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下午，新京報“大民大國·改革開放40年40本書”揭曉典禮在北京市東城區77文創園劇場舉辦。“40年40本書”的活動初衷，在於梳理回顧改革開放40年間的出版物，選出40本對中國讀者有影響力，有受眾基礎，以及本身內容價值都具有一定分量的書籍。
在正式揭曉結果之前，現場舉行了三場論壇對話，分別從文藝、思想、政經三個不同的角度講述40年間的閱讀變化和中國大眾的思想程序。十位不同領域的學者嘉賓對改革開放以來的文藝、思想、政經法等領域的閱讀進行了一次集中回顧，共同探討了40年來那些形塑當下觀念與生活的核心議題。
本篇推送，我們一起來分享思想場論壇上，嘉賓們精彩的對談與觀點。
懷疑與焦慮：朝向未來的精神史
知識分子必須要做的，
是去考察當代中國的具體問題
思想場論壇。嘉賓從左至右為：雷頤（歷史學家、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戴錦華（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賀照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雷頤：
談40年的精神思想，確實可以談的東西太多太多了。我和戴錦華都是78級的大學生，有相同的經歷、精神發育、思想史，尤其在比較封閉的年代，大家更相同一些。這40年更加多元，各有各的觀點、各有各的選擇。
我們這40年來精神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整體而言，在1978年以前是非常封閉的。有一些人包括想方設法去讀一些書，屬於禁書，是需要冒著風險的。1978年開放，我還深深的記得1978年5月份突然之間所有新華書店排長隊去買那些作品，然後是思想、哲學慢慢的各種各樣的思潮就湧進了中國。包括人道主義，經過殘酷的階級鬥爭，人道主義思潮進來，對中國老一代知識分子來說，他們從前是瞭解的、知道的，但那時候是批判的。
然後是存在主義，在大學校園裡面的影響太大了。《第二性》，我覺得影響要超過薩特，功不可沒。後來佛洛依德《夢的解析》進來……當時各種各樣的人都想拿一種新的思潮、新的方法、新的探索來做實驗。
剛才談文學，我覺得應該談到一本書是社科版外文所的《現代派解讀》，當時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是現代派，也看不懂，包括卡夫卡的《變形記》也看不懂。是不斷的翻譯介紹跟討論（才好起來的）。
錦華，你覺得從上大學到現在，對你影響最大的思潮是哪幾本書？有幾本書是始終影響你的？
《第二性》
作者：［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譯者：鄭克魯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年份：2014年
戴錦華：
說到讀書的話，必須說有一篇文章奠定了我現在的讀書基調，那篇文章是當時報告文學作家徐遲的文章，他在文章裡倡導全民讀書運動，口號是“博覽群書，不求甚解”，這是我一輩子讀書的宗旨。
我們讀書是沒有任何系統可選擇的，是斷片殘簡的。那時候我讀到《牛虻》，因為最後幾頁沒有了，新華書店開的時候，我衝進去讀，為了讀結區域性分。那時候類似的故事很多，因為讀的書版本不完整鬧出了很多故事。所以徐遲的說法我很同意。到現在我是讀經典、讀通俗、讀本學科、讀其他學科，所有引發社會話題和熱點的書我都會讀。
我們這代人深受存在主義的影響，但是存在主義特別流行的時候我非常蔑視薩特，我覺得薩特是一個在追光燈下表演的人。反而是我年紀越大時，越理解歷史中的薩特，越理解存在主義。我是很久以後才意識到，波伏娃作為薩特的伴侶，作為存在主義的重要思想家，其實她的女性主義是一種存在主義，這種清晰的認知是很晚才到來的。
戴錦華在活動現場回答讀者提問。
整個大學時代弗洛伊德是對我們影響非常非常深刻的，然後是榮格。相反，最重要的精神分析的思想家拉康是很晚才讀到的，我到電影院教書的時候才經由電影理論（讀到拉康），因為拉康沒有翻譯。我們都是非常曲折的去找到、去獲得。
也許前二十年我們可以用書籍的序列來勾勒一個時代的精神史，但是新世紀這個情況變了，我們面臨著出版的爆炸。這個時候你可以說它崩潰了，你也可以說它多元了。
雷頤：
剛才講到存在主義，我是學歷史的、學中國史的，但我寫的第一本書是《薩特傳》，是對自己青春的一個記憶。剛才講到“存在先於本質”，當年我為了弄清什麼叫“存在先於本質”，反覆讀，反覆找。我還手抄過《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那時候沒有一整本書翻譯，都是零零碎碎，斷片殘簡。後來突然之間就弄明白了，原來很簡單，比如說，這個話筒並沒有指定它只能做話筒，如果打仗，我可以拿它砸人，它就是個武器。人也是一樣，沒有人規定你要怎麼樣，這就是存在的本質。為什麼存在主義影響這麼大，因為它是對螺絲釘的一個反駁，這是這一代人的精神史。
戴錦華：
我最早理解薩特還不是這個，我所有的理解都是“說不的權利”。
賀照田：
這個題目特別使我激動，可能因為我個人所在的學科和位置有關。改革開放到現在40年，我們在物質文明方面做得確實不錯，但是精神文明這個方面就做得跟本來的期待非常不同。為什麼會這樣？我覺得跟國家和知識分子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特別有關。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不是具體去研究問題，而是給了那些問題一個答案，這是中國這40多年精神文明發展得不夠好的一個思想背景。如果真要實現朝向未來的精神史這樣一個目標，而且是一定程度上擺脫懷疑和焦慮的，我指的是非生產性的懷疑和焦慮，知識分子必須要做一個工作，要具體去考察當代中國這些跟精神和身心有關的現象。
雷頤：
這還是太陽底下無新事。一九一九年的時候，胡適和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的爭論，胡適就說一定要先研究問題，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戴錦華：
這40年是我們生命中幾乎全部有意義的段落。如果說太陽底下無新事，那就真的沒什麼新鮮了，每一個段落、每一種故事、每一種疑問、每一種質詢都曾經發生過，甚至就在中國的近現代歷史上已經發生過。
或者我們可以用另一種歷史的宏觀概括，叫“眼見它起高樓，眼見它宴賓客，眼見它樓塌了”，就是這樣起伏的過程。中國這40年是前所未有的，變化之急劇、轉折之戲劇性、連續性不斷被打斷。
雷頤：
你對90年代的感受是什麼？或者說對你影響最大的90年代的思潮或書籍是什麼？
戴錦華：
到90年代的時候，我覺得好像不是什麼某一本書了。比如說90年代初期，我們在重新去讀《第三帝國的興亡》，重新去讀反省法西斯主義興起的東西，對我來說這個時候影響很深。
我大量地系統閱讀20世紀60年代的歷史著作、回憶錄和各種各樣當時的文章，基本上是學術運動領袖的回憶錄，或者反戰運動領袖的回憶錄，還有很多越戰的回憶錄。我覺得理論不夠，我想找到一種重返歷史現場的可能性。
然後馬上我就被大眾文化打暈了，這當然是閱讀王朔的年代，那以後我所面臨的東西，無法用80年代結構主義的思路來應對，於是我轉向了文化研究。
雷頤：
80年代是一個拼命開放的年代，對傳統的批判批判再批判，否定否定再否定，到90年代，忽然開始了復興傳統的熱潮，怎麼看這個從80年代否定傳統，到90年代至今又開始復興傳統的趨勢？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作者： ［美］ 塞繆爾·亨廷頓
譯者：周琪 / 劉緋 / 張立平 / 王圓
出版社：新華出版社
年份：2002年
賀照田：
套用一句之前的話，空間是記憶的形式。80年代對我產生很大影響的是現代主義和先鋒派。與此同時，我們不太關心現實政治，但是又知道現實政治應該怎麼做，所以當國家有什麼問題的時候，大家覺得自己其實應該把那個方向帶回到大家覺得應該的方向。
當時我讀了亨廷頓的《變革中的中國秩序》，我試圖理解為什麼會發生那樣一些事件。到了90年代以後，當時的學術史論的推動對我有一個特別核心性的影響：我透過傅斯年這樣的人，開始想什麼叫做現代知識分子。在這個過程裡，我試圖對90年代以後知識界各種各樣的思潮做一個把握，後來就發生了一件對我影響非常大的事情：有一天你突然覺得，好像這個時代一直在蓬勃前進，知識分子在這個過程中也發揮了特別大的作用，但是似乎不止是你周圍很多人的生活出了問題，你自己的生命狀態也進入了一個特別不安的狀態。我記得我2001年的時候，突然就坐在一個地方寫了一篇文章，其實就在講我們這代人生命裡發生的很多今天為之承受代價的東西，實際上是被時代塑造的。
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有一種檢討。到了2000年以後，我其實在這個方面有點跟時代，特別是跟與社會政治有關的思潮就分開了，想重新去討論歷史。這是我後來這些年一直在上歷史課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