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是不是君主制度
科舉殿試是明朝與朝鮮王朝選拔人才的重要制度之一，其核心內容是策問。兩國殿試策問都有著悠久的歷史，從各自建國時就在繼承前朝的基礎開設、發展並完善。明朝與朝鮮王朝都是君主專制，儒家思想文化是其意識形態的主流，這種制度及文化觀念直接地反映在兩國殿試策問中。
殿試策問是由皇帝或國王直接或間接命制的，直接反映了最高統治者的思想。殿試策問也就成為兩國古代文化重要載體。那麼朝鮮王朝的殿試，又與明朝殿試有何不同呢？他們是否原樣照搬？
兩國殿試的起源、發展
殿試是中韓兩國古代科舉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兩國的科舉制度發展過程中有著悠久的歷史並佔有重要的地位。
殿試是中國與韓國古代科舉中最高一級的考試。由於是皇帝親自在殿廷內主持的考試，故又稱“御試”“廷試”“親試”“殿前試”。殿試製度有兩個主要特徵：首先，殿試必須是皇帝親自在殿廷前主持考試，而不是禮部（曹）或其它機構；其次，參加殿試應試者必須是參加禮部（曹）考試的合格者，即及第者。以上二點緊密相關，必須同時具備才是完整意義上的科舉殿試。
中國漢代的察舉策試多由皇帝親自主持，並多在殿廷舉行。殿試作為一種制度正式確立於北宋開寶六年（973），“唐以來或以禮部所取未當，命中書門下詳復，至宋太祖、太宗重其事，故御殿親自複試”。隨著官僚的發展和封建統治政策的調整，宋太宗增加了科舉取士的名額，並透過殿試強化了對新進士的加恩籠絡。
自太平興國二年（977）起，開始對殿試合格者賜予袍笏、賜宴和賜詩以示恩寵，授官也更為優厚。自宋太祖實行殿試以來，對禮部所選者有所黜落，且成為常例。宋代科舉制基本消除察舉、九品中正制等用人制度，成為選人任官的重要甚至是唯一途徑和手段。在這種情況下，統治者為了自身利益而加強對科舉制的操縱就顯得極為必要和重要。
殿試的確立成為君主專制統治的重要工具而日臻完善，在具體運作上也增加了彌封、謄錄等制度，避免考官和貴族徇私舞弊的發生，是科舉制成熟的重要標誌。元朝科舉制度經歷兩興兩廢，其殿試基本上承襲宋制，稱為“翰林院國史院考試”，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制度，包括週期性的考試時間和嚴密的考試規程。
高麗科舉制度是在積極吸收、借鑑中國唐、宋科舉制度基礎上發展成熟的，其殿試形成相對宋元要晚，高麗殿試的產生和發展與其需要密切相關。高麗後期，恭愍王為了清除以座主門生關係結成的文閥貴族的弊端，於恭愍王十八年（1369），採納任樸之建議，借鑑元朝科舉制度，實施科舉三層法，即鄉試、會試、殿試三階段考試。
高麗前期一度實行的複試得到了恢復，並變成了殿試。殿試的設立對加強高麗王權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明朝承元制，進一步地發展完善科舉制度，並把科舉作為治國重要的制度，其中殿試也相應發展成熟。朝鮮王朝由於建國比明朝較晚，殿試也比明朝晚22年施行。在繼承高麗朝殿試製度的基礎上，朝鮮王朝殿試開始於太祖二年（1393，洪武二十六年），“坐報平殿，試知貢舉左侍中趙浚、同知貢舉藝文春秋館大學士金湊所舉尹定等三十三人，以宋介臣為第一。”
兩國科舉殿試的作用
殿試由天子親策於廷，故又稱廷試。它是科舉制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皇權操縱科舉制的一個重要手段。科舉制是古代封建王朝的人事任用制度，是支撐和維護君主專制統治的重要基石。科舉初始，統治者意在結識中層地主階級為主的知識分子，消除前朝以世族勢力為基礎的官僚選任制度的影響，但對控制和操縱科舉的意義尚認識不足。隨科舉制的發展，殿試逐漸受到重視，殿試成為維護統治者利益的重要手段。
殿試的形成是科舉制度進一步完善會試內容主要是“四書”“五經”等經典，殿試是在會試的基礎上進行的，殿試的結果直接與應試者選官定職掛鉤，這就決定了統治者從各方面考查應試者，其標準與會試的筆試有所不同。殿試方式及其內容的確立，從體制上保證了這一主旨的貫徹。到了明朝，殿試形成了一整套嚴格的程式，是整個科舉制度的完善，其作用和影響更加突出。殿試開考、讀卷、傳臚唱名、禮部賜宴與上表謝恩，皇帝臨軒，儀式莊嚴隆重，故有謂“廷試以三月十五日，而十八日傳臚，二十二日謝恩，賜狀元袍服，故事，上皆視殿”。
殿試製度是統治者強化專制集權的必要手段殿試製度的形成既是統治者加強中央集權的產物，也是官僚發展的必然結果。殿試作為掄才大典，始終處於君主控制之下。雖時常由文臣擬製策問，但都由皇帝選定並以其名義釋出。
殿試不設常設機構，往往是臨時組建的機構，由皇帝親自主考，這一做法樹立了皇帝的尊嚴，加強了君主對科舉考試以及高層次人才的控制，以此顯示只有皇帝才能授予最高等級的稱號。凡進士及第者，統稱天子門生，他們所感激的不是某一個人，而是天子，這對於清除“恩出私門”的宗派影響無疑有著積極的作用。
明朝後期，雖然也再次出現以有司為座主，門生結黨，沉滓再起，危及政局，但終究沒有釀成禍亂，這與殿試製度的實施是分不開的。
韓國古代也同樣如此，科舉是為了體現選人的公平公正性，殿試的價值在於體現皇帝的恩寵，以此來籠絡知識分子。殿試規範化可以避免官僚貴族舞權作弊，更重要的是收買人心、控制人才、集權中央。
人們把參加殿試看成是實現自己遠大抱負的重要途徑，甚至是唯一途徑，而皇帝也達到籠絡天下士人的目的。
試促成文官階層的興起，促進了文官的發展由於儒家思想的影響，明朝與朝鮮王朝統治者在以武力奪取政權以後，都轉向安邦治國、發展經濟，用科舉教化制度來削弱軍閥割據，興文抑武，推行文官，一方面是鞏固皇權統治。
另一方面也是推動了社會進步，殿試的確定保證了這一程序的順利完成。兩國皇帝以殿試作為手段對科舉的操縱，促進了中下層知識分子的興旺發達，直至形成了比以往體制更為進步的文官。而殿試作為一種定製被歷代統治者沿襲下去，也說明了殿試是君主實行人才專制的一個直接手段。
兩國殿試不同之處
明朝與朝鮮王朝對武科殿試的重視程度存在著很大的不同。由於明朝重文抑武，社會環境較安定，文官集團的繁榮，因此明朝中前期武科殿試雖然幾經提出討論，但最終都沒有實施。隨著社會矛盾的增多與激化，不安定因素的增加，也逐漸開始關注武科殿試，直到明朝晚期，國家受到戰爭的威脅，此時才開始真正重視武科殿試的考試。
朝鮮王朝由於建國之初就是武官集團發達，把武科殿試與文科殿試放在同等地位，隨著國家危機的出現，進一步加強了武科殿試的地位。宣祖二十六年（1593）開始經常只開武科而不開文科。
殿試作為科舉中最高級別考試，因而管理考試、評判分數試官的選用就顯得至關重要，他們多由學識和德行皆好的人充任。由皇帝本人充當試官是理想的，但從學識水平和工作量來看，皇帝顯然不能完全勝任，如明朝有些皇帝素質較低，甚至有皇帝不識字。因此，需要皇帝從高層官員中挑選任命，組成一個公正高效的組織機構來完成殿試工作。明朝殿試由內閣主持，皇帝親策，朝廷重臣任試官。殿試相應機構只是在每次考試時設定，具有臨時性。
朝鮮王朝殿試也非常重視試官的選拔，要求不僅要有才華，而且要其德行公正嚴明，明朝與朝鮮王朝都非常重視殿試組織機構的組建，雖然是臨時性機構，但由於是皇帝親策，人員的選任和配備都受到了高度的重視。一是為了體現殿試的公平公正性，防止舞弊的發生，兩國殿試均採取了迴避制度。朝鮮王朝實行“備三望”的選任試官制度，試官多是三品以上德才兼備的官員；明朝則是各部門重要官員，其中都要有內閣人員和各部尚書等高級別官員充任讀卷官。
朝鮮王朝與明朝因地域環境的差異，在相似的文化氛圍下，也有著各自特殊的國情。使得統治者在思考現實問題時存在著很多不同，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也直接地反映在兩國殿試策問中。明朝策問對問題提出思考和討論，往往更注重宏觀、抽象的問題，主要包括理論、社會風化等形而上的問題。這些問題一般不涉及當時社會出現的具體的現實矛盾問題，而往往要求基於所讀的“四書”“五經”等儒家著作討論問題，如明朝洪武四年首次殿試策問以古先皇帝敬天勤民、明倫厚俗的君道、治道為問，基本上屬於儒家理念問題，並非現實亟待解決的問題。
朝鮮王朝殿試策問對問題的思考則注重微觀、具體的問題。這些問題往往都是朝鮮國王所關心的問題具體體現，世祖三年殿試策問中有“諸葛亮作八陣，李靖制六花陣，劉裕用步兵，唐宗選千騎，古之名將所為如此，其於強弩勁馬之勢，何者是？”
朝鮮王朝大量引進和吸收中華文化，但畢竟不是儒家文化圈核心，因而其文化呈現著多元鬆散與自由的狀態。使其思考現實的問題時的視野不同於明朝的傳統保守觀念，而是更加的自由與開放。在殿試策問內容所涉及的範圍方面，明朝更為傳統和保守，朝鮮王朝在遵循傳統的同時敢於突破。
由此可見，兩者還是有不小差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