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浪字怎麼寫
《浪的景觀》
周嘉寧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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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朋友們曾置身於90年代的熱帶風暴。我用腳踏車帶著朋友，筆直衝進水泊，奮力踩著踏板。
而後，我們共同來到了乾燥的下世紀。”
——周嘉寧
走出“虛構”
文/李琦
周嘉寧最新的小說集《浪的景觀》收錄《再見日食》《浪的景觀》《明日派對》三個中篇，題材上依舊承續《基本美》中對青年生活的觀察，但相較於前作，這三篇作品雖然仍以兩個年輕人之間的友情關係為圓心，但有意在此基礎之上輻射出一個更大的青年群落，由對個體間關係的刻畫轉而勾勒一種集體性的聯結與創造。
三篇作品中都可以辨識出一個邊界模糊但已然成形的、擁有特定文化標識的青年共同體，如《再見日食》中的國際青年寫作小組、《浪的景觀》中兼具地下服裝批發商販和搖滾樂愛好者身份的青年群落和《明日派對》中因音樂電臺匯聚而成的興趣社群。在時代的縫隙中，他們如同“沒有形態的波段”，憑藉某種微小而強韌的訊號彼此識別，共同創造著屬於自身的全新語言。這種創造實踐使他們的青春激情在浪漫的光澤之下呈現出頗為堅實的質地，《明日派對》中兩個女孩在忘我的精神熱度中廢寢忘食地準備節目，《浪的景觀》中兩個男孩風塵僕僕走南闖北的情景正是由此顯得分外動人。他們付出實實在在的勞動，讓本像是幻夢的理想變得確鑿無比，而這種確鑿又並未抹除其夢幻的光彩。“理想”“浪漫”這些在青春文學中被過度使用因而變得乾癟的詞語，在這樣的書寫中再度獲得了充盈的意義。
這三個故事無一例外均以冒險的終結和共同體的離散為結局。這固然是時代變遷的結果，但是，當“龐大的物質”降落在“林間空地”，那些確鑿堅實的聯結和創造也忽然暴露出脆弱懸浮的“虛構”屬性。在對這些青年群落的描述中，周嘉寧經常使用“虛構”這一形容。虛構，不僅是他們認識世界的方法：《再見日食》中，四位青年初到紐約，毫無計劃的他們“都極其自然地使用著從小說和電影裡學到的經驗”。虛構也是他們發展友情的方式：拓與馬里亞諾初相識時，便都熱衷於使用習自現代英語小說的書面語交談，“竭盡可能地描述抽象的事物，有時候僅僅是著迷於詞語的發音或者複雜從句的結構之美”。他們知道“現實世界裡的人不這樣講話”，但“來自於小說的語言讓他們變得更溫和，清晰，飽含情感。於是他們樂此不疲，一點也不想去模擬現實”。虛構不只是在現實中挪用書本經驗，還包括對現實經驗本身的浪漫化：《明日派對》中“我”與王鹿最初透過網路聊天時，總是“忍不住把自己廢物般的生活描述得更具詩意”。
更多時候，這種虛構與其說是一種自覺的行為，不如說是周嘉寧所捕捉到的青年觀看世界時無意識攜帶的一面獨特濾鏡，折射著他們對自我和他人的想象性認識。這一濾鏡不僅使他們對自身的經驗做浪漫化的處理，也使他們在與他人的交往中表現出某種“盲視”。三篇小說都曾寫到一種相似的“再認識”情境，青年主人公忽然意識到身邊親密熟悉的同伴還攜帶著他們從未想象過的“現實的重力”。《浪的景觀》中“我”看到群青熟練地準備飯菜，才“想起來他在日本待了好多年”。事實上小說開頭已經交待，群青在日本不只是“待了好多年”，而且際遇慘痛。而《明日派對》中，直到在最後的演出中見到帶著孩子過來的歐老師，“我”和王鹿才意識到她們從來“都沒有想過歐老師有另外一種生活”。相似的，《再見日食》中，拓在偶然透過網際網路得知泉的“天才女孩”往事後“感到哀傷”，因為“他們彼此交換過那麼多想法，是那麼好的朋友，那些普遍被認為是最重要的事情，泉卻一件都不曾和他講過”。
拓的內心獨白概括出文藝青年面對生活的一種特有的“偏見”，他們熱衷於藉助書本經驗談論各種抽象的事物，也能夠憑藉熱情與天賦在擅長的領域開拓創造，卻常常會忽略“那些普遍被認為是最重要的事情”。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偏見”正是青春的迷人甚至超越之處，使他們能夠心無旁騖地順著理想的浮力騰空而起，而不為其他的考量綁縛了手腳。但必然地，這種“偏見”也造成了想象與事實間的差謬，因為事實上他們每一個人都從未擺脫生活的重力，都無一例外地攜帶著一份歷史來歷和社會角色，都有著各自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周嘉寧的寫作呈現出一種動人的緬懷與反思的張力：一方面，每篇小說的字裡行間都可以看出她對青春共同體的毫不掩飾的懷念，但另一方面，這種懷念並未滑入青春寫作中常見的自戀式的沉溺，而是導向清醒的自我剖析。正因懷念是如此真摯深切，得以避免了“過來人”對青春往事的輕率貶抑，進而使得在此基礎上生髮出的反思顯得尤為艱難與誠懇。而更加難得的是，周嘉寧並未在天真與成熟間預設二元、單向的價值走向。她對人物天真懵懂的狀態確有反省，這些小說中的青年也在經歷一番曲折後“多少都對自己的人生有一些反省和悔意”，想要“對生活負起責任”。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輕易宣告了對過往的否定和對天真的超越。相反，周嘉寧在這一問題上表現出一種特殊的執拗，體現在文字中，她會著意強調一種改變中的不變，在沉降的反思之後再度折返回對那種天真抽象的青春精神的辯護甚至讚頌。
如《再見日食》中寫到，寫作專案結束多年之後，拓偶然觀看了一出故友馬里亞諾導演的戲劇。在周嘉寧的描寫中，拓的感受經歷了複雜的變化，他先是感到不耐煩，“劇本天真粗糙，海報上堆積著各種抽象動聽的詞語，導演意圖暴露無遺”。但漸漸的，到了後半場，“那種令人討厭的癲狂氣息不知不覺轉變成了真正的迷人。演員說的臺詞在拓的心裡引起頌歌般的迴響，海報上抽象的詞語也成為類似幻覺的物質”。
與此相似，在《明日派對》中，當投入極大心力的電臺節目宣佈商業化改版，“我”和王鹿平靜地做出了離開的決定。她們既沒有對自身無力抗衡龐大系統的懊喪，也沒有對時代風潮和公司決定的抱怨，而是談起了那個曾經和她們一同報名參賽的西北男孩——他在獲得第一名後放棄了獎項和節目，跟隨一支紀錄片攝製組深入了內蒙深處的草原考察遊歷。“有時候我遇見困難，便想象他去的地方，想象人生的其他可能性。風是怎麼樣的，草又如何翻滾成浪。”這種曲折往復的搖擺辯證呈現了一種周嘉寧式的誠摯與執著。
（本文原載於《中華讀書報》）
資料：上海文藝出版社
作者：李琦
編輯：馬澤泓
上觀號作者：書香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