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佛教發展如何？曾經不信佛的張商英，為何護法？

護法，我們通常認為其有兩層含義。一是佛教稱擁護佛法的人為護法。二是護持自己所得之法，亦名為護法。護法，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個重要課題。自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中國，排佛與護法活動就從未停止過，在宋朝，佛教發展如何？曾經不信佛的張商英為何護法？

宋代佛教發展

兩宋三百餘年，佛教延綿不絕，雖總體上不如隋唐宏盛，但民間淨土信仰普及，禪林普請之風盛行，三教合一，佛教日漸人間化，參禪唸佛，幾乎完全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總之，宋代佛教發展的總趨勢是，在佛教義理衰落的同時，世俗化傾向日趨增強。

佛教義理的衰落宋代佛教義理衰落的原因很多，除了上述會昌法難打擊等原因外，入宋以來譯經事業的衰微以及禪宗不立文字的宗風也都是造成佛教義學衰落的重要因素。前者使其漸失外援，後者又從內部加速其衰微。

宋代的譯經事業始於太宗朝太平興國七年，終於神宗朝元豐五年，歷經餘年，花費政府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可是社會影響卻很難與唐代譯經事業相提並論。究其原因，一是宋代所譯經卷，多以密教經典為主，因為當時印度國內正是密教盛行時期。密教的一些理論，多於漢地社會習俗相砥，故所譯經卷多受皇帝和士大夫抵制。

許多新譯經卷無法流行。再加上宋人受禪教分離影響，不看經，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所以新譯佛經更難深入民心。宋代譯經事業日趨衰落，神宗熙寧四年，下詔廢譯經院。元豐五年，罷譯經使、潤文官，至此，宋代官辦譯經事業徹底結束。

宋代以來中國佛教的燈錄、語錄廣為流傳代別、頌古、看話禪、默照禪等諸多接引人方式大行其道士大夫熱衷於禪樂機鋒，民間處處聞聽經聲佛號。宋代佛法亦走向人間，為士大夫、民眾廣為接受。

張商英為何護法

身為北宋居士佛教的代表人物，張商英並非一開始便崇信佛教。

他首觸佛教己是在他從政之後，透過偶然機緣及他人的點撥而對佛教逐漸有了好感。元枯年間，張商英三登五臺山，目睹一系列的神異現象後遂深信佛乘。

之後，他嗣法兜率從悅，從而得以列入禪宗黃龍派之門牆，並得到了當時與後世佛教界的承認。張商英的佛界交遊極為廣泛，他的交遊物件並不限於一宗一派。

張商英因親近佛家而甘為佛門之宋代官員具有的宗教職能是導致張商英護法的一個客觀原因。在宋代，僧官、住持的選拔任命等教內事務往往聽命於俗官。換句話說，一名官員尤其是地方官員有職責對轄內僧官及寺院住持進行管轄，對他們的承替發揮決定作用。

張商英為官一方時，屢次舉薦高僧出任住持以及興崇寺院，除去他護法的積極性外，其官員的宗教職責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此外，宋代的官員往往具有治民和事神兩種職能。張商英在處理民政的同時，侍奉好神靈亦是他的份內之事。所以說，張商英的官員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他要護法外護。

然而考之張商英護法之原因，似乎並不僅限於此。宋代的僧尼隸屬於俗官的管轄。宋代中央及地方僧司、僧官的權力幾乎被世俗官僚瓜分殆盡，是由宋代宗教政策、集權體制等多種因素造成的。這種體制是宋代集權政治的需要，是統治者控制寺院、僧尼的重要策略。

張商英為官多在地方，其中不少官職有管轄地方僧官、住持的許可權。在他為官一方時，多有舉薦高僧出任名山住持及興崇佛寺、處理叢林糾紛等護法行為，除去他佛教外護的身份，其官員本身的宗教職責亦是我們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

如元裕年間張商英提點河北刑獄時，三次進入五臺山，就受到五臺山僧正省奇的熱情接待。在他第一次下山前，五臺山十寺主僧及其徒眾還共同懇請張商英出面保障五臺山的權益，多為他們爭取一些經濟利益。從而可見處理當時五臺山佛教事務也是張商英的份內工作。

既如此，治理好這樣的宗教名山也就成了他的份內之事。除了對教內事務的領導外，宋代官員往往還兼具治民與事神的雙重責任。皮慶生指出，在傳統中國社會，地方官員同時具有治民、事神兩種職能，這不僅是地方官員自身的觀念，也是民眾對官員們的期待。他多次勸導民眾廢淫祠而建佛寺，透過種種手段興崇佛寺，這種實際行為其實都可以理解為他在履行其事神之職。

除此之外，他還是在為自己積累資本。張商英從政期間有著強烈的上進心和權力慾，然而其仕途生涯之多外也是不爭的事實，張商英屢次沉淪於仕途生涯的谷底。為了東山再起，除了積極投身於激烈的政治鬥爭外，他還以為佛教護法來提高其在僧俗兩界中的人望，進而不斷積累從政資本。

如在受到保守黨攻擊的元裕年間，張商英貶官各地，不得進入中央。這段政治上的灰暗時期，恰是他護法的一段高峰期。雖然這種人望有多少是由於護法而積累起來的，我們不好統計，但張商英以護法來獲取人望，進而逐步積累起大量從政資木的事實應是客觀存在的。借護法來從政，這應該是張商英護法的一個重要原因。

宋徽宗在位期間崇道抑佛，早期崇道只是以求子嗣、練習修養為主，並未深溺其中，他對佛教還是抱有好感的。

在宋徽宗執政的初期，他留神佛教中事，多次過問，併為佛教著文。然而到了政和三年，在王仔昔、林靈素等道士的慫恿下，宋徽宗逐漸溺於道教，崇道抑佛。他不僅暗示臣下冊封自己為教主道君皇帝，還在林靈素的慫恿下破天荒地改佛為道，造成了佛教界的緊張局勢。

在張商英諸多護法著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當屬《護法論》。此論著於何時，未有詳細記載，一般認為是在張商英晚年。之所以如此認為，是因為許多人一致地認為這部著作是對宋徽宗毀佛行為的直接反應。

張商英的護法活動

張商英的護法活動具體分為以下四類一是舉薦高僧與提拔新秀，二是興崇寺院，三是調解叢林糾紛，四是廢淫祠、置佛寺。在宋代，寺因僧興、因僧廢的事實數不勝數。一些寺院往往因高僧的住持而吸引到眾多的香客及大護法，從而興旺發達而有一些寺院卻因住持的領導無方，日漸蕭條。

可見，寺院的興衰與否和其住持的能力是有著直接聯絡的。張商英的護法活動之一，便是舉薦高僧大德出任各名剎的住持。這些高僧治理一方名山，多能興盛其梵剎。張商英知人善任、護持佛教之功不可小視。張商英興崇梵剎的行為主要有四，一是新建寺院，二是捐助、維修佛寺，三是為寺院發展爭取朝廷的政策支援，以重振寺院經濟四是撰寫文一記及塔銘以光大山門。

在佛教的發展過程中，總會有方方面面的困難，其中不少屬於佛教內部的矛盾，我們姑且將這種來自內部的矛盾稱之為叢林糾紛。在張商英的佛教生涯中，他就處理了不少這樣的叢林糾紛。一類是信眾與寺院間的糾紛，一類是革律為禪時所引發的禪徒、律徒之間的糾紛。張商英透過自己的努力，化解了叢林間不少的矛盾，為佛教的健康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在張商英諸多護法活動中，其中有一項活動是較為特別的，那就是廢淫祠、置佛寺。淫祠與佛寺，兩者本不相干，前者是非法的，後者是合法的，但在中國古代社會，二者又往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從本質上來講，淫祠也好，佛寺也好，都可以看作是人民宗教信仰的場所。況且，有些淫祠從表面上看，幾乎與佛寺一模一樣。

在宋代，某些地方或許佛教佔據著人們的精神領域，某些地方或許淫祀佔據著人們的精神領域，而淫祠的分佈還是較為廣泛的。張商英在毀淫祠的同時，也不忘建立佛寺來及時引導人們的精神信仰，使民眾能走上正規的宗教信仰之路。

所謂淫祠，就是舉行國家並不承認的、非法的祭祀活動的場所。在宋代，判定一種神祠是正還是淫主要是看它是否靈驗，如祠神能興風雨、佑黎民者，則朝廷判其為正祠，其祠神甚至納入祀典。

結語

在張商英的行為或著作中，我們常可以發現他有太多的矛盾。

比如，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名忠臣或能臣，因為他忠於皇帝，勤於政務，頗有政績名聲。但另一方面，他熱衷於權位，積極投身於黨爭，甚至一度成為北宋黨爭的急先鋒，令後人對其為人頗為不齒我們也可以說他是北宋甚至兩宋最積極護法之居士，他幾乎以一己之力令五臺山重振聲威。

在他提攜護持下，眾多名禪在中國禪宗史上釋放出耀眼的光芒。但是，細究其護法的原因時，又可以發現其中透著他並不光彩的私心同樣，在他的護法著作裡，我們既能看到他出色、新穎的論點和有力的論據，也可以找到大量乏力、陳舊甚至自相矛盾的觀點。然而瑕不掩瑜，帶有個人缺陷的張商英依然是兩宋最著名的護法，帶有理論缺陷的《續清涼傳》、《護法論》等著作依然是中國古代護法史上優秀的護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