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曙光：蔡哥或者蔡文豪

蔡哥或者蔡文豪

文/龔曙光

一進展廳，我便看見了蔡測海。

觀展人多，大廳裡熙熙攘攘。蔡哥那鶴立雞群的碩大背影，似乎並未隨人流緩緩移動，而像一隻信天翁，孤獨自在地懸停在海面上。

看展出來，我沒叫蔡哥，而是朝他後背不輕不重捶了一拳。蔡哥也沒立馬回頭，他掏出打火機，點燃手裡的煙，吸了一口，才扭頭說：你寫建平的文章，活了！別人寫不出。隨之遞給我一支菸，點上，問起我寫他的文章。我搖搖頭說：難產！說起來不可思議，一篇文章，寫了近一年，每到一半就揉了，怎麼都收不了尾。在我，這是從未有過的事。我寫文章素來手快，五六千字，通常也就一個晚上。

蔡哥說，也許是人太熟了。寫文章就像談情說愛，人熟了下不去手。說著詭異地一笑。他說你先前寫的那些人，鍾叔河呀，唐浩明呀，沒一個人像我這麼熟。你想想，我倆認識時，你才二十多歲。

想起第一次見蔡哥，是在邊城吉首。一家朋友的咖啡館，街邊上，新裝修，滿是松木的味道。店裡空空落落的，只有我倆一桌，在靠窗邊的位置。好像是剛放暑假，或者是他剛從北大作家班畢業，我從濟南，他從北京回了湘西。天已有些熱，蔡哥卻依舊是一套深藍色的西裝，領帶打得很標準，是溫莎結。那時節，會打這種結的人少，多數人還在把領帶當紅領巾系。我倆相向而坐，都靠著窗。傍晚的陽光從窗外流淌進來，琥珀色，很稠，流到哪裡，都像鍍了一層金。他的右側浴在光裡，金燦燦的。左側卻陰影著，看上去像一幅木刻。我想起在哪裡見過一幅這樣的木刻畫，或許是一張黑白照片，久了，便有點像木刻。那是三十年代的沈從文，是半身像，金絲眼鏡，長衫，淺淺的笑，羞赧裡透著斯文。眼前的蔡哥，除了高大些，其它都像。我分辨不出，這是湘西文人天賦的氣質，還是對心中偶像的刻意模仿。那時，蔡哥已和沈先生很熟，間或會去先生家裡蹭飯，拿作品請教，或者只是聊天，用他們老家的湘西話。

之前，我倆相約過無數回，總是要見了，便失之交臂。或許是爽約太多，見了面，反倒不知該說些什麼。他把皮包裡的煙掏出來，中華，軟包，然後點燃，旁若無人望著窗外。窗外是一脈遠山，山脊線很和緩，山卻是層層疊疊的。太陽正向遠處的山裡落下去，滿天的火燒雲。咖啡館裡的燈還沒開，滿屋子的昏暗，便開始將光亮往外擠。蔡哥手裡的菸頭，一明一滅，像是對昏暗的無聲抗拒。蔡哥到底開了口，說有一本短篇小說集，要在臺灣出了，你來幫我寫序吧！我有些愕然，卻沒有推辭。後來我便寫了，就是那篇叫《生命的告白》的文章。蔡哥先拿去臺灣《聯合報》發了，後來又發了《民族文學研究》，最後用在了他的小說集裡。

再見面，蔡哥便塞了一沓花花綠綠的美金給我，說是臺灣的稿酬，末了又補一句：比大陸和香港高多了。隨後便邀我去打麻將，說正好三缺一。

我知道，除了寫小說，蔡哥的愛好是打麻將。何立偉、王平那幫文友兼麻友，時常笑話他牌臭癮大，說他寫小說順手了，要找人摸幾圈，理由是犒勞自己，寫小說不順手，也要找人摸幾圈，理由是懲罰自己。他們實在笑得多了，蔡哥便搬了胡適來應對，說我們校長那樣一代文化宗師，都是每天都要摸幾圈的。蔡哥談文學，必說自己的沈二哥；談麻將，則必談自己的胡校長，北京大學這兩位前輩，始終是他寫作或娛樂的楷模。

平常打麻將，蔡哥也是西裝革履，連領帶都打得周正。往桌上一坐，手裡摸牌，嘴裡談的卻是文學，大多是他所讀的文學新書。蔡哥閱讀量大，且不止是瀏覽，常常有自己的新奇見解。當時聽了，你未必能領會，因為蔡哥談文學，總是一派書面語，聽上去有點繞，但過後一琢磨，還真是獨到精妙。蔡哥常說，北大沒教會他怎麼寫小說，但教會了他怎麼談書。那天，他談的是略薩。一個既不懂英文，也不懂西班牙文的人，卻把《綠房子》的文字分析得頭頭是道，那架勢，根本不是在麻將桌上，而是參加一個堂而皇之的國際文學研討會。

牌局的結果，自然是蔡哥輸，而且輸得硬氣，一盤一付，不拖不欠。先是從西裝的內口袋掏美元，後來是從褲兜裡掏港幣，最後把皮包拉開，掏出一沓臺幣來。桌上的人都有點煩，覺得匯率算起來太麻煩，催他拿人民幣來，或者找個人去銀行兌換。蔡哥便說：你們這群土鱉，只曉得人民幣人民幣，難道美元港幣不是錢哪？硬通貨呢！當年法幣、金圓券變成水，只有美元、英鎊，硬得更黃金一樣！懂啵？！一場牌打完，到底沒見蔡哥掏出一張人民幣來，扔在桌上的，都是五顏六色的外幣。王平一面收錢，一面調笑他，說蔡哥這是在嘲弄我們呢！我們掙稿酬，只有人民幣，人家掙的卻是美元英鎊呢！蔡哥也不反駁，照例詭異地笑一笑，抽著煙。

蔡哥長我好幾歲，平素見了，我都叫蔡哥，立偉、王平那一夥，則有時叫蔡哥，有時叫他蔡文豪。

被叫蔡哥時，他會揚起臉來，摘下厚得像啤酒瓶底的近視眼鏡，衝你抿嘴一笑，算是應答；被叫文豪時，他則窘得一臉通紅，彷彿年少時使勁擼著的褲子，被人惡作劇地一把扯到了胯下，結結巴巴半天憋出一句話：你莫日弄我！日弄是他老家湘西話，大抵是戲謔捉弄的意思。立偉說：你別聽他講莫日弄莫日弄，蔡哥一生做的，都是文豪夢。其實我知道，他們那批作家，誰又沒有做過文豪夢呢？只是文學在蔡哥心中，一直神聖得不可侵犯，更不可替代。立偉會去作畫搞攝影，少功會去編雜誌，殘雪會去寫哲學著作，運憲會去下海做生意，只有蔡哥，對文學不離不棄。蔡哥偶爾也會跟我說，最近又在跑什麼專案，做什麼投資，甚至還在老家弄了近兩千畝地，種了多少杜仲，值多少錢。但大體都是嘴上說說，他的心思和麵子，始終都在文學上。你若說他專案不行，他只嘿嘿一笑，你若說他哪篇小說不行，他會脹紅著臉回懟：你曉得個卵！那是他唯一的粗口。不到十分傷心動氣的份上，他不會說這種粗痞話。

我一直認為，蔡哥是一位天分極高的作家，屬老天爺賞飯吃的那一類。他在湘西老家時，當老師，當醫生，當鐵路民工，並沒有多少文學的積累和訓練。別的湘西作家起步，大多都因為沈從文，而他，到了北大作家班，才正經八百讀了沈從文的作品。他寫的第一篇散文《刻在記憶的石壁上》，就得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獎；寫的第一篇小說《遠處的伐木聲》，就得了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他的創作，如同火山噴發，雖然中間也有間隙，但一到噴發期，便紅透半邊天。比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比如最近這三四年。

年逾六旬後，有一段蔡哥頗沉寂，偶爾在群裡發一兩篇短文，更多的是那種金句式的讀書心得，睿智、精到、別開生面。但說到底，那只是老作家標明文學存在的一種方式，是一種心有不甘卻無可奈何的文壇惜別。我正如是想，蔡哥便打臉似的，創作突然火山復活式的爆發，短篇中篇長篇小說，滾木礌石般砸過來，令你應接不暇躲閃不開。《芙蓉》雜誌先是刊發了他的幾個中短篇，接著推出了他的小說長篇《地方》，隨即又出版了單行本。這種力度，無疑已屬現象級作家作品的操作。

令我驚訝的是，無論篇幅長短，蔡哥的文字，沒有丁點老態。這些小說意象充盈，生鮮靈動，圓通而無俗氣，爽靜而不幹癟，行雲流水卻不失頓挫，如歌如詩卻不失沉實。真沒想到，他竟在明清白話體和現代翻譯體之間，雜糅出了一種真正屬於自己的話語風格，一種兼備筆記體圓通老到和翻譯體的詩意盎然，靈性十足彈性十足的頓挫短句。每一句都空靈，似無具體所指，句與句，亦無清晰的邏輯關聯，疊加在一起，卻又構成一個可意會而不可言說的意義場。你可以說那是關於生命的詩性體念，關於命運的哲學領悟，關於天地山川的時空對話……但似乎又不止於此。在簡單的故事、尋常的人物之上，營造了一個巨大的語義場域。

這些小說中，語言是與故事相伴生的另一種現實，它們彼此獨立而又相互滲透，構造了一個生命的時空交匯點——三川半。這是一個馬孔多小鎮式的文學場景，是一道山坳、一個村寨，更準確地說，就是一個在空間和時間雙重意義上被定義的地方。蔡哥的小說，一直很強調空間感，最早是鄉下人從山裡走出去，後來是城裡人從山外走進來，再後來是找到了一個地方，既出去又進來，既不出去也不進來，地方變成了山裡與山外的複合體，雖然小得如一個點，卻又大得如同宇宙洪荒。蔡哥的空間概念，從來都帶有時間性，山裡代表過去，山外代表未來，而三川半，則代表過去和未來的重疊和消失，是瞬間也是永恆。

終於，蔡哥寫像了沈從文的詩化湘西，卻又逃離了；寫像了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卻也逃離了。在文字的意義上，他似乎真有了些文豪相。我很欣喜、很鄭重地囑咐《芙蓉》雜誌，多作幾場新書釋出會和對談，用力推一推。

過了幾天，《芙蓉》主編陳新文回覆我，蔡哥不願作推廣，社裡安排了幾場對話，悉數被拒絕了。我想，或許因為蔡哥耳背，擔心對話接不上，彼此尷尬。新文說不是，因為蔡哥對他講：作家寫本書，譬如樹木開朵花。開便開了，落便落了，哪裡用得著滿大街去吆喝？有人看到，那是看得見的緣分，沒人看到，那是看不見的緣分，橫豎都是緣。

蔡哥這番話，著實將我震懾了。雖然他從來都認為文學是件極專業的事，不願意俯就非專業讀者，但能把與讀者失之交臂視作一種緣分，這境界，豈只令人刮目相看，簡直讓人須仰視才見。

有好一陣子，我懷疑蔡哥先前沉寂的那些年，不是躲在家裡讀書寫小說，而是和李叔同一樣，跑去廟裡唸經修行了。文壇這些年，但凡有了些聲名的作家，都對弘一法師頂禮膜拜，甚至不時聽說有人去了山裡廟裡，似乎藝術的終極歸屬，便是放下、解脫、皈依佛門。

沒多久，大約是今年春節裡，網上刷屏了一則宣告，署名是蔡哥，矛頭直指《芙蓉》雜誌，說是要與之絕交云云。因為我還任著該刊編委會主任，朋友們紛紛轉過來：

“今年虎年，人生虎氣。第一件事便是拉黑《芙蓉》，從此不與該雜誌有文字往來。寫了幾十年，不差幾個字。”

果然是老虎發威的架勢，措辭斬截，沒半點拖泥帶水。蔡哥說宣告要連發三次，便真的發了三次。看得出，他是執意要把這件事，弄得文學圈人盡皆知。朋友以為，是我什麼事得罪了蔡哥，和他鬧了大糾紛。起初我也懷疑，是不是自己無意之中冒犯了他。“不差幾個字”，究竟指的是什麼？難道是雜誌退了他的稿子？即使是，名作家被刊物退稿也是常事，何至於如此大動干戈？三十多年的朋友，就這樣說翻臉就翻臉，說絕交就絕交？我真覺得，蔡哥是長了些文豪脾氣！當然，事已至此，也便由了他去。後來碰到新文，一問，原來他新近寫了一篇文章，是《芙蓉》去年的年度綜述，其中隻字未提蔡哥，原因是這一年裡，蔡哥沒在《芙蓉》發作品。

萬眾吃瓜的一樁文壇公案，到頭竟是一個烏龍球！我本想打個電話給蔡哥，又怕他心氣高臉皮薄，弄得尷尬下不了臺。我猜想，他雖不在意普通讀者的多寡，但文學圈、專業人士的看法，卻看得很重。新文是雜誌主編，又是老資格詩人，在他手上發了那麼多小說，竟隻字不提，怎麼說都是打臉。而恰恰是這張臉，蔡哥看得重若性命。

後來蔡哥有微信來，說是新的中短篇小說集，還是交給新文他們出。雖未提及宣告的事，這姿態，大概就算和解了。蔡哥就這樣，他不會認錯打自己的臉，他會讓一切看上去雲淡風輕，似乎早前的電閃雷鳴、暴風驟雨，壓根就不曾有過。他還說，要請少功、立偉和我寫點文字，用到新書裡面去。末了更是畢恭畢敬地說：先謝過了！這禮數，任你有多少理由、客套或推脫都開不了口。

稍前立偉已有一篇寫蔡哥的文字，正好作了序言；少功亦雷厲風行，一揮而就交了稿，印在封底作了推薦語；只有我琢磨來琢磨去，錯過了寫幾行字便可交差的時機。思來想去，我決定還是正正經經寫篇文章，就像三十年前寫他那樣，也算是送佛送到西天。

我告訴蔡哥這一想法，並相約動筆前見上一面，聊聊他近幾年的創作。畢竟，大約有十多年，我倆沒在一起聊文學了。蔡哥自然是高興，說現在天氣太熱，等涼爽一點了，兄弟倆一起，好好喝餐酒，邊喝邊聊搞半天。誰也沒想到，今年的夏天會熱得如此勁爆和執拗。我給蔡哥打電話時，季節剛入夏，天氣也才轉晴，接下來氣溫便一路飆升，直挺挺不肯回頭。待到酷熱沉降，已經時過中秋了。

我們相約在他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館，靠湘江，坐在落地窗邊，透過綠化帶，可以隱隱約約看見江水和月亮島。他照例靠窗一坐下，便掏出香菸放在桌上，依舊是中華，軟包。他依舊叫了杯咖啡，我依舊點了杯茶。我們依舊沒有多少話說，各自望著窗外，看江，看島，看嶽麓山。他帶了一本書給我，是胡適的一冊影集。封面上的胡適，著棉襖，雙手抱在前胸，笑容坦誠慈祥。那日，蔡哥也穿了一件灰色的薄棉衣，寬舒隨意，看上去竟有幾分像封面上的胡適，也只是魁梧高大了些。窗外，天陰沉著，有薄薄的霧霾。室內的光線，亦柔和暗淡，不似那年在吉首，有那麼明暗的光影對比。蔡哥沒說為何送我這本書，我也弄不清，是因為書名所引的那句古詩，還是他近來以胡適自喻自況？詩是顧炎武的，“遠路不須愁日暮”，五十壽辰時，胡適曾手書以自勉。或許，蔡哥是想以這句話來激勵我吧？畢竟，我也是年屆六十的人了。蔡哥一直沒談自己的作品，卻談了哈耶克、阿倫特，還有維根斯坦。語言於他，似乎是一道魔咒，他糾纏其間出不來。有時他彷彿向我發問，有時又像是自言自語。聽上去很哲學又很生命，是那種完全不像聊天的書面語……

畫展還有一個研討會，蔡哥和我，都是被邀的嘉賓。這種藝術研討，除了禮數上的恭維，基本上自說自話、雞同鴨講。蔡哥坐在那裡，如一個打坐的和尚。別人說什麼，他耳背聽不清，而他發言時，又如同唸經，絕大多數人也聽不懂。他寫了一篇四千多字的文章，題目是《作為人種藝術——鄒建平的藝術作為》。他擇要講述其中的內容，我卻很震撼，他關於藝術語言與人種生命體念的關係，幾乎就是他小說創作的夫子自道。“侍藝術，如侍嚴父慈母；侍肉身，如侍舟楫，身體力行，過靜水深流，浮於蒼海，得禪悟，大漠復活，傳世聖言，萬物有聲，有形，有生命氣息，有鬼神歌哭，造物方成。”

完全不像在會場、在展廳、在車水馬龍樓宇林立的都市，而是在河畔、山巔、在高天厚土之間、在他稱之為“地方”的地方，他獨自坐在那裡唸經，念自己的心經、藝經、萬無萬有之經。親臨過這種天地法會，聆聽過這種身心經誦，再讀《地方》，再看蔡哥，還真不知道，究竟該叫他蔡哥，還是蔡文豪？蔡哥這人，一如他的小說，確實很難歸類定義。不歸類，他似乎左右逢源，說誰是誰；一歸類，反倒左右不靠，孤伶伶就是他自己。

說到底，是蔡哥也好，是蔡文豪也罷，能始終如一做自己，便好！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