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步兵集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辭注》多少頁
魏晉兩朝作為門閥政治發展形成的階段
，政治環境、士人心態、文化思想與東漢時期相比，發生了較大變化，士人的言行舉止、價值觀念也隨之改變，外部環境對士人內心產生了“潤物細無聲”的影響。
錢自發明之日起便在人們的日常經濟生活中佔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在儒家義利觀的薰陶下成長起來士人對於
“錢”多是擲地有聲的慷慨大言。
一、金錢冷漠的人
金錢冷漠者共29人，金錢冷漠者對金錢多寡並不在意，
金錢在他們的價值體系中所佔分量並不大。曹魏時期的金錢冷漠者主要分為兩類，一為廉吏，共計26人，其中魏武帝曹操時期任用的有25人，魏文帝時期任用的有1人。
此類士人多以清儉為行為準則，嚴於律己
。和洽“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鄭渾“清索在公，妻子不免於飢寒”，王基“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這些士人對曹魏一朝的穩固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對盪滌漢末奢靡風氣也影響頗深。
此類士人在精神追求上可分為兩種
，一為寡慾，忽於榮利者。如放浪形骸，恬淡寡欲，以莊周為楷模的阮籍，不求名高、無意財利，一心論道的徐幹。無論是“以莊周為模則”還是“惟道是務”，都顯示出了堅定的理想追求，能夠不顧實務遊於心，大有“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之氣勢。
二為以讀書為樂者，
袁紹舊臣王修在“多畜聚”的在職勢者中脫穎而出，“谷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連曹操都嘆其不妄有名；而管寧更是以讀書為志，立身於篳門窮巷，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公孫度、魏武、魏文等皆屢次徵召管寧為官，其皆固守不出，錢穆先生以“三國第一人”盛讚之確也是實至名歸。
不管是循性守志還是以書為樂，都顯示對金錢等外物的藐視
，他們矢志不渝，不因貧寒左右自己的胸懷和意志，在混沌之世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園，同樣由於他們無聲的引導，對當時士人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二、金錢豁達的人
與金錢冷漠者不同，金錢豁達者承認金錢的價值，
同時又能做到不為財所累，並善於以金錢為手段達成某種目的。太中大夫韓暨曾被同縣好友陳茂誣告父兄，於是他積累錢財結交死士，替父報仇；後又透過散家財供酒肉感化欲行寇掠的山民。
韓暨兩次散財可以從側面看出韓暨很清楚金錢的力量
，以金錢作為自己實現某個目標的催化劑。此外比較典型的還有田豫、胡質二人。田豫“清儉約素，賞賜皆散之將士”，太和末年討伐公孫淵，更是由於將所得器仗珠金散發部下未上繳官府而“功不見列”；胡質“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眾，無入家者”。
將賞賜施與部下，往往能達到振奮、凝聚人心的政治目的，
如田豫治地安定整肅，連外胡都聞其威名，胡質更是收到了“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的良好效果。除了以金錢作為實現某種目的的手段外，還有一些士人在危難之際將各家財物聚集起來，以達到利益最大化的效果。
趙儼、杜襲、繁欽三人在避亂荊州之時，
互通財物，共同生活，“合為一家”，這種刎頸之情使得他們在亂世能夠將自己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毫無保留地拿出來，共同謀劃，同時也能體現出他們三人認同金錢在亂世之中的重要價值，試圖讓金錢發揮最大的效用。
除了將金錢用於自己私人目的外，還有一些士人樂於賑施宗族或他人
。漢魏之際，黃河流域長期混戰割據給百姓造成了巨大傷害，使得他們原本就不富裕的生活更加舉步維艱，此時一些憐憫蒼生計程車人便會做出賑施宗族、救濟貧苦的舉動。
夏侯惇“有餘財輒以分施”，
袁渙“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國淵“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漢末雖然儒學獨尊的局面被打破，但是家學家風的影響並不會頃刻瓦解，出身世家計程車人依舊堅守儒家“博施濟眾”的理念。
三、金錢崇拜者
《三國志·魏書》所載金錢崇拜者只有一人，即何晏。
何晏自幼以“明惠若神”受到曹操的“奇愛”，曹爽秉政後，何晏累官侍中、吏部尚書，顯於一時，被時人預於“四聰”、“八達”之列。
然而，何晏本人頗慕榮利、進趣於時，
從以下幾個事例中可以看出：其一為傅嘏在當時以“善言虛勝”和“好論才性”備受時人推崇，何晏作為當世名流求交於傅嘏，而傅嘏不僅不與之交，還謂曹爽弟曹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
何晏因此對傅嘏心生怨恨，並藉著一樁小事將其免官
。經過此事何晏睚眥必報、公報私仇之形象便躍然紙上，同時傅嘏語其“好利”可以初步判定何晏於錢財十分重視，即大致屬於金錢崇拜者和金錢豁達者範疇。
其二為何晏在曹爽把持政權後，大肆侵佔農田
，甚至把皇家湯沐之地也據為己有。何晏秉政之際，又趁機以微小過失將與自己素有不平的廷尉盧毓罷免，其作威作福、大肆聚斂如斯。金錢崇拜者與金錢豁達者之間最大不同在於，後者並不會對金錢做較多打算，多采取“自然而然”或“得之有道”的態度，從此事中可以看出何晏屬於金錢崇拜者之列無疑。
其三何晏與夏侯玄、王弼等談玄競扇，開一時之風氣，
成為魏晉玄學的創始人之一。而何晏強調聖人無累於物，建立起以物為本、貴無賤有的理論體系。然而與其實際行為卻與他的思想出入頗大，名士傅嘏諷其為“利口覆國之人”。
透過上述三件事，
何晏之形象漸趨豐滿，與其超脫玄遠的名士形象相反
，其實際生活中對追名逐利、奔走權門、巧取豪奪等俗事樂此不疲，何晏的言行不一或許正是當時士人普遍心態之反映，思想的開放使得其對自我產生了關注，好色、好財正是何平叔敢於直面自己的內心需求，不再如漢儒一般壓抑天性之表現，同時也為當時的士人開啟了一扇新的思想之門。
四、金錢拒斥者
兩晉時期史書中明確記載持有金錢拒斥態度計程車人只有一個，
即為出身高門的太尉王衍。王衍“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他推崇何晏、王弼祖述老莊，被奉為中朝名士清談領袖。
青年時期的王衍對金錢持有淡泊的態度，
無論是在其父死後將大量家產借給親友，還是在家產被借貸一空後搬到郊區田園中居住，都流露出其對金錢不甚在意的態度。隨著王衍玄學思想的昇華，他對金錢等世俗之物的態度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最初的冷漠轉變為了拒斥。
他對金錢的拒斥由兩件事可觀之。
一為試圖改變其妻的金錢的狂熱追求。王衍的妻子郭氏，“聚斂無厭，好乾預人事”，為了震懾郭氏之貪鄙，王衍搬出郭氏所忌憚的李陽，郭氏乃“為之小損”。二為口不言錢。
郭氏為了試探王衍是否如此，曾經讓婢女在床周圍鋪滿了錢
，而王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卻！’”“阿堵物”為六朝口語，意為“這個”，王衍以“阿堵物”代替金錢，可見其恥於言錢，對金錢的厭惡溢於言表。
在浮華放縱的時代排斥金錢，實乃兩晉之清流
，但王衍是否為金錢拒斥者仍值得推敲。與其口不言錢相應的，是王衍所樹立的高雅超脫、不應世務的名士形象，但其真實形象卻與名士相去甚遠，無論是“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還是“狡兔三窟”，都表現了家族本位思想。
正如呂思勉先生所說：“然則其少時之輕財，正是矯情以幹譽耳。矯情者，假之也，而不知其終不可假也”，
王衍的金錢拒斥只是其大合聲譽的手段。
五、總結
門第是魏晉南朝時期士人較為重要的一個內容
，低門第對高門第的嚮往與效仿，高門第對低門第的排斥與不屑，構成了此時期士人交往的主旋律，因此對各種金錢觀持有者進行門第劃分是十分有必要的，以門第為標準將士人分為寒門、一般士族和高門三個層次。透過橫向分析與縱向分析相結合發現，不同朝代計程車人金錢觀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不同門第計程車人在朝代更迭中也展現了不同的金錢觀風貌。
而各個朝代在金錢觀上有著各自獨特之處的同時，在存在著明顯的共性
，那就是金錢冷漠者在總數中佔據絕大多數，不論是在競相浮華的兩晉，還是貪殘之風盛行的南朝，清白自守、不慕榮利計程車人都遠遠超過其他三種類型的金錢觀持有者，他們是這一時期一個個盛世的締造者，也是百姓賴以生存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