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團遣返是讓僧人還俗嗎
佛教自兩漢之間年傳至中國，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在中國的佛教發展史上，經歷了多次高潮與低潮，也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佛教體系與文化，在中國佛教發展的程序上，“三武滅佛”廣為人知，殊不知，佛教的興盛也與“三武”有關。
魏晉時期：中原大地因“武”佛興，太武因“武”滅佛
自東漢末年開始的長期戰亂，人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戰爭對百姓的內心深處也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溫飽、健康等都成為一種奢望，人們急切地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劑，使他們能迅速從痛苦中解脫出來，甚至，在這個特殊的時代，精神的需求似乎超越了物質滿足。當時佛教慈悲為懷、輪迴轉世的思想以及僧侶所言的西方極樂世界正好給了人們這種思想依靠，這可以有效地撫平其內心的創傷。正是這樣一種社會現實，給了佛教興盛的土壤。一時間，上至君王將相，下至黎民百姓，無不崇信佛法，希望得到解釋與慰籍，佛教第一次因“武”的原因而興盛。
相比於南方政權的較為穩定局面，五胡十六國亂華的情況使得這一時期北方佛教的發展更加繁榮。佛教僧尼數量迅速膨脹，佛寺成為當時北方社會生活一個新的舞臺，龍門石窟就是當時佛教文化盛行的代表，據考證，當時大建寺院，僧尼人數驟增。北魏時，僅國都洛陽就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江北整個地區有寺三萬餘所，出家僧尼達二百餘萬人，居於洛陽的西域僧人有三千人之多，佛教僧尼群體已經佔據佔當時北方社會總人口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
始建於北魏的雲岡石窟
然而，僧尼人口膨脹的同時，必然引發一系列問題：僧寺矛盾、生育問題、人口遷徙、人口乾預等。此外，由於統治階級對佛教的支援，佛教僧尼可以免除租稅、徭役，同時，寺院佔有大量土地和人力，經營商業，放高 利貸，享有門閥世族地主階級的特權。佛教的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北魏一統天下的戰略，大量的民眾借佛教來逃脫兵役、徭役等，而且根據北魏法律，僧尼只要不是犯了十惡不赦的大罪，不受世俗法律的管理，寺廟有自己獨立的法律，實際上如同法外之地。
“眾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斷，餘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治之”。
北魏太武帝時期，為了統一北方，太武帝秉持全民皆兵的理念。但是，由於僧侶人數太多且不服兵役，與太武帝全民皆兵的理念嚴重不符，而且由於寺廟佔據了大量的國家資產，為國家大計，太武帝於是下令滅佛。太延四年（438年）太武帝下詔，凡是五十歲以下的沙門一律還俗服兵役。444年，他又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養沙門，並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門，若有隱瞞，誅滅全門。不久後，太武帝親自率兵鎮壓蓋吳起義，在長安發現一所寺院私藏兵器，便懷疑沙門與蓋吳通謀，大為震怒，下令誅殺全寺僧眾，並進一步推行苛虐的廢佛政策：誅戮長安的沙門，焚燬天下一切經像。一時之間，舉國上下，風聲鶴唳。 北魏太武帝的滅佛行動，使得魏國境內的寺院塔廟卻無一倖免於難，史稱太武法難。直到六年後，魏太武帝駕崩，魏文成帝即位，下詔復興佛教，佛教才又逐漸恢復發展。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
縱觀魏晉時期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佛教的興盛與低谷，皆與“武”字有關，因分裂戰爭導致佛教興盛，又應統一戰爭的需要被太武帝滅佛，可謂，因“武”而盛，因“武”而衰。
南北朝不同的佛教政策：南梁武帝崇佛，北周武帝滅佛
佛教在中原大地興起的同時，南方儘管政權相對穩固，但是由於佛教思想有利於教化萬民，一時間在統治階級上層之間興盛起來，皇帝成為佛教的第一信徒。南朝梁武帝在位48年，佛教在南朝發展到了頂峰，在他統治期間，佛教被抬至國教的高度。他不但修造了大量佛寺佛像，而且還翻譯和撰寫了大量佛教著作，親自召集佛法大會講經說法。梁武帝前後設大會十六次之多，並曾三次捨身同泰寺，他的大臣們前後用贖身錢至三億萬，才把他贖回。據統計：南梁佛寺、僧尼數量大大增加，東晉佛寺1768所，劉宋佛寺1913所，南齊佛寺2015所，到了蕭梁增加到2846所，僅建康就有500多所，僧尼10多萬人。
梁武帝蕭衍
“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
梁武帝的崇佛之舉，使得他一改治國前期的英明，開始荒廢朝政，重用奸臣，造成朝政昏暗，以至於引發了侯景之亂，梁武帝本人也被活活餓死。
幾乎同時，在北方，自北魏文成帝下詔復興佛教以來，佛教在北方又逐漸興盛起來，至北周武帝時期，再次致力於統一北方的皇權與佛教勢力再次發生了利益上的衝突，大臣上書建議滅佛。
“唐、虞無佛圖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
在經過多方討論利弊後，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詔
“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
一時間，北周境內
“融佛焚經，驅僧破塔……寶剎伽蘭皆為俗宅，沙門釋種悉作白衣”
。
北周武帝宇文邕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滅北齊，針對繼續發展的佛教實體，周武帝在北齊故地第一時間開展了滅佛政策，毀寺4萬，強迫300萬僧、尼還俗。北周武帝的滅佛，使得相當於當時總人口數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為國家編戶，這對急需兵源和財力的封建朝廷來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北周國力大大增強，為北周統一北方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
南北朝時期，一南一北兩個武帝對佛教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也產生了不同的結局。崇佛使得南朝實力衰弱，滅佛使得北朝國力增強，也為後來由北朝統一南朝奠定了基礎。
唐朝時期：武則天稱帝尊佛教，武宗滅佛太短暫
隋唐以後，中國重新開始了大一統時代。唐朝初期，因李唐統治者以道教創始者老子為祖先，道教的地位突出。到武則天時期，由於稱帝的需要以及自身投身佛門的經歷，佛教勢力為其登基稱帝的正當性和合法性上大造輿論，佛教的地位在武則天的支援下開始抬頭並重新走向高峰。武則天將唐初所定的
“道先佛後”
的政策，
改為＂儒道並重”
，後又宣佈
＂釋教宜在道法之上，細服處黃冠之前＂，
正式確立了佛教的崇高地位。在武則天的提倡甚至是命令下，大量的寺院拔地而起。為了保護寺廟，武則天下令，凡偷盜佛寺中物品的，視同在皇宮內苑中偷竊，要從重處罰。一時間，中原大地大型寺廟，根據《唐會要》的記載，在京兆地區的三十八所著名佛寺中，有三成都建於武則天時期。據統計，修建660年至704 年期間的石窟和佛龕佔唐代修建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龍門大盧舍那佛就是在武則天的資助之下完成的。
以武則天面相修建的龍門大盧舍那佛
除此以外，武則天還積極支援佛事活動的舉辦，活動期間，自皇帝以下， 文武百官、平民百姓無不爭先恐後焚香禮拜，規模浩大，場面極其壯觀。佛寺的興盛，佛事的舉辦也帶動了佛經翻譯的發展。據統計，
武則天時期共譯出佛經 186部，1496卷，佔整個唐朝譯經部數的42%。
此外，大址的舊譯本也得到了系統整理，去偽存真，去粗取精，佛經的質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如此濃厚的佛教氣氛影響下，整個社會在武周時期出現了一個信仰佛教的高峰，就連士大夫也大多信仰佛教， 甚至辭官出家為僧。
武則天時期開始的尊佛，影響深遠，自武則天以後的唐朝皇帝，均對佛教禮遇有加。僧尼在唐代均田制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各代皇帝多次對寺院賞賜土地，而佛教寺院土地卻不輸課稅，僧侶免除賦役，佛教寺院經濟過分擴張，損害了國庫收入，也與普通地主之間產生了矛盾。
“凡道士給田三十畝，女冠二十畝；僧尼一如之。”
到了唐武宗會昌年間，因討伐澤潞的需要，財政缺口較大，而崇通道教，深惡佛教的唐武宗將矛頭指向了擁有大量財富的佛教寺廟。
在道士趙歸真的鼓動和李德裕的支援下，從會昌二年（842年）開始唐武宗開始進行毀佛運動，會昌二年（842年），十月九日，武宗頒佈敕書，要求有異行和不守戒的僧尼還俗，
“天下所有僧尼解燒練、咒術、禁氣、背軍、身上杖痕鳥文、雜文功、曾犯淫養妻、不修戒行者，並勒還俗。若僧尼有錢物及谷鬥、田地、莊園，收納官。如惜錢財，請願還俗去，亦任勒還俗，充入兩稅徭役。”
至會昌三年（843年）正月十八日，京城
“左街還俗僧尼共一千二百三十二人，右街還俗僧尼共兩千二百五十九人，”
會昌五年四月，下敕滅佛，規定西京長安只能保留4座寺廟，每寺留僧10人，東京洛陽留2寺，其餘節度使的治州共34州留1寺，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其他寺廟全部摧毀，僧尼皆令還俗，所有廢寺銅鑄的佛像、鐘磬全部銷熔鑄錢，鐵鑄的交本州銷鑄為農具。
唐武宗
唐武宗的滅佛行動效果明顯，到會昌五年八月，
“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
大量寺廟被拆毀，僧尼被強迫被還俗，外國僧被遣返。
然而，唐武宗的滅佛行為隨著他的駕崩而結束，宣宗繼位後推翻了武宗的政策，又重新鼓勵佛教的發展。
唐代以後，中國的佛教發展又經歷了數次興盛和衰落，最著名如後周世宗柴榮的滅佛行動，在一次次的興盛和毀滅中，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聯絡融合越來越密切，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