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吳來儀公墓誌銘》及《濬路馬湖記》創作年代考

▲中國嘉德拍賣2020秋拍 董其昌《吳來儀公墓誌銘》，區域性

董其昌《吳來儀公墓誌銘》及《濬路馬湖記》創作年代考

文/ 同古堂 撰稿人/ 林妹妹 圖/ 中國嘉德拍賣

作為藝壇領袖，

董其昌

是中國文人畫理論的

集大成者

，

亦是具有近乎完美文人旨趣及美學思想的

巨擘

，尤是其所提倡之“南北宗”畫論，影響深遠，為後世所法。

而其

藝術造詣，也是幾無人可比附

，如以“山水畫”而言，唐代富麗，宋代凝重，元代蕭散，清代奇逸，而明代或狂放，或書卷氣，惟其上承“元四家”，又溯源“五代兩宋”，成為

“古雅生拙”、“清潤秀淡”畫風格調的

極致化典範。

又或書法，其師法傳統，從鍾繇、二王至張旭、顏真卿、懷素，從楊凝式到“宋四家”乃至元人趙孟，凡帖學流派先賢，其皆研習，旁師博採，又自出機杼，

乃成明後期書壇之執牛耳者

，從者如流。

▲董其昌（1555-1636）

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香光居士，松江華亭人，明代書畫家。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卒後諡“文敏”。董其昌擅畫山水，以佛家禪宗喻畫，倡“南北宗”論，為“華亭畫派”傑出代表，兼有“顏骨趙姿”之美。其畫及畫論對明末清初畫壇影響甚大。書法出入晉唐，自成一格，能詩文。

於中國書畫史上，

董其昌承前啟後，影響至深

，又集前人大成，融會貫通，餘緒至今不絕，故對其

考據

，尤是

部分未署年款“作品”

，系統梳理，

甚有學術意義

。

筆者試從其

《吳來儀公墓誌銘》

及

《淮安府濬路馬湖記》

創作年代，淺論一二。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中國嘉德“大觀”夜場

▲董其昌《濬路馬湖記》，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董其昌《吳來儀公墓誌銘》

《吳來儀公墓誌銘》為董其昌應同僚吳用先所請，為其父親吳應道（別號來儀居士）所書墓誌銘

，見載於明崇禎三年（1630）刻，董其昌撰《容臺集》卷八，而上海圖書館藏明末清初刻二十卷本《容臺集》則著錄於卷九。

▲《容臺集》（卷八·墓誌銘）中《封少司馬吳來儀公墓誌銘》書影

此墓誌銘，不同時間，兩次收錄於不同版本《容臺集》中，

因牽涉及“東林六君子”之一的左光斗等敏感資訊，多有修改與刪減。

如刪掉吳應道夫人方氏、其子孫的婚配姻婭等，此與明末“魏閹黨”與“東林黨”黨爭的時代背景有關。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

手卷 水墨紙本

引首：32×120 cm。約3。5平尺

字：32×963 cm。約27。7平尺

跋：36×66 cm。約2。1平尺

說明：是卷曾經清末民初學者馬其昶（1855-1930）及近代書法家、篆刻家、金石收藏家張祖翼（1849-1917）鑑藏。

馬其昶，字通伯，晚號抱潤翁，安徽桐城人。出身書香世家，幼承家學，並問業於吳汝綸。後又師事張裕釗。《桐城耆舊傳》卷四有《吳司馬廷尉傳》，對吳用先的履歷有較為詳細的記載。通伯藏有此卷後，又延請譚宗浚、于蔭霖、吳汝綸、劉澤源等賞鑑並觀跋。

是卷曾經清末民初學者

馬其昶

（1855-1930）及近代書法家、篆刻家、金石收藏家

張祖翼

（1849-1917）

鑑藏

。卷後有

譚宗浚、于蔭霖、吳汝綸、劉澤源等賞鑑並觀跋。

此外，是卷為目前

市場所見規格最高，形制最大且帶烏絲欄的董氏行楷手卷。

卷中筆法精到，佈局疏朗，書寫自然灑脫，

風格極類故宮博物院藏《淮安府濬路馬湖記》。

董其昌所作墓誌銘流傳於今者，可謂寥寥，多為館藏

，其一，為項元汴作《太學墨林項公墓誌銘》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其二，《朱泗墓誌銘》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其三，《秦喻庵墓誌銘》湖北省博物館藏，此

《吳來儀公墓誌銘》為目前市面所見唯一著錄於其《容臺集》中，又可流通者，尤是難得。

《吳來儀公墓誌銘》書寫背景

著錄於其《容臺集》中，又

（1558—1626），字型中，一字本如，號餘庵，安徽桐城人。明萬曆至天啟年間，其為

吳用先

，曾身居兵部右侍郎、薊遼總督等要職，然史載甚乏，生平語焉不詳，

朝廷重臣

其與董其昌，皆是晚明大臣，份屬同僚，二人自然相識，

《明史》亦無傳記，令人生疑。

據考，

故彼此交遊究竟始於何時，以及吳用先仕宦履歷、此墓誌銘書寫背景等，甚應考究。

，吳用先由“大總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天啟四年（1624）三月至天啟五年（1625）三月

薊遼總督，下轄順天巡撫、保定巡撫、遼東巡撫，由此可見

改任“總督薊遼”。

。崇禎年間，袁崇煥即曾為薊遼督師，而“薊遼督師”僅是“薊遼總督”屬官，亦可窺知吳氏

吳應先作為封疆大吏，手握重兵

。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區域性

據

地位之顯赫

文中，董其昌《吳來儀公墓誌銘》手卷，卷首有言“在昔戊子之歲，其昌與今少司馬吳公同肄學北雍也”，

“白牧：董其昌書《吳來儀公墓誌銘》考”

明朝時期行使雙京制，在南京和北京分別都設有國子監，北京國子監又稱為“北監”或“北雍”。

因此，

其中“北雍”一般指北京國子監，而“戊子之歲”為萬曆十六年（1588）。

此後，董其昌於萬曆十七年（1589）及第，而吳用先為明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二者“舉業”相差一科。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區域性

是墓誌銘中，董其昌稱

吳用先與董其昌二人最早相識時間，應不晚於1588年，且吳氏曾入國子監。

為

吳用先

，可見吳氏步入仕途後，官運亨通，漸至位高權重。

其中，董其昌言及“敭歷中外，仗

“司馬”

，以奏最贈其尊人為

中丞之節

”，即言指

中憲大夫、四川巡撫都御史

“奏最”

吳用先在“平播之役”後

。“奏最”意指考績列為優等，以此向朝廷上報。

又言“復自請告，起家納言”，為吳用先因病辭官，家居8年，

獲封諸職

據後文，

朝廷復召為侍郎，

。“納言”為尚書等近臣所用幘巾，後泛指帝王近臣。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區域性

而

可知乃“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則因朝局變動，多賦閒在家，

董其昌

墓誌銘中，即有言“而餘亦承乏春卿，徼恩貤贈，追隨司馬，以酬昔願於萬一”，其中

天啟五年（1625），其出任南京禮部尚書。

，“承乏”，是暫任某職的謙稱。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區域性

墓誌銘中又言“從塞上授簡其昌，志贈公墓中之石”，其中

“春卿”即禮部尚書

，知吳用先從塞上乞請董其昌書寫墓誌銘。

“塞上”為薊遼邊關

結合吳用先天啟四年至五年間，“薊遼總督”履歷，故此墓誌銘應是董其昌於天啟五年（1625）左右書寫。

具體何時，

吳用先父親：吳應道生平

關於吳用先父親吳應道，更是所載寥寥。

據

下文考據《淮安府濬路馬湖記》詳細分析。

中所言，可知

《淮安府濬路馬湖記》

故董其昌《容臺文集》中，

墓誌銘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有載“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以

吳應道，字自明，別號來儀居士，

然因吳應道英年早逝，暫不及完成此“三不朽”，所以董其昌分舉三事，“

以《封少司馬吳來儀公墓銘》為名收錄。

“立德、立功、立言”為古人“三不朽”為功業。

董其昌以

傳形寫照”，以期窺斑知豹，刻畫吳應道志趣高尚的形象。

，天資聰慧，又學習勤奮，

其一，立行。

，隱言其若未去世，必有大成。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區域性

吳應道應考期間，身染重疾，回桐城後很快過世。

吳應道少有異賢

，尤是對於九歲稚子吳應先，期望甚高。

精於誦讀，嫻於帖括

一老媼亦齋戒，相隨逐二十年。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區域性

臨終之際，絕憐愛子

董其昌借吳用先的轉述，其母方夫人為其描述父親吳應道

妻子方氏，三十而寡，守志皈佛，專修淨土，撫養幼子吳用先、吳用衡。

，結婚當天“奩具甚盛”，然

其二，立德。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區域性

又

“儀容修偉，神情高邁”

父親生病時，其“籲天請代，醫禱服勞，裾不解帶，既瘥而後即安”，

吳應道“目不一瞬”，不為財物所動。

吳應道

。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區域性

希望代父受病，知其

吳應道的遺文中有“所憂非憂貧，斯憂其可休。處處凌九霄，行行戒深溝”詩句，為其

孝行至誠

其三，立言。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區域性

吳應道，年僅二十九歲，即不幸過世，“立功”暫不可得，故董其昌以“立行”以代之。

古人曾言：“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如此則

安貧樂道的處世態度以及遠大志向的寫照

吳應道子孫：婚配姻婭

此墓誌銘中，

。

“白牧：董其昌書《吳來儀公墓誌銘》考”文中，有相關論述：

吳應道與方氏生二子，長即吳用先，次子吳用衡。吳用先娶太學生唐檄之女，唐氏也屢贈淑人。吳用衡鴻是臚寺序班，娶方學易之女。其孫輩共有九人，孫子七人，孫女二人。

吳應道“立興、立德、立言”的形象，躍然於紙。

有三個兒子：“日昶，文華殿中書舍人，娶禮部侍郎何如寵之女；日暠，恩生，娶光祿寺卿盛世承長男孝廉盛可藩之女；日旻，娶戶部主事韓國藩之女。”

董其昌有描述吳應道妻子方氏及子孫婚配姻婭。

吳用衡有四個兒子：“日旦，福建建安縣縣丞，娶方氏；日昇，邑庠生，娶孫氏；日晟，太學生，娶唐氏；日昺，太學生，娶方氏。”一個女兒“適邑庠生金日鏡”。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區域性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區域性

吳用先

天啟四年（1624），楊漣因彈劾魏忠賢二十四條大罪被捕，而楊漣彈劾時，左光斗參與謀議，“楊公有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公實預謀，逆璫亦為氣奪。”

一個女兒“適僉都御史左光斗第四子”。

南明弘光時平反，諡為忠毅。

聞知左光斗被捕，吳用先喬裝回京，欲營救其於危亡之中，惜終究未能如願。魏閹又以吳用先“私返京城，圖謀不軌”罪名，請皇帝治罪殺之，上未允。

據此可知，吳用先與左光斗為姻親。

崇禎二年（1629）二月，崇禎帝命大學士韓爌等人審定逆案，清除閹黨，然彼時政局飄搖未定，

天啟五年（1625），因對抗魏忠賢，左光斗而含冤下獄，不久在獄中折磨而死。

此外，浩繁的《容臺集》為明崇禎三年（1630）刻，其蒐集編纂時定然重新校對、修改，此工作往前數年已然進行，故董其昌刪減，亦是情理之中。

故宮博物院藏《淮安府濬路馬湖記》

左光斗遇難後，吳用先憤而辭歸，並於次年（1626）病卒於家。

（為方便表述，後簡稱《濬路馬湖記》）為董其昌晚年行書碑記的代表作之一，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此墓誌銘中又涉及“左光斗”，因此董其昌撰《容臺集》時，刪減了關於吳應道子孫婚配姻婭的情況。

《淮安府濬路馬湖記》

《中國法書全集14（明3）》中對

此卷歷來被研究董其昌的學者和書家奉為董氏行楷的標準。

而上文有言及，

文物出版社

對比《濬路馬湖記》與《吳來義公墓誌銘》，不難發現

《濬路馬湖記》的創作年代定為崇禎四年（1631年）後。

，

《吳來義公墓誌銘》創作於天啟五年（1625年）左右。

兩卷書寫狀態極是相近，堪稱如出一轍，又同為烏絲欄格

：“此卷為董其昌撰文並書，記述朱敬韜等人，興治漕之道，謀漕運之利，力主開浚淮安府路馬湖的曲折經過。朱敬韜，名國盛，華亭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歷任工部主事、員外郎、山東右佈政等。董其昌曾為其父撰並書《朱泗墓誌銘》，於敬韜事蹟亦有所涉及。此卷未署年款，

故對是兩卷的創作年代作詳細的考證，極有必要。

”，

據《中國法書全集14（明3）》中對《濬路馬湖記》的評述

《濬路馬湖記》卷中，

據文中內容及董氏所具官職判斷，應書於崇禎四年（1631）董氏七十七歲之後不久。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前禮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實錄副總裁，經筵講官。”

又，

可知其以董其昌的官職判定創作年代。

，可知：

1、天啟三年（1623）七月，董其昌得進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

2、天啟四年（1624）秋，董其昌擢任禮部左侍郎；

3、天啟五年（1625）正月，董其昌拜南京禮部尚書並赴任；

4、天啟六年（1626），董其昌上《引年起休書》吿歸；

5、崇禎四年（1631）冬，董其昌復任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董其昌的官職自書如下

，可知書寫

查閱董其昌年譜

時，

對比董其昌“南京禮部尚書”官職

而“

《濬路馬湖記》

禮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中的

定為天啟五年（1625）正月之後。

，可知此為董其昌就任南京禮部尚書前的官職，

前

因此，

“前”

董其昌年譜中，並沒有關於其任“詹事府少詹事”的記錄。

不過，

即此中“詹事府少詹事”與其崇禎四年（1631）冬“掌詹事府事”，並非同一官職。

中卻有線索，三段誥命有確切制誥時間，均為天啟四年（1624）九月二十九日。

而其中，

以“詹事府少詹事”混淆“掌詹事府事”，定《濬路馬湖記》為1631年左右創作，顯然是不正確的。

，有董其昌的部分履歷，其中：“十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詹事府少詹事

，掌南京翰林院事；十二任今職”，“今職”即《誥命卷》中所言“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

其中，董其昌“十任”為天啟二年（1622）擢任，因此，其

掌詹事府事

為“詹事府少詹事”應介於“十任”與“十二任”之間，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董其昌《楷書三世誥命卷》

最後一段誥命中

，故可知

十一任詹事府少詹事

《濬路馬湖記》創作時間進一步考據

《濬路馬湖記》卷中，

“十一任”

即天啟二年（1622）至天啟三年（1623）七月之間。

，字敬韜，號雲來，明代松江府華亭縣長人鄉新場村（今上海浦東新區新場鎮）人，萬曆庚戌科（1610）進士，歷任工部主事轉員外郎郎中、河南糧道、山東布政使、後升太常寺卿。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朱國盛考中進士，未能被選為庶常，

又以所書官職而言，此卷不可能作於其“掌詹事府事”之後

《濬路馬湖記》卷應作於天啟五年（1625）正月至崇禎四年（1631）冬之間。

曾有

所記述朱敬韜（即朱國盛）等人興治漕之道等事宜。

相贈，知二人交契匪淺。壬子年（1612）十二月二十四日，董其昌又作

朱國盛

。

朱國盛初蒞政壇不久，即奉敕治理河漕。因其才能卓越，功績斐然，

而是被派到工部任職，負責水務管理方面的工作。

。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朱國盛因治理河槽有功，祖父朱鏜、其父朱泗，皆封贈山東左部政（二品）。

就在他上任大司空之際，父親朱泗病逝。

董其昌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董其昌亦曾

《送朱敬韜水部》詩

《仿大痴畫贈朱國盛》

朱國盛也喜藝事，擅畫，其與董其昌多有唱和題跋，如

升大司空，掌管全國水利

，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據此，足可知

董其昌為其父朱泗作《朱泗墓誌銘》

天啟年間，淮安府路馬湖（今江蘇駱馬湖）水系險情尤甚，航運受阻。

為朱國盛的母親寫過《壽朱敬韜太夫人》

期間，其不畏艱險，親臨一線，多次疏浚完善，效益顯著

的詩作。

董氏曾跋言“敬韜作米虎兒墨戲，不減高尚書，閱此欲焚吾硯。”

又朱國盛治河有功，

朱國盛與董其昌關係密切，堪稱摯友。

，經提督漕運河道太監李明道推薦，專管漕務山東左布政使

天啟元年八月，南河郎中朱國盛方受事奉行嚴督河官，畢力堵塞。

周應秋復言：“廠臣擎天巨手，報國赤心，挽漕輸運，河伯效靈，裕國通糧，倉庾漸實，道臣朱國盛宜加太常寺卿，兼山東按察使，照舊管事從之。”朝廷嘉獎

。至天啟五年（1625）四月，工程才完成。

，留任皇帝身邊，掌管祭祀禮樂。

故，

因而《濬路馬湖記》的撰寫時間應在天啟五年（1625）四月之後。

，若為加銜之後，朱國盛再請董其昌為其撰書舊功績就不能順理成章，略顯矯情了。

書寫時間可進一步推斷為

天啟七年（1627）三月

朱國盛奉旨加銜，管事吏部尚書。

朱國盛並“以漕河功升太常寺卿”，調進京都

再者《路馬湖》卷中最後有徐標的官銜：“欽差提督河南工部水清吏司郎中”，按此銜，

董其昌為摯友朱國盛書《濬路馬湖記》，應在其路馬湖的疏浚成功之後，奉調京都之前

朱國盛以工部郎中管理南河期間，編著了長達1500多頁的《南河志》十四卷也已完成。該書前有作者朱國盛自作序例一首，又有李思誠、徐標二序。

再考

天啟五年（1625）四月之後

：“

至

作《阻風平望圖軸》。”

可知，

天啟七年（1627）三月之間。

，書畫船經山東、過路馬湖、到崔鎮（宿遷南35公里處），風阻（颱風）八日。崔鎮林官渡口明清兩代是京杭大運河南北交匯必經之處，歷代設有“崔鎮驛”，是萬商匯聚之地，又是關防要塞。

此時，

此卷撰寫之時朱國盛應還在工部任上。

董其昌年譜

，以其灑脫的筆法，優美的文辭，高度讚揚朱國盛之舉乃“所謂一勞久逸，暫費永寧者也”

天啟五年（1625）四月三日，崔鎮風阻八日，四月二十二日到蘇州平江平望鎮遇大風，

此外，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董其昌為朱國盛父親朱泗作

董其昌於天啟五年（1625）年四月由長安（北京）回鄉

朱國盛治理浚路馬湖工程竣工，正逢同鄉長輩兼摯友的董其昌回鄉，又因風阻當地，其宴請董其昌，再挽留歡聚是理所當然的。

而董其昌為表彰朱國盛治水之功，為之撰寫《濬路馬湖記》

：“

亦是情理之中。

《朱泗墓誌銘》楷書

蒙恩俞為大司空右總憲開府中丞。雖皆牢讓不拜，而山東左伯誥命已給，當如二品，樹神道碑於先塋。此銘但筮仕時作耳。董其昌題”，鈐“宗伯學士”、“董氏玄宰”二印。

，後四行跋文明顯不是1615年所書書風。

，為1623年至1636年最常用的印，不可能在1615年出現。

跋文原文

綜合以上材料，我們可以很有信心地推斷，

敬韜奉敕治河漕

《濬路馬湖記》與《吳來儀公墓誌銘》

僅就書風而言，《吳來儀公墓誌銘》與《路馬湖》完全相通，且兩卷中董其昌的官職是相同的，又天啟五年（1625）正月，董氏拜南京禮部尚書。故《吳來儀公墓誌銘》定為其官拜南京禮部尚書之後的作品，即天啟五年（1625）正月之後。

，以立功薦敘。

，《大明薊遼總督一覽表》有載：“31、吳用先，南直隸桐城，天啟四年（1624）三月己卯（1624年5月12日），

此“宗伯學士”、“董氏玄宰”二印，為董其昌1623年秋，任進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後啟用

”“東林黨碑”七碑中有三碑準確記載對吳用先的處置：

因此，此題文應為此時（天啟五年四月）補題，且論及“朱敬韜治河槽已立功，恩俞為大司空，誥命再封當如二品”是對先人之告慰。

而此年，

《路馬湖》卷應作於天啟五年（1625）四月三日至二十二日之間，而且應在“風阻八日”期間，說是四月三日至四月十一日之間也不為過。

，又

查對吳用先生平

另外，天啟五年（1625）董其昌拜南京禮部尚書，稱“大宗伯”，吳用先“塞上授簡”（即吳用先在薊遼總督任上寫信），請董宗伯為早年過世之家翁書墓誌銘，

天啟五年三月戊戌（1625年）令閒住。

至此，

“三月，令閒住”。

，兩卷均佈局疏朗勻稱，所謂“漸老漸熟，反歸平淡”，寓生秀於撲茂蒼拙，自然灑落。

吳用先三月回京閒住，董其昌四月自京南下回鄉

，誠是殊為可珍也。

《吳來儀公墓誌銘》書法

與《濬路馬湖記》一樣，

天啟六年（1626）十月，吳用先卒。

行筆端莊自然，氣息無絲毫故作姿態，平淡天真，轉折處亦往往一帶而過，看似毫不經意，

此書寫時間定為天啟五年（1625）三月末至四月初之間最合理。距書《路馬湖》卷不足一月時間。

又有烏絲欄格，字裡行間，不見密佈緊靠為主的格局，

此兩卷的創作年代便基本清晰合理，應屬於同時期的作品，是董其昌晚年之作

▲董其昌 《吳來儀公墓誌銘》，區域性

而不同於《濬路馬湖記》，墓誌銘多有正稿及草稿之分，此《吳來儀公墓誌銘》稿中未見塗改，

一樣的形制，一樣的行楷，一樣的書風，渾如一卷

卷首，劉澤源題引首：

▲劉澤源題引首

《吳來儀公墓誌銘》

▲譚宗敬、于蔭霖、吳汝綸等題跋

結語

實是書道造詣至深。

書藝成就，兼得“顏骨趙姿”之美，學古卻不拘泥於古，隱隱然有

字與字遙隔天河又翹首相望，行與行則筆斷意連，妙趣天成。

之勢，《畫禪室隨筆》以及所提出的

應為正稿，自是書寫依次漸序，格式嚴謹，脈絡分明，而風采不減，此為《濬路馬湖記》所不及，更遠非尋常應酬之作可比附。

，更是

亦有譚宗敬、于蔭霖、吳汝綸等人題跋，馬其昶及張祖翼鑑藏。

而此

董其昌

，而

“明代書聖”

更是“漸老漸熟，反歸平淡”，

“南北宗”論

，其之稀珍，難得之至也。

參考資料：

白牧：董其昌書《吳來儀公墓誌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