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女作還可以怎麼說
□ 季風
編者按
1982年的秋季，土地承包到戶後農民迎來第一個金秋，《延河》編輯徐嶽下鄉組稿，聽說有個年輕農民會寫作，雖然寫鄉政府廣播站用的新聞稿子，但抱著有棗沒棗都要打上三杆子的想法，找到了馮積岐的家。馮積岐當時要和媳婦一起去田地裡搶收莊稼，緊張繁重的秋收勞動，讓夫妻倆見到省城?的不速之客，不是火辣辣的問候，但還是禮貌地接待了。馮積岐讓妻子單獨去地裡勞動，他倆踩著滿腳底的苞谷棒子上炕，談著有關寫作的話題。等妻子回來準備午飯的時候，馮積岐才拿出了自己的幾篇習作。客人被他妙筆生花的內容吸引，並帶走了一篇。1983年5月，那篇題為《續繩》的短篇小說刊發在當期《延河》雜誌上。從此也激起了馮積岐更大的寫作熱情，隔三差五地投稿，但卻收到一份份的退稿信。他並沒有因為打擊而停止寫作，後來短篇小說《舅舅外甥》發表，並被各種選刊轉載，人生命運出現了重大轉折，被特招為文學編輯，也不再在責任地裡種植苞谷。後來轉為專業作家後，他寫了上千萬字的作品。據粗略統計，中短篇小說大概300餘部、長篇小說15部。這40年持續寫作生涯中，對作家馮積岐來說，絕對是一個人生的大豐收。
主持編輯：
季風（陽光報《非常對話》編輯）
對話嘉賓：
馮積岐（著名作家）
1953年生於岐山縣北郭鄉陵頭村，原陝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創作組組長。1983年開始發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在《人民文學》《當代》《北京文學》《上海文學》等數十種文學刊物發表中短篇小說三百餘篇（部），多次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華文學選刊》等刊物選載並獲獎。著有長篇小說《沉默的季節》《逃離》《村子》《遍地溫柔》等12部，並出版了8卷本長篇小說文集。
馮積岐和妻子在書房
馮積岐和著名作家劉醒龍、裘山山在武漢
馮積岐和陳忠實、賈平凹在《沉默的季節》研討會上
馮積岐（第一排左二）和陳忠實、李星等陝西作家在西安
馮積岐年輕的時候
和肖雲儒老師在太白山
和著名作家莫伸在壼口
在故鄉岐山縣農村
季風：
聽說最初小說寫好之後，您還不知道投稿，您的處女作《續繩》在《延河》發表後，一下子在農村的地位和生活徹底改變了？
馮積岐：
確實是那樣的。第一次發表給了我極大鼓勵。剛好農村實行生產責任制之前，最嚴重的問題是農民缺糧吃。我所在的生產隊大概有一百多口人，一年小麥產量只有兩萬多斤，除過公購糧外，每人只能分一百多斤小麥。分田到戶的第一年，我一家四人收穫了四千多斤小麥。吃糧問題解決了，農民之間的人際關係也改善了。地位自然提高了。《續繩》就是寫那個時期農民之間的關係變化的。
季風：
憑藉處女作的發表，您的文學才華被更多人知道並認可。1984年調到鄉政府，當上了廣播站的站長，短篇小說《舅舅外甥》的發表，被特招為《延河》編輯，您是唯一以農民身份進入省直專業機構的。是這樣麼？
馮積岐：
陝西省作家協會成立了六十多年，我是唯一從農民到作家協會的。其他的作家編輯，要麼是從有編制的單位調來的，要麼就是大學畢業分配來的。我以農民身份進了作家協會之後，省人事廳給我解決了編制，進入了體制。這樣我成了國家幹部。
季風：
因為您對農村生活有著切身體會，專家評價您作品沾滿了炊煙的香氣，沁著泥土的原味，您是否在農村待的時間最長的一位作家？
馮積岐：
1968年時，我初中畢業，那時才十五六歲，就在生產隊做了農民。直到1995年，我的妻子和兒子透過“農轉非”進省城，我把自家7畝責任田交還給了生產隊，不再和農具打交道，徹底脫離了土地。算起來，我在故鄉的土地上奮鬥了27年才進入城市。
季風：
您的長篇小說《村子》出版，並上下一致獲得了好評。小說中描寫了一個叫松陵村的村子，並以獨特視角，展現了農民二十年的社會變遷、心靈變遷，在走向現代過程中所經歷的精神磨難和困境，這是您第幾部長篇小說？
馮積岐：
按出版時間算，《村子》是我出版的第三部長篇小說。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沉默的季節》，是1992年動筆、1995年完成，輾轉了5個出版社，在2000年才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第二部長篇《逃離》，是在1996年動筆，1999年完成，直到14年後，也就是在2010年才出版。《村子》是我2001年動筆，2005年完成，2007年出版的。
季風：
有人說“您的寫作，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在稿紙上寫出來的”。10年前退休後，還給自己制定的寫作任務是：一天至少要寫5000字。您如果沒有對文學的熱愛，沒有那份堅持與執著，就不會有今天的成就。是這樣的嗎？
馮積岐：
是的。我對文學的初衷是喜歡。當初沒有什麼崇高的理想，只是從喜歡讀小說，再到喜歡寫小說。後來成了專業作家。我活著的意義，就是寫作，寫作就是活著。
季風：
您在陝西作家裡，被承認說是吸收現代小說成分較多的，包括在獨特的生存狀況和經驗方面上，是已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套寫法，您給大家談談自己這方面的體驗。
馮積岐：
作家寫什麼、怎麼寫，是和自己的體驗、閱歷、性格、藝術師承等因素息息相關。我從11歲開始讀小說，那時讀的是當時的革命文學。1975年，我還在當農民的時候，我的初中同學在陝西師範大學讀書，他給我弄來了《罪與罰》《契訶夫短篇小說集》等俄國作家的作品。從那時候起，我就喜歡上了外國文學，特別鍾情於現代主義的小說作品，尤其喜歡美國小說家威廉·福克納的作品。
有人說，我是用最洋的技法來表現中國最土的農村生活。我覺得現代主義不只是一種技法。現代主義是一種意識，是一種精神。現代主義是生長在現實主義的土壤中的。我的作品中之所以有現代主義技法和精神，是因為現實主義不足以傳達我對這個時代、人生、人性的認知。這也是和改革開放後，中西文化在某些方面的融合相關聯的，和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及思維方式的變化相關聯的。我認為，李白、杜甫屬於中國的，也是屬於世界的。同樣福克納、喬伊斯、卡爾維洛、薩拉馬戈等作家，既屬於他們本國的，也屬於這個世界的。文明的成果是世界共享。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理解、消化現代主義，怎麼很好地融入到傳統中去。
季風：
故鄉是您在寫作上的“背靠點”，也是精神支柱。您塑造的每個文學人物，都強烈地帶著自己故鄉的烙印。您在省城生活幾十年，依然是一口地道的西府腔，保留著農村人的樸實、善良。您覺得中國的城市就是一個大村子，很多時候依舊保持著農村生活的習慣，是這樣的嗎？
馮積岐：
每個人的童年和少年的經歷體驗，決定著成為作家後的寫作面貌。我體驗最深刻的是農村生活。我雖然在省城裡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始終沒有融入到這座大城市。這不僅僅是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的差異，不僅僅是城鄉文化的差異，我依然沒有捕捉到這座城市的脈搏和心動。
我以為自己可以是農民出身的作家，但絕不能是作家中的農民。一個作家的寫作“背靠點”，不可能一生不變，最悲哀的是沒有“背靠點”的作家，或者“背靠點”是一堆沙子，被風一吹，就四散而去。
季風：
您退休後，恰恰是寫作噴薄期的開始。您是最後一個專業作家退休，似乎意味著那個鼎盛的文學時代結束，有評論家感慨後繼乏人，是這樣的嗎？
馮積岐：
我們的專業作家體制是仿照蘇聯模式建立的，包括中國作家協會這種單位。我覺得，既然這個體制沒有改革，作家協會還是要有作家的。我不想評價體制對於文學創作的利弊。事實上，我退休之後，陝西作家協會沒有了專業作家。對於我個人來說，既然寫作是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就不存在退休與否。我覺得一個好的作家，直至自己的棺材板上釘上最後一個釘子，才是真正的退休，讓我徹底休息了。
對於陝西以後“80後“”90後”的創作狀況，我一點兒都不瞭解。我退休後，幾乎不參加陝西作家協會的文學活動。我實話實說，我很少讀當代作家的作品，我只按自己的體驗寫作，聽從心靈的吩咐去寫作。
季風：
您的作品寫實性很強，以長篇小說《村子》等為代表作，直言農民沒有尊嚴的生活，敢寫人性善惡，探索現實的幽暗。評論家李星先生曾經無比擔心地說：苦難生活會把馮積岐給壓垮，因為他有著深刻的傷痛記憶，對苦難異常地敏感。著名評論家暢廣元認為：“馮積岐有自己獨特的精神世界，他按照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去寫文字，從內心來去做一個文學聖徒”。是這樣的嗎？
馮積岐：
我在少年和青年的時期，確實經歷了很多苦難的人生。我曾經把這些苦難用漢字排列組合變成藝術，但是我絕不是賣慘。我覺得我的苦難、我們父輩的苦難，只是我們這個民族苦難大河中的一瓢。我亮出了傷疤不是展覽，而目的是去治療它。我覺得，對於民族的苦難視而不見，或者麻木不仁，或者沒有苦難意識的作家，不是具有人民性的作家。我以前的長篇小說《村子》，也正是敘述了變革中農民心理變化、道德變化，以及經濟變化，揭示了農民所承受新的心理重壓。
一個好的小說作家，必須有能力把筆觸深入到人物心靈的最隱秘處，揭示其幽暗之處。獲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墨西哥詩人、散文家奧克塔維奧·帕斯說過：現實主義的本質是批判的，因此，我們作家更有責任批判現實，揭露現實的陰暗面，這樣，才會使社會變得更美好。《村子》小說是這樣的，我的其他作品也是這樣的。
季風：
評論家認為您是一個“很洋氣的作家”。說您是“老先鋒作家”“，老”是指年齡，而“先鋒”是藝術品質；您怎麼看待自己被說的“洋氣”和“土氣”的說法？
馮積岐：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剛進陝西作家協會的時候，就有人就揶揄陝西省作家協會是現實主義的大院。這種說法是和當時的西學東進，各種藝術流派蜂擁而至的氛圍相關的。先鋒文學、魔幻現實主義、新寫實等全國文壇的各種藝術風格紛紛呈現，而當時在陝西作家裡面，有革命文學和現實主義的傳統，卻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先鋒作家。那時評論家注意到我的作品中的“洋”。尤其是李星老師和陳忠實老師對我的長篇小說《沉默的季節》很看好。前幾天，還有上海作家打電話說：馮老師，您的《沉默的季節》，是迄今唯一一部現代主義的文字。但惋惜的是當時除過評論家李星老師以外，再沒有評論家對這部作品發言。我覺得“洋”不是現代主義的代名詞，“土”也不是傳統現實主義的概括。在《沉默的季節》小說中，我不僅僅運用了意識流、心理分析、內心獨白、時空混亂的這些手法。我以為自己認同的現代主義精神、現代主義的價值觀，關於人的存在、性意識和性等都具有現代主義的價值。
表面的“洋”剝下的，只是現代主義的皮毛。現代主義不僅僅是歐美作家的專利。我的故鄉在陝西岐山縣，那是西周時期的青銅器之鄉，我小的時候縣文化館展出的青銅器，上面的飾紋誇張變形，並不是寫實的，而是很“洋”的現代主義雛形。
季風：
隨著現代城市化程序，鄉村生活變得不那麼純粹，寫農村題材的作家好像被理解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鄉土解體，鄉土文學也面臨著枯竭，但“即使中國完全變成了高科技社會，鄉土文學的影子也不可能去掉，因為中國人的血液根系就是農民，農民是源系，鄉土的基因也徹底未改”。您在城市生活了三十多年，應該是早早融入了這座都市。您會放棄當下的寫法而轉型城市小說表達嗎？
馮積岐：
進入2000年之後，城市化的程序也在加快，一夜之間樓房林立、道路如織。我生活在這個城市，肯定也對這個城市有自己的認知。我覺得一個作家對生活的認知，往往不會和生活同步的，而是恰恰相反。城市建設的步伐在加快，但有些城市人或農村人的文明程度、價值觀，還停留在十幾年前或幾十年前。嚴苛地說，思維方式、道德觀、諸方面甚至還倒退了。作為作家，我只能從另一個側面去認知這座城市。俯首即拾的現代生活，一旦變為小說情節，就會成為夾生飯。對於現實生活，作家要像農村人做醋一樣，反覆去釀，才能做出好醋來。我沒有寫城市生活的打算。
季風：
以前有評論家直言《村子》，是一部被低估的經典，也認為馮積岐作品更值得研究和解讀。您怎麼認為外界對自己的褒獎？
馮積岐：
是這樣子的。當時《長篇小說選刊》雜誌要刊登《村子》。陳忠實老師寫了配發的評論，題目是：《村子，鄉村的濃縮和結構》。他寫道：“讀到100頁的時候，我忍不住激動和興奮，給馮積岐打了一個電話，我說《村子》寫得真好，是真好。這種電話我是極少打的，即使真的好作品，我也是讀完了全篇後才打給作者的，這回竟按捺不住了。《村子》把那場短暫歡樂之後，二十多年鄉村生活裂變濃縮為在頗具典型意義的讀本上。我看到已經不是太短的時空裡，中國鄉村的政治形態、文化形態、家庭形態和道德形態，從舊的經濟體制蛻變轉換的過程中，處在鄉村各個生活位置上的人所經歷的適應性變化，心靈世界的適應和不適，道德規範裡的堅守和潰堤，由此而發生的得到的竊喜和失去的痛苦。因此我很欽佩馮積岐。他以執拗的個性和已經具備強大的思想，勇敢地直面鄉村社會，以幾近完美的藝術表述，把自己獨到的鄉村社會的體驗呈現給我們，讓我們不僅認知到中國鄉村社會的深層裂變，他也為整個社會的發展提供一個可資信賴的參照。”陳老師對那場中國改革也思考過，但他始終沒有寫出來。也許，正是和我有相同的認知和體驗，他才有這樣的感慨。
素昧平生的評論家邵燕祥老師，2008年在某期《南方週末》發表了關於長篇小說《村子》的評論，陳忠實老師先看到了，他非常高興，在報紙上寫道：“能入邵老的法眼，連我也榮耀高興。”他讓單位的楊毅很快把報紙送到我的手中。當時小說在鳳凰網點選有7400多萬人次。北京電視臺的一個朋友說：《村子》被評為中國70年70部優秀有聲的作品，他們認真做了統計。但我不是單單為獲獎而寫作的。我讀過許多外國作家的傳記，在現實中被埋沒了的優秀作家實在太多了。詩人杜甫去世了50年後，才有人給出詩集，一百多年後的北宋，慢慢有了名氣。我在中國文壇只有指甲蓋大的聲譽。發表、出版都不容易。現在老了，更習慣了被忽略。
季風：
賈平凹先生曾讀您某部的作品時，提出一個觀點：不妨我們寫成這個時代的一份記錄留給歷史，這或許是作家的出路，也是最大的野心。您怎麼看待這句話？
馮積岐：
平凹兄對我的長篇小說《村子》給予過很中肯、也很高的評價。他曾經認真地評價我說“：馮積岐先生是陝西一位很重要的作家，在新時期不但沒有衰落，反而很堅挺。他忠於責任，才華內斂、氣質陰鬱、性情沉穩，表現著一個優秀作家的嚴肅和高貴。他的思維是開放的，意識是先進的，包括對社會上各式現象思考和藝術上思考。”
我以為他所說的：就是做一個老老實實的時代記錄者；而野心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寫，一直寫下去，不管風驟雨急，繼續用禿筆“揮天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