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最著名的十位書法家是誰
孟憲章（1930—2017），字君鬱，室名妙鑑齋，北京人。先生一生篤好金石，嗜古好學，勤於蒐討，目光如炬，是繼張彥生、馬子云等之後碑帖鑑藏的領軍人物。其部分舊藏已於數年前入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其中珍本如宋拓《蘭亭續帖》、明初拓《北齊劉碑造像記》、明早期拓《東書堂集古法帖》、明拓《郭有道碑》、明末清初拓《蕭思亮墓誌》等。
本次“什襲珍重”專場，碑刻中既有拓制年份特早、拓工特優之漢唐名品，也有原石毀佚的稀見拓本；法帖則不惟種類豐富，裝池精善，亦不乏罕覯之珍品。這批藏品多經歷代名家遞藏，題跋琳琅。部分藏品屢經《中國碑刻全集》、《啟功叢稿》、張彥生《善本碑帖錄》等出版物著錄、引用，還有一些作為字帖底本影印出版。
恨覃溪所未見
——記李葆恂藏宋拓《化度寺碑》
作者：中國美術學院金石文獻與古物研究方向博士 田振宇
唐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俗謂化度寺碑，銘主化度寺邕禪師，為隋僧信行創立的三階教第二代領袖，唐貞觀五年圓寂，依林葬之俗，起靈塔約在貞觀六年至八年左右。左庶子李百藥撰文，率更令歐陽詢書，靈塔在教主信行禪師舍利塔側，位於長安縣終南山楩梓谷之百塔寺。塔當毀於晚唐會昌滅佛時期。此碑是歐陽詢楷書代表，與《九成宮醴泉銘》並稱歐體雙璧，而字徑接近小楷，論者以為有右軍遺風，翁方綱推重化度不獨為歐書第一，也是唐人楷書第一，堪比漢隸《禮器》。
此碑宋代已毀。據明人解縉《春雨集》轉引宋人王柏筆記，北宋時範雍出使陝西，於南山佛寺發現塔銘已廢為階砌，嘆為至寶，寺僧誤以為石中有寶而裂之，範再至尋石未見，問僧方知，遂以數十縑換得，並將石運回洛陽，置於範氏裡第賜書閣下。靖康之亂起，範氏族人將石匿於井中，亂後起出，拓數十本後，石即碎盡。
自北宋始，即有關於化度寺碑之記載。李之儀 《姑溪題跋》已提及範雍得石之事，南宋石毀後拓本更是絕稀，劉克莊得友贈一本，闕三行，耗費十年方得補全，曾作詩嘆其事。故宋時已開始翻刻，如同蘭亭序和淳化閣帖，化度寺碑的版本成為了困擾後人的難題。同時宋拓善本順理成章成為好事者競逐的目標。
清代乾嘉時期代表學者翁方綱幼學歐書，後透過揚州汪中獲得宋拓化度寺碑一冊，遂發心考證此碑，他透過同僚、友朋、門生等，多年留意，每聞有善本即設法借觀，用並幾同觀及鉤摹副本的方式進行比對校勘，題詠無數，當時海內較為知名的宋拓本多經翁氏品第題跋。他是首位嘗試將所見各種化度寺碑拓本加以歸類定代的學者，其意見深深影響了後人。其中有五種宋拓善本，包括他自己收藏的那件，被定為所謂範雍賜書樓本即原石本。另外，今人熟知的四歐堂本以及已經消失的李祺駙馬本，被歸入了宋初翻刻本。翁方綱的觀點一出即被奉為圭臬，但隨著清末敦煌石室中發現了化度寺碑拓本殘葉，以羅振玉為代表的學者將翁方綱觀點徹底顛覆，成為了碑帖鑑定歷史上最為著名的公案。
經翁方綱評定為原石的五種宋拓本，包括吳榮光藏顧氏玉泓館本、陸恭松下清齋本、李宗瀚靜娛室本、大興翁氏本、吳門鮑氏本，無一不是名家遞藏，題跋累累，鑑藏者的名單裡包括明代顧從義、王世貞、陸深、胡瓚宗，清代翁方綱、陸恭、永瑆、吳榮光、何紹基、端方、羅振玉，近現代李啟儼、張學良等一大批最重要的金石家、收藏家、書法家以及官場學界“大咖”。除李本民國出版後下落未明外，其餘四本今天均已成為公私收藏的重寶——吳本在日本三井紀念美術館，翁本在日本大谷大學，陸本在香港近墨堂、鮑本在北京故宮博物院。
筆者留意此碑版本有年，在研究過程中發現，雖然在當時乃至今天，翁方綱均可算見到此碑善本最多者，但仍然有其遺漏或誤鑑的重要拓本，如與上述五種宋拓同出一石的古拓，近年所見尚有三種：（1）潘正煒聽帆樓本，與宋拓虞恭公碑合裝，名家題跋甚夥，今藏私家；（2）朱筠本，翁氏曾見但誤定為此石再翻，今在日本；（3）朱彝尊舊藏一本，清末歸張曾疇，有端方觀跋，今藏不詳。端方跋語提到，當時在座有李猛廠，自言收藏一本與此本同，惜不能攜與同校。
李猛廠何人？即端方幕下的重要成員李葆恂 （1859-1915），字寶卿，號文石，更號叔默，戒庵、猛庵、紅螺山人。奉天義州（今遼寧義縣）人。精鑑賞，端方所得重要碑帖書畫均請李跋，實為端方收藏的掌眼人。工詩善書，身後刊有《義州李氏叢刻》，收遺著七種，有《紅螺山館詩鈔》《三邕翠墨簃題跋》《歸學庵筆記》等。
今歲海王村徵得京城老一輩藏家孟憲章先生妙鑑齋舊藏碑帖善本，不意當年李猛廠向端方說起的宋拓《化度寺碑》赫然在目，實乃關於此碑研究的又一重要發現。此冊楠木板面鑲紅木邊，經摺裝以黑紙闊邊鑲裱，裱工精潔。拓本部分六開，每頁四行，行八字，共存320字。內有嘉慶間程恩澤篆書舊籤，王澍、秦鑅、李葆恂題跋。以籤跋及鑑藏印可知，此本曾經清代秦瑞熙、秦鑅、程芝雲、李葆恂遞藏。最早收藏者為康乾間錫山秦氏家族中的秦瑞熙春星草堂，王澍跋語即為秦氏題，王提到自己見過三本化度寺碑，真定梁清標本、吳門繆武子本、天津所見明內府藏翻刻本，繼而認為此本為原石北宋已碎後拓。後此本散出，乾隆間在京師又被秦瑞熙之族侄孫秦鑅以重值購回。嘉道間則在休寧印人程芝雲芸香閣。
李葆恂在光緒二十二年從大梁（河南）得到，並於次年寫下兩段長跋，內容豐富，極為重要。在第一段題跋中，李氏對傳世化度寺版本做了辨析，首先就先列翁方綱的鑑定意見，認為翁所著《化度寺碑考》最為精核。按，此書並未刊行，僅有稿抄本流傳（筆者近日已據國家圖書館藏葉名灃抄本與京都大學藏李彥章抄本完成校注），所稱範氏賜書樓原石，（翁）生平止見五本，而世間所傳近千字本如最烜赫有名的盧松翁“趙松雪十三跋本”及吳門繆氏“鮮于伯機題籤本”均是宋翻宋拓。翁稱王澍雅愛的津門所見千字本，實安氏《書畫記》所載陳彥廉宋翻本，故認為王不知化度之訬。翁後又作《化度》勝《醴泉》論，提及陸恭曾告訴他，少時於吳下見賈人持一本，字數少於翁氏本，“後有王虛舟跋，墨色古香，至今在目。”接下來李葆恂透過明代墨池堂刻本（所用底本即為翁氏本）作參照，“凡四百七十字，剝模糊二十七字”，而自己新獲這本“才三百餘字，完者僅百餘字”，認為即是陸恭少時所見吳下賈人本，由此確定為範氏賜書樓原石宋拓。此段辨析，足見李氏對文獻的熟稔，再聯絡到當時藏家錫山秦氏與吳門近在咫尺，陸恭幼時所見即是此本當無異議。李葆恂還提到了其他名本的下落，如玉泓館本當時尚在蕭素邨太守處，但不久之後就轉為了端方的藏品，或即與李有密切關係。另外，晚清石印技術誕生，《化度寺碑》傳本中有多本均是最早獲得石印的碑帖，加之李氏有見到原拓的機會，因此他能進行校勘比對。以題下系銜撰人“李百藥”名為例，“惟玉泓館本最分明，翁本尚可辨……若文衡山本、繆武子本、鮑氏本並真石宋拓，均不見‘李百藥’字，蓋搨有前後，故完毀不同。今此本亦止存‘庶子’二字銜而已，不足病也。” 除李葆恂所舉外，今驗諸本，玉泓館本存字獨勝，鮑氏本時代較晚，李葆恂本與陸恭本、李宗瀚本、朱筠本 （即李葆恂後跋提到的雷溪馬氏所藏初翻本，實為同石宋拓）、翁氏本皆伯仲間，足以證明李氏確為鑑定碑版的行家裡手。
從左往右：李葆恂本（本拍品）、陸恭本、李宗瀚本、鮑氏本、朱筠本、大興翁氏本、顧從義本
此跋最後，李葆恂將這本《化度寺碑》與宋拓《郭有道碑》《開母闕銘》《雲麾將軍碑》並列為義州李氏法物。檢《義州李氏叢刻》，由李葆恂子孫輯錄李氏收藏碑帖書畫而成的《三邕翠墨簃題跋》三卷中，其它幾本宋拓均在其中，獨不見《化度寺碑》。後於《歸學庵筆記》中發現答案，其中有“記所見金石書畫”一條，均是李葆恂過目的精善名品，其中部分標註自藏，宋拓化度寺碑條目下小字注“玉泓館本王蒻林跋自藏今失”一行，所指二本，其一即端方藏的吳榮光顧氏玉泓館本，其一有王澍跋自藏者，就是今天我們見到的這一本，但在李葆恂生前已經轉易他手，故未能列入《三邕翠墨簃題跋》之中。
而在第二則題跋中，李葆恂考證了乾隆間秦鑅在京獲此碑時翁方綱的行蹤，由此感嘆翁氏當時恰自粵東學使歸京，居潘家河沿爛面衚衕，日與朱、錢、桂、黃諸老考訂金石文字，“乃竟不得見此本，惜哉！”
歷史總是充滿著偶然，這本宋拓《化度寺碑》，從錫山秦家到吳門商賈手中，經王澍鑑賞，透過少年陸恭之眼，一度進入過翁方綱的視野。期間輾轉來到北京，曾與翁氏近在咫尺，而翁最終緣慳一面，未能將之納入學術研究的範圍，獲得和其他重要宋拓善本一樣的地位，是此本命運之不幸，更是翁方綱的遺憾。然而歷經數百年，它獲得如李葆恂這樣重要的金石家青睞，並被妙鑑齋孟老秘藏珍護如新，今日能毫髮無損的再次回到世人眼前，可嘆吾輩眼福已超越前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