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論話語的海外傳播與接受

本文轉自：光明網

中國傳統文論話語的海外傳播與接受

——以英語世界《文心雕龍》百年傳播為例

戴文靜（江蘇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後理論時代，中西詩學復調對話，雜語共生。我們要在排除“影響的焦慮”的同時，警惕“強制闡釋”和“漢學主義”的滋生。當前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已深刻認識到文學的“漢學研究”必須走向“中國文學研究”，這同樣也應引起中國本土古典文學研究者的關注。作為中國傳統文論集大成之作，《文心雕龍》蘊藉著豐富的中國傳統文論話語：既有“文”“氣”“情”“味”等含義渾融的元範疇；也有“比興”“神思”“風骨”“定勢”等主題鮮明的命題。這一系列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母體，代表中國傳統審美言說方式，並涵括開放性闡釋空間的傳統文論話語為中國美學如何整體把握審美物件，以及如何建構一種中國式理論形態提供了一個經典範式。然而它們在英語世界近百年的傳播歷程中，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誤讀甚至變異。因此，有必要從中國本土語境出發，對其中重要美學範疇及命題的海外譯釋予以重新體認，檢視其中的誤讀或變異，並從語言、思維、哲學層面澄明此現象背後的深層文化機制，深化中西文論話語理論層面的互通與互識，併為探賾中國傳統文論話語的海外傳播進路提供有益鏡鑑。

中國傳統文論元範疇的英譯及其變異

中西文論間跨文化對話作為一種“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Practice），最終必然要回歸語言交際的實踐領域，即透過語言的翻譯去開啟意義接受的通道。然而因中西文化、思維習慣的差異，名物不同，傳實不易，檢視中國傳統文論範疇在西傳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經過譯者的文化過濾，生髮種種駁離於原義的變異，這些變異為“文”的書寫墾拓出了全新的闡釋空間。這些傳譯到西方讀者眼中的譯本，實質上也是一種異化的翻譯文論，它們是海外漢學家迂迴進入中國文論的產物。這些變異主要呈現三大特徵和三種變異策略。

三大特徵主要體現在：（1）淺化所指。如黃兆傑譯本中多次出現的“harmony”和楊益憲、戴乃迭譯本中“art”的反覆使用，都是淺化“文”意所指的明顯表徵。（2）擴大語域。如以“Literature”對譯“文”，這裡顯然是將原語中“駢文和文字”的語域擴大到更為寬泛甚至包含小說和戲劇在內的西方文學範圍中。然而無論就“文”的界定還是起源，中國古代的“文”都無法與西方的“Literature（文學）”等量齊觀：中國古代的“文”作為一個總義性概念，雖涵蓋詩、文、經典、史著等所有用“古文”撰寫的文體，但並不包括小說和戲劇這兩類文體；此外，中國的“文”不僅源出自然、是自然的最終產物，也是宇宙萬物的生成意義。一定程度而言，中國這種經由宇宙掌握“文”和西方基於摹仿論之上，並經由“文”掌握宇宙的起源過程有著本質區別。（3）形式重構。如施友忠採用的拼音加釋義的方式譯“文”，不僅成為學術性翻譯的典範，同時也方便受眾研讀。

錢鍾書曾指出，翻譯中有兩種主要訛誤：一種是粗心大意而生的錯誤；另一種是為作品補充潤飾的加工改造。我們將前者理解成誤譯，即顯性變異，如“淺化所指”和“擴大語域”；將後者理解成創造性叛逆，即隱性變異，如“形式重構”。在中國文論外譯時，特別是對其中直觀抽象的元範疇進行邏輯化和理論化的推介時，我們要避免以上兩種變異。

然而一定程度上而言，變異也是不同文明、文化間碰撞交流的創新性途徑，適當的變異可促進中國傳統文論範疇的跨文化傳播和接受。主要體現為以下三大變異策略：（1）語詞符號層面的陌生化變異；如在翻譯文論範疇“氣”時，宇文所安對於這一範疇所濃縮的中國傳統文論涵義的複雜和豐富性有著清醒的認識，並給予了相當的尊重，對《文心雕龍》中所出現的不同含義的“氣”，幾乎一直固定地用大寫斜體的“Ch’i”來對譯，並在後附的屬語彙編中，給出相應的英文解釋。採取這種所謂“笨拙”的羅馬式注音直譯並大寫的方式，既凸顯中西文論言說方式的差異，又保全術語的完整和豐富性，突顯其重要性。經他這種“陌生化”的譯介性闡釋之後，很自然地就把讀者引入了對中國和西方文論範疇的某種異質性的思考，也會隨之開始接受“Ch’i”符指所呈現的多義性和豐富性。（2）語義層面的可讀性變異。如劉若愚將“氣性”譯成“vitalspirit（ch’i）”，譯出“氣性”的主要概念後附以原語“氣”的音譯，這樣兼顧了上下文語義的準確性及譯本前後一致的可讀性。又如，翻譯“陽氣”時，施譯“Yangprinciple”，一個“principle”就將元氣作為萬物之源和首要原則之本義表達了出來。（3）意義層面的闡釋性變異，如宇文譯將“氣”音譯為威妥瑪式的“Ch’i”，以斜體加星號突出，並在最後的術語集解部分進行了闡釋性譯述，對各類“氣”的語義變化及具體用法進行解說，中西文論間及與“Ch’i”這一符號形成互文，借用西方已有認知圖式使讀者獲得對“氣”的間接經驗。譯述中還提供中西學術史上可資參考的解說“氣”的重要文獻，便於讀者深度理解。質言之，海外漢學家透過陌生化激發視域關注；在語義上重構與變異；在意義上還原與拓展這三種策略，變異的翻譯文論賦予原文以新的闡釋，進而逐漸使其被接受與吸收。

中國傳統文論命題的海外闡釋及其誤讀

中國傳統文學理論語言上的以少言多、極具暗含性的特質給文字帶來極大闡釋空間的同時，也增加了翻譯和闡釋的難度。很多傳統文論思想在西方詩學中找不到匹偶，因而在闡釋中產生相互錯位的意義切割或膚表不切的錯誤定位，又會導致海外讀者對中國文論的誤讀，這是中國文論海外闡釋中不容忽視的問題。

例如建基於中國文化內在的有機世界觀之上的“比興”觀，強調事物和範疇本體間的關聯性和融合性，是內在主體與外部世界、情與景的關聯中主體的情志表達，其修辭結構強調的是天人合一宇宙圖式中的自然生成性和本然性，而根植於西方摹仿論基礎上的主客二元對立先驗思維模式，西方詩學中的修辭更強調其獨特的認知功能，即是主體對外拓展新知的一種手段，具有人為性。而因此，海外漢學界將“比興”的語義解釋為隱喻、寓言或象徵，一定程度上都是一種誤讀。此外，周英雄、高辛勇和戴為群等海外學者對“比”“興”區分標準的討論雖從形式分析入手，試圖將中西文論觀念相關聯，卻忽視了中西詩學內在哲學傳統和詩學正規化的根本差異。他們在將“比興”與西方修辭手法等量齊觀的同時，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語言外殼的替換，而意義內涵卻不相符的附會。因此，譯釋中一貫以西釋中的求同思維，會遮蔽中國傳統文論特有的異質性價值。

又如“定勢”這一極具中國民族特色及文化核心的理論範疇，同時也是中國傳統文論中具有深刻意義的美學範疇。劉勰採用大量譬喻性、意象性的概念解釋“定勢”，使“定勢”這一範疇符號本身承載起遠超出其字面的抽象含義。“勢”的獨特性在於它能化解“理論”與“實踐”兩者間的對峙關係，並將執行的概念轉變成一種隨著正在運作的情勢而發展的過程。“定勢”之“勢”蘊含“風格”和“趨勢”這兩層含義，而西方譯者僅取“勢”的風格（style）之意，就是從西方思想中動靜對立的觀點來詮釋“勢”的一個典型症候。這種依賴母語文化進行似是而非的必附，機械解讀“勢”意的行為，滿足的不過是在其他文化中尋找回聲的癖好而已，難以使這一美學範疇在跨文化語境中以正確的言述方式推展。

再如“情”的解讀，受柏拉圖迷狂說影響，西方表現理論家傾向於重視激情（passion），認為它是藝術創作的先決條件。而中國文學批評理論中很少有學者有過相關理論的論述，雖然我們認可“詩是強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但在非虛構詩學的基礎上，中國文論中的“情”須以性情之真為前提。因此，葛瑞漢所言中國早期“情”義中含有“激情”成分，則屬誤讀。可見，海外漢學家們並不認為因為自己是外國人而同中國作品間就有一種離間的、異己的關係，也不認為他們的分析不如中國人自己來得深刻。他們借鑑中國學者的觀點，但立足點還是自己的感受。所以一定程度上，他們的感受不可避免地夾雜著西方詩學傳統的烙印。

中國傳統文論話語的海外傳播進路

新時代中國文論建設需從基礎起步，在新語境下透過重新挖掘、詮解古代文論中具有現代闡釋張力的術語、概念和範疇，以延展其生命力。中國傳統文論話語的海外傳播，應充分理解範疇的內在語義內涵及其邏輯關聯，用漢學成果澄清辨明國內研究問題，同時以國內研究成果，與海外漢學展開批判性對話。批判性地辨別傳播中因文化簡化主義而導致的誤讀，深入開掘中國文論範疇與西方詩學結構性差異背後的交通之處，細辨中國文論和西方詩學最為內在的入思之路與言述空間，在獲取本義的基礎上推闡新義，為兩者的有效對話確定一個有意義的支點。其中，“多重定義法”不失為兼顧平衡譯本經典性和可讀性的適宜之策，它可以更好地融合中西兩種不同思維模式，調節在場與不在場的言說，澄明虛實相生範疇背後的系統內涵既可在頭腦中保持兩套思維體系避免交感，又能夠以某種方式在言說的在場與不在場之間進行調節。例如“風骨”這樣一個虛實相生的詞，其背後的隱喻含義非常豐富，很難用具象詞闡釋清晰。因此，採用多重定義法，首先對“風骨”進行音譯，然後在括號裡指出其所指示或隱含的各種不同概念，各依其呈現的重要性次序列出，這遠比windandbone的釋譯更接近“風骨”本義。

此外，我們需跨越中西語言文化的差異，針對不同受眾及審美標準，採取多層次化及文內、文後結合釋義的策略：針對普通大眾讀者，譯文應在確保正確的基礎上，儘可能地將闡釋融入文內，避免過多的註釋，以減少讀者的認知難度，增加譯文的可讀性，擴大其傳播的受眾面；針對面向專業研究型讀者的學術研究性譯本，採用文內和文後結合釋譯的方式。文內形式以簡潔為主，融通中西，即直接將元範疇轉換成漢語拼音，形成有別於西方漢學傳統的“新”範疇，再附加英文釋義。釋義部分，為增加學術性，應以詳贍為主。可對不同元範疇再集中釋義，以強化元範疇在文中的多義性。這樣西方讀者會格外留意“新”範疇及文後的附加性譯介，這些範疇連同它們的概念群會逐漸獲得接受。

中國古代文論的相關範疇和命題，具有比西方文論更加明顯的開放性、延展性、大眾化。他們的義界不是封閉、固定的，是可以不斷新增的，因而就使其有了更多值得探究的生成性質。穿越不同語言體系之障，將中西詩學中難以通約的範疇和命題置於中西文論多元交流的歷史大背景中考察，透過“他者”映象清晰“自我”，進而藉助“他者”來重建和豐富“自我”，促成思想的轉化流動，使本來的概念範疇的意義內涵和價值理解有新的理解和開掘，在不斷的誤讀或變異的闡析中，我們恰恰有可能正越來越接近彼此文化的真實，從而實現返本開新的學術目標及異質文化間的有效闡釋和意義共生。

《光明日報》（ 2022年07月25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