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指的是什麼
今天是蘇珊·桑塔格誕辰90週年。
蘇珊·桑塔格（1933年01月16日-2004年12月28日）常被認為是20世紀西方最引人注目，最有爭議性的女作家及評論家之一。她的寫作領域廣泛，以其才華、敏銳的洞察力和廣博的知識著稱。
近年來，隨著檔案使用權開放，關於桑塔格的傳記明顯增多，中國讀者也有更多機會了解桑塔格不為人知的一面。僅在2022年，就有法國學者貝阿特麗絲·穆斯利的《智性與激情：蘇珊·桑塔格傳》和美國傳記作家本傑明·莫澤的《桑塔格傳：人生與作品》兩部作品被譯介至國內。
下文刊發本文作者關於《智性與激情：蘇珊·桑塔格傳》的書評。作者認為，桑塔格這位公共知識分子所關注和做過的一切，很難說究竟產生了多大的公共性。但在浩瀚的檔案擇取出來的內容，一再地顯示桑塔格的作家本色：一個孤軍奮戰的人，一如她那個智識同溫層裡的每一名成員。
《智性與激情：蘇珊·桑塔格傳》，［法］貝阿特麗絲·穆斯利著，周融譯，雅眾文化 |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9月。
桑塔格與她的智識“同溫層”
一對夫婦，雙雙知識分子，結婚五年後，女的拿到學術資助暫時旅居巴黎，男的帶著孩子仍住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教。他們一直通訊，在第七個結婚紀念日到來前夕，女的收到丈夫寄來的照片，拍的是六歲的兒子在山上，接著又收到了丈夫的信，信裡說，他剛剛被大學解聘了。這位女子當夜在日記本上寫：“我感到一種輕微的恐懼，我貌似如此確定的生活在我腳下坍塌了——一切都在驅使我做決定，去行動，回去之後就離開他。”
這段故事適合發生在比如理查德·福特或雷蒙德·卡佛的小說裡。它有種戲劇張力；夫婦的分居，不管是出於何種十分正當的原因，都是他們生命裡的一次變數。他人看到這裡，不免開始遐想，在分別的時刻二人是否已默認了日後的永離？而那些熟悉男女心思的小說家則善於在此做出文章。可是它不是小說，它是真人真事，書信是真實的，日記也一樣。女主角是蘇珊·桑塔格，她要結束她的第一段也是唯一一段婚姻。
紀錄片《關於蘇珊·桑塔格》劇照。
那些為桑塔格做傳的人，在這個慣於思考和表達並享有盛譽的女子的公開出版物之外，各自窮其手段去搜集和摘選檔案，為她重構出一段段她本人未必樂見的人生經歷：從一個世俗猶太人家庭裡早熟的孩子，成長為霸氣十足的女作家，飽受性關係、抑鬱、癌症折磨的公共知識分子。比阿特麗絲·穆斯利說，她在檔案裡找到了這麼一張相片的底片，確定那是桑塔格的丈夫菲利普寄給她的，當菲利普向桑塔格倒苦水、說他的事業如何不順的時候，他當然不知道，後者旋即就在日記裡寫下怎樣的狠話。
兩年以後他們離了。桑塔格就結了這麼一次婚，離婚後，為了孩子戴維的撫養看護的問題，她和菲利普還要對簿公堂。法庭的一次判決是把戴維判給桑塔格，但菲利普有權在午夜後跟戴維通電話，以及在週末的某個時間段裡可以去探視。這判決本來就顯得很缺乏操作性，但桑塔格還不接受，官司繼續打下去，情況對菲利普越來越不利。作者莫斯利說，這麼一位身材高大、氣場逼人的美貌女子站在法庭裡，法官根本不可能不向著她。1963年菲利普再婚，這也宣告他跟戴維基本斷了關聯。
桑塔格確實是天生的美人坯子，黑而亮的眼睛，瀑布一樣的烏髮，肩寬腿長，“玉樹臨風”之類的詞彙不足以形容。這樣的美人無疑到處引起側目。然而，美貌在她從事的事業究竟能有多大的助力呢？“譽謗參半”這樣的評語，用在她身上是不過分的：因為絕對美貌的加成，桑塔格火爆的時候可謂處處追光，左右逢源，可是美貌也妨礙了她被公平地評價，有意無意地，人們會將她的文字成就，將她公開唱反調的行為，將她自由大膽的性選擇，都看做是恃美貌而驕縱的表現，樂此不疲地詆譭她。
她的興盛期差不多跟1960年約翰·F。肯尼迪在大選中獲勝同步，那之後的短短几年，也是戰後西方，乃至在一個範圍更廣大的世界裡，文藝創作靈感最為活躍的時期，用一個難免甜膩的比喻來說，她的橫空出世就彷彿一座桂冠的珠光閃耀的尖頂。雖然帶著孩子，可她是自由的獨身女人，沒有需要照料的父母（她的父母自過自的小資產階級的清靜日子）也沒有家務的牽累（從來不做飯，只買現成的），同時她也決心要鄭重地以寫作為業，儘可能及時地記下頭腦中閃現的思想。她想做小說家，寫完第一部長篇《恩主》以後，“從1961年春天開始，她在胳膊底下夾著《恩主》開頭幾章的手稿，一家家輪流造訪出版社辦公室。”她沒有藉助文學經紀人的力量，只是把“用細繩紮好的小小包裹”留在她心儀的三家出版社，兩週之後，她就拿到了第一份出版合同。
《恩主》，蘇珊·桑塔格著，姚君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4月。
這是個順利的起步，書出版之後，評論也來得很快。出版行業的基本流程至今也談不上有多大變化，名家的評語被印在了廣告單頁上送到了報刊那裡，第一批書被有選擇地寄給了一些“對口”的作家和評論家，《恩主》的投放物件有杜魯門·卡波特、W。H。奧登、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羅伯特·潘·沃倫等等，每一位都是美國文壇乃至英語文學界響噹噹的人物。本傳記的作者穆斯利，在桑氏檔案裡翻了很久後選出兩封針對《恩主》而寫的信，寫入書中，其一是已經成名的美國前衛作家約翰·霍克斯的，他的讚譽毫無保留，規矩的文字表現出赤誠（“《恩主》是傑出的成功，充滿想象力……我從中既得到了巨大的樂趣，又受到了激勵”），其二則出自小說家愛德華·達爾博格之手，此人的措辭更曲折一些，在欣賞中說出帶著一絲傲慢的忠告：“您還是個年輕姑娘，而且才華橫溢……我希望您能花更長的時間去理解人生，並且善用您令我如此傾倒的文筆。”
唸書到此，不免有一點聯想：這樣的書信現在還會不會有？它們一般都是寫給出版商，再由後者轉交給作者，最後歸入作者的個人檔案。在紙質書信消亡後，讀者評論倒是集中到了閱讀類的網站上，可是無論評論的質量如何，書信的私密感、親切性都不復存在了，而這種私密的親切，這種在讀過一個人的作品後、向作者吐露的由衷的感受，恰是一個寫作之人所期待的回報。對桑塔格來說，像霍克斯和達爾博格這樣的來信，和她的小說本身一樣，都是她個人成就的一部分，是她希望透過創作實踐獲得的感受性的東西。
而這種東西，我相信，也是激發貝阿特麗絲·穆斯利去給桑塔格寫傳的主要動力：應該利用她的檔案，繪製一個桑塔格所在的那個文化“同溫層”的樣貌，在這個群體之中，其成員的交流能兼顧真誠和各人的個性，同時，桑塔格過於耀眼的形象對人構成的直接刺激，又一定會影響他們的表達。當她的文學批評成名作《反對闡釋》出版並大獲名聲時，一則評論說：“幾乎每個評論家都感到自己有必要發表意見：桑塔格小姐究竟是女英雄呢，還是文化界的惡魔？是掌管著真正的地下先鋒藝術、勇敢而又可愛的密涅瓦女神，抑或僅僅是一個招搖撞騙之人……”根據這位論者的看法，“反桑”人士的理由是現成的，他們可以輕鬆地揭露她，說她是個在美國兜售法國的現代派風習的人，或是“東格林威治村的波普藝術”，或諸如此類的“偉大幻想的時髦形式”的販賣者。
“再也沒有像我這樣的人了”
但真正見過她的人，不難形成不錯的感受。桑塔格有一段短暫的哥倫比亞大學執教生涯，1964年，一位拿著自己的小說向她求教過的學生洛帕特（後來也在該校任教）寫下了這樣的印象：
“她流露出一種自信，這在她是相當常見的，她熱情而又才智過人。她看上去身形過分高大，讓椅子都顯得窄小，她的手臂和腿垂落下來，就好像椅子已經裝不下了。我馬上就能看出她並不喜歡這個短篇……”
這樣的事情是普遍還是個別？不好說。但可以相信，跟桑塔格接觸過的人都被迫去關注她，被她的外表驚豔過的人，又都被迫去感受她的內在。她讓人產生深度的興趣，想看看這樣的女人寫的小說會是怎樣，然後或早或晚，會追隨她最擅長的文體——文學批評進入一個高階智識作品的世界，一個主要由歐洲作家、藝術家的創作和思想構成的領域。每個能受教育的人都早早懂得“知識”是什麼，卻未必能在一生中觸碰到“智識”的門檻。
桑塔格為智識生活而生，儘管一心一意要寫長篇小說，但她從來不會放過一個在隨筆和批評文章裡展露才華的機會。她的風格從她出第一本書時就形成了，她善於清晰而堅決地表達個人觀點，並以此為馬克斯·韋伯意義上的“天職”；同時，她也從一開始就只關注那些絕對精英的文藝作品，並在創作中向它們對標。這種毫不動搖的趣味，使她哪怕對某個作品發出言辭尖銳的批評，看上去也是在肯定那個作品“值得她的關注”。例如，在給《黨派評論》發表的第一篇評論裡，桑塔格就駁斥了法國“新小說派”的女作家娜塔莉·薩洛特的觀點，她既毒辣又精確地告訴美國讀者，“新小說派”的作家，是一些以同傳統決裂為由，寫一些“可讀性很差的重要小說”的人，這些小說“讀起來相當艱澀，幾乎完全是令人惱火的”……她以毫不留情的言辭將自己同薩洛特、羅伯-格里耶等新小說派作家劃清了界線，然而，誰又能否認說她不屬於那個高度精英化的團體呢？會關注薩洛特和法國新小說派的人，會指出約翰·奧斯本的戲劇作品在哪些方面不如哈羅德·品特的人，只能是那個高階“同溫層”裡的智識人物。
《恩主》只是“模稜兩可的成功”，也許可以用一句更接地氣的話稱其為“叫好不叫座”，桑塔格受到肯定的地方是她既嚴肅又先鋒的寫作態度，以及絕對屬於上乘的文筆，但要在大眾市場上贏得銷量，就不是她的擅長了。精英趣味和銷量，這兩者永遠是矛盾的，如同在學府任教和創作之間的矛盾那般不可調和。包含在《反對闡釋》中的那篇“關於‘坎普’的札記”，為桑塔格確立了《恩主》等小說創作不足以確立的地位，她對“坎普”這一風格的識別和解析，頗可類似米蘭·昆德拉對“刻奇”的論述，一種迷人的反諷的筆調，令人無論同意她的觀點與否都無法無視它。這篇文章是1964—1965年之交紐約知識分子圈裡最紅火的話題，穆斯利引用了《紐約時報雜誌》上梅欽的文章，說“坎普”的倡導者蘇珊·桑塔格，是“一位無處不在的知識分子”，是“電視節目嘉賓和哲學教授”。
《反對闡釋》，蘇珊·桑塔格著，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1年6月。
她這時的前途一片光明，以她美麗至極的身影出席應接不暇的活動，在一次次晚宴上與人交談，領受各種榮譽，無疑是“正當紅”的標誌。然而三十年後，她在為《反對闡釋》的西班牙譯本再版作序時，卻說了一番意味深遠的話。她說，身為作家，她一直對一切有五花八門的興趣，她擁有的“激情”使她在高等學府密集的大城市裡大有用武之地，然而三十年過去，“我唯一的發現是，再也沒有像我這樣的人了。”
三十年裡，桑塔格最有銷量的作品除了《反對闡釋》外就是《論攝影》。智識性的創作真的能夠使公眾的智識水平得到明顯的提升？還是僅僅在一度風靡之後，成就她個人在小圈子裡的名聲？在這部傳記裡，我們不容易找到前一方面的證據，卻時不時注意到，她屢屢向長期出版她作品的出版商羅傑·施特勞斯求助；看不出她到底為羅傑賺了多少錢，卻能看到在她五十五歲時，羅傑擲下八十萬美元買斷了她四本書的版權，為她解了經濟上的燃眉之急。在給羅傑的一封求助信裡，桑塔格還不無高姿態地說：你是個有錢的商人，我是個沒錢的女人（大意）。
她總是高姿態的，既恃才又恃容顏，有任性的資本，並憑著對波希米亞生活方式的堅持迷戀，一直沒有刻意尋求一個穩定的住所（直到1987年書房險遭火災後想法才有所改變），也很晚才真正僱用一名經紀人安德魯·懷利——那八十萬美元還要大大歸功於這位懷利的出手不凡。桑塔格的評論文章，確實是出版商從國外購買版權的良好指南，但也要看到，被她評論、因此也和她處於一個“同溫層”的作家，無論當年和現在都不是容易暢銷的：她特別垂青的中歐-東歐作家，如埃利亞斯·卡內蒂，恩斯特·布洛赫，布魯諾·舒爾茨，達尼洛·契斯，以及被她推舉為大師的貢布羅維奇，從來就不屬於好賣的。她不遺餘力地向美國出版商推薦歐洲的智識人物，在1963年就曾建議羅傑·施特勞斯買下瓦爾特·本雅明的所有作品的版權；她不停地寫文章，講述米沃什、德瑞克·沃爾科特以及布羅茨基這些其他來自大陸、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共同體的精英作家的價值，直到1996年，《反對闡釋》的西班牙語譯本再版的時候，她才在序言中自嘲說，她得承認，不是所有人都像她一樣是“歐洲迷”。
她做很多事，再多似乎也有限：不停地開講座，不停地在會議上發言，不停地在發表文章，也不間斷地記日記。在寫日記的時候，蘇珊·桑塔格根本想不到她有一天會死——否則她的日記所涉主題大概不會如此廣泛——也根本想不到這些日記會作為遺作出版，成為每個想為她寫傳記的人的必讀，或者，啟發一個讀者萌發為她寫傳記的想法。
紀錄片《關於蘇珊·桑塔格》劇照。
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
從這部傳記裡看，疾病是不知不覺找上了門來的。穆斯利暗示說，為了應付密集的活動和寫作任務，為了能夜以繼日地工作，桑塔格形成了對興奮劑的依賴，同時，她又不斷地受到與伴侶的關係的困擾。她在離婚後的主要伴侶是一位名叫艾琳的女子。在1965年，也就是她最當紅的時期，她跟艾琳的關係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一段情緒低潮清楚地記在了她的筆記裡，那年7月，“苦痛”這個詞有規律地出現在她的日記裡，還有這樣一句話：“我只知道一件事：如果不是我還有戴維的話，我去年早就自殺了。”
這句話非常地“突發”。也許是因為同為女性的關係，穆斯利對桑塔格私生活刺探是點到為止的，她充分同情桑塔格變化不定的性向，幾乎要把它稱譽為一位優秀女性對真實自我的不懈追尋。桑塔格第一次罹患嚴重的身體病症是在1971年，那時她還不到四十歲，四年以後，她就因為乳腺癌晚期而切除了乳房，她沒有醫療保險，為此，她的出版商和朋友們為她籌集鉅額的資金。此後，她就與約瑟夫·布羅茨基展開一段短暫的戀情，這位剛剛從蘇聯流亡到美的詩人，謝頂、凸肚、牙齒鬆脫，和她一樣都是涉獵廣泛、靈感噴發的人，是每天都要寫作的勤奮的文化人（布羅茨基以幾乎無一日不寫詩而著稱），也是長期不良生活習慣的典型受害者。
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這句話從一個方面概括了桑塔格的歷程。在《論攝影》於20世紀70年代初出版之後，她的“同溫層”從作家界、電影界又擴大到了攝影界和其他藝術圈子，羅伯特·梅普爾索普的一本攝影集就是這個圈層的人物的集體亮相：桑塔格和布魯斯·查特文、威廉·巴勒斯、帕蒂·史密斯以及藝術家保羅·泰克、大衛·霍克尼、安妮·萊博維茨等等，外加上施瓦辛格、露辛達·蔡爾茲、肯尼迪家族成員等等七八十年代一時的精英，他們彼此都是一眼就可以互相欣賞和親暱起來的同類，也是一些對界線發起挑戰的人物，慣於蔑視世俗的眼光，宣佈同性戀和雙性戀是一個人優秀的證明。在梅普爾索普於1989年離世後，為桑塔格拍各種寫真的任務就落到了安妮·萊博維茨的身上，她是桑塔格後半生最重要的伴侶之一，也是將她保持在時尚第一線的關鍵所在。
紀錄片《關於蘇珊·桑塔格》劇照。
而當她的這批同時代人在20世紀80年代頻繁離世時，穆斯利的這本書所記錄的、處處打有“蘇珊·桑塔格”印記的那段歷史，也就進入它最陰鬱的一部分——其陰暗令人傷心的程度，超過了桑塔格本人在2004年心有不甘的病歿。桑塔格很不喜歡將每十年定為“一代”的做法，然而HIV病毒正是在那時開始發威的，它很快被命名為“同性戀癌”。“艾滋病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來自上天的訊號，是萬能的上帝給生活在罪惡中的人降下的懲罰”，當這種觀念深入人心時，即便醫療專家證明艾滋病並不侷限於同性戀，汙名和傷害也已無法彌補。
保羅·泰克、查特文、梅普爾索普等都在黃金年齡上被這一病毒奪去生命，這對桑塔格來說，是個人的悲劇，也是一次智識上的考驗。她在病床邊送別了一位又一位好友，同時將對艾滋病的隱喻的思考，與她早已開始的對癌症的隱喻的思考接續在了一起：對歧視、騷擾、迫害的發生做分析和揭露，這始終是人文知識分子贏得個人譽謗的主戰場，也終將使他們意識到個人力量的薄弱。在那幾年間，與HIV引起的騷動同步的是伊朗政府對魯西迪下達的追殺令，桑塔格們明顯地感覺到世界在急劇右轉——而今我們跟隨她的行蹤追想那幾年的氛圍，也能明白這世界其實從未變好過。
寫作、演講、發表作品、出席活動、旅行，結交新的戀人並與舊識爭辯，加上向出版商、基金會要錢以求維持生活乃至提升質量……從這部傳記來看，桑塔格這位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所關注和做過的一切，很難說究竟產生了多大的公共性。在浩瀚的檔案擇取出來的內容，一再地顯示桑塔格的作家本色：一個孤軍奮戰的人，一如她那個智識同溫層裡的每一名成員。
撰文/雲也退
編輯/宮子 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