氣在空中氤氳成霧，羽林軍的將士們往來穿梭，那一定是玄宗和楊貴妃已經駕臨，正在享樂；他們消費的奢侈物品真是多啊，身上穿的是貂鼠皮裘，吃的是駝掌羹和新鮮的柑橘等美味，然而杜甫筆鋒一轉，開始大聲疾呼“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在詩歌接近結尾的地方，杜甫借用了古代神話中共工怒觸不周山的典故，抒發了自己對時局的擔憂，預言一場巨大的災難可能即將發生。實際上，此詩寫成後大約一個月，安祿山就在河北舉兵反叛了。

到了晚年，杜甫這種自我定位於“布衣”的意識依舊沒有變化，頂多加了一點年紀老邁後的自嘲。在夔州定居時代，他創作了《秋興》八首，這是杜甫晚年詩歌的巔峰之作，筆法爐火純青。壯麗多姿的景色，和詩人內心的悽楚與寂寥形成了鮮明對比。在第三首中，杜甫先描寫了自己閒坐江邊高樓，放眼望去，江上忙碌的漁民和低飛的群燕相映成趣。隨後，他的筆觸轉向描寫自己的內心：詩人自比漢代學者名臣匡衡和劉向，但境遇卻大相徑庭，匡衡在直言上書後得到了重用，而劉向可以埋頭做學問，最終精通儒家典籍“五經”，然而反觀自己，在仕途和學問上都沒有太大成就，實在是有愧。在最後一聯，杜甫想到了自己年輕時的同門學友，說他們“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昔日的同門大多已經飛黃騰達，如同漢代居住在五陵地區的豪門，騎著肥壯的駿馬，身上穿的是輕盈而暖和的皮衣。但是，杜甫寫下這些，並不是羨慕，而是一種冷眼旁觀和表明心跡。作者莫礪鋒說，這一句好就好在這個“五陵衣馬自輕肥”的“自”，暗含的意思是，道不同不相為謀，自己既然願意遵守道德底線，選擇了一條和這些同學少年截然不同的道路，那就自然會和他們漸行漸遠。

結語

好了，由於篇幅所限，這本《杜甫十講》的內容就為你介紹到這裡。在本書中，作者莫礪鋒透過十篇課堂實錄文章，透過分析杜甫流傳至今的經典詩作，來還原他的人生軌跡，以及透過作品抒發的精神與意志。

有一本書叫《唐詩寒武紀》，作者六神磊磊提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設想，就是唐代作為中國古典文學創作的高峰，一下湧現出如此多的文學大家和經典之作，如同地球生物進化史上知名的“寒武紀大爆發”。現在，透過閱讀本書，和其他唐代文學相關的研究著作，我們可以得知，從杜甫這樣傑出的個體詩人，到唐代文學的繁榮，這一波大爆發，是由中國社會變遷與對外文化交流等諸多條件促成的。

首先，是隨著科舉制度的出現，讓官僚文人士大夫這一群體逐漸出現、壯大，而文學創作是當時科舉考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這個群體實現內部凝聚和溝通交流的主要媒介。

其次，是佛教自兩漢之際以來的逐漸傳入，佛教哲學中那種強調外部世界為自身感知映象的認識論，也深刻反映在文學創作中，從而給了歷代詩人以更大的自由度，在物我之間，以及時空中隨意跳脫。

最終，盛唐時期社會經濟的繁盛，與隨之而來的安史之亂，給了這個時代的文學創作者一種強烈的刺激與對照體驗，讓他們擁有了豐富的創作題材和澎湃洶湧的情感。

而杜甫的一生，正好橫跨開元盛世與安史之亂，詩人的生命週期，彷彿與唐王朝協調同步。他的青壯年，適逢開元盛世，而中老年，則經歷了安史之亂，目睹了唐王朝國力的日漸衰弱。而詩人出色的文學天賦和敏感的觀察力，促使杜甫透過1400多首作品，完整地記載了他所處世界的興衰離別，為今天的讀者提供了一份最為豐富的文學遺產，以及對那個時代最詳細忠實的記載。同時，杜甫作品中，對普通人民苦難的悲憫、對家國命運的關懷，也隨著他作品的流傳，而被普及接受，變成了中華民族集體性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所以，哈佛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專家宇文所安就曾經盛讚說，杜甫用詩歌構建了自己的生活，最終把一個唐代仕途失意的小詩人，變成了中國古代文學傳統中最著名的創作者和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