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書人代表什麼意思
民國時期田地買賣契約（官契）
地契，有專家學者曾形象地稱它是：折射一個時代的“標本”。
一份份無聲的地契背後，濃縮了海南民間土地權屬變更的重要時刻。地契多為輕盈單薄，但承載的是一段段極為深刻厚重的歷史。
近日，在我省多家博物館、檔案館，在三亞、瓊海、樂東等多位痴心於地契收集的老收藏者家中……我們見到了數以千計的民間紅白地契，它們或多或少有一些殘傷，薄薄的契書上，記錄了動盪的紛亂、歲月的變更。
清光緒九年麥景崧田契
推斷海南地契始於明晚期
在海南，地契收集的區域多在海口、文昌、瓊海、定安、三亞、樂東等地，呈現出零星分佈的狀態。地契作為見證海南民間土地權屬變更的重要資料，真實反映了海南不同時期的土地權屬的變化程序，也反映某一時期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狀況。
據有關研究，目前國內發現最早的紙質地契是宋代的地契。在海南漢族地區，我們找到了雍正十一年（1733年）地契，在這個偏居南海一隅的島嶼，出現追溯到清代雍正年間的地契，已屬十分珍貴。
在對我省多位文史專家數月的採訪中，圍繞地契本身的有關特徵、交易方式、所折射的社會現實，均能夠清晰地呈現，但唯有對於海南從何時開始有了最早的地契，一直未能有準確的判斷，而多為推斷。多位專家推斷認為，海南地契最早應產生於明晚期，與小民棄耕遷徙有關，但目前缺乏地契實物支撐推斷。
而海南地契最早出現的地域，可能為明晚期海南的文昌地區。在文昌，最早出現了“貧富分化”。據《萬曆瓊州府志》記載，在明晚期，文昌當地的大戶大族開始施行“封山界海”，導致了文昌大片區域的山海被人為地劃出了界限，大族的勢力由此更加膨脹，而小族的利益受到打擊。
海南大學副教授、歷史學博士張朔人認為，之所以出現“封山界海”，主要與對文昌周圍海域瓊枝菜（又稱麒麟菜，古時海南珍貴出口水產品）的爭奪有關。誰在劃分中佔有優勢，誰就意味著在未來，佔有著更多的財富。這一爭奪一直持續到清晚期。
千年傳襲下來的農耕社會條件，平民百姓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能夠自足的情況下，絕少會有記錄土地權屬變更的地契出現的。直到明代晚期“無傭耕”的結束，區域性利益出現了分層，導致社會分層，進而出現了貧富分化。小民在劃界的情況下，無法在已劃屬為別人的土地上開荒種植，生存條件不佳的情況下出現了遷徙，那麼原有的土地就出現了買賣，由此推斷有了最早的地契出現。
一些專家也認為，到了清代，海南的地契大量湧現，與人口的激增存在著一定的聯絡。清咸豐、同治兩個時期（1850-1873年）海南人口的增長十分明顯。廣東“土客械鬥”，清政府強行將客家人遷入海南，又因實施了“改土歸流”政策等原因，在冊納入戶籍管理的人口從明末20餘萬人，經歷兩百年增加到了200餘萬。人口猛增必然對土地的需求增加，海南區域雖荒土眾多，但當時多有瘴氣無法開墾，良田數量仍然有限，由此出現了頻繁的土地買賣便不足為奇。
清光緒十三年蔡廷超田契（民契）。
海南官契民契各具風格
在土地交易發展到一定階段，海南的地契便納入政府管理的“視線”。到了清代，便採取了“民寫官驗”的形式，表示官方對地契的承認。
經官方認定的田地契，稱為官契，也叫紅契；民間未經官驗之契，稱為民契，也叫白契。
在三亞民間收藏愛好者蔡明康先生收集到的民間地契中，一張清光緒九年（1883年）的紅契，對當時官家稽核蓋有“官印”等有著非常清晰的印記。
田契的原文這樣寫道：“立賣斷業契麥景崧，為因糧稅負累，願將繼祖前收羅家南長田坡弍項，坐米七升前收米弍升與孫家存米伍升，今內隔儋州坡田七坵（1坵約10畝），計工四個，並坡壹塊，坐米弍升，出斷與人。先問兄弟無就，後有孫承熊承斷。兩面言定，典斷價錢壹拾肆千伍百文，包籤書在內，即日親手領錢完足，一斷千休，四至之地寸土無留……”
這張田契上蓋著兩個半“官印”，包括兩個整枚的方形官印，和半個官印，分別蓋在不同的文字處。海南日報記者看到，其中一枚印，蓋在了契約內“價錢壹拾肆千伍百文”處，右邊還用毛筆畫出了一條墨痕，表示已經稽核完畢。另一枚則蓋在了落款處“光緒九年”四個字上面，還有半個“官印”（騎縫印），蓋在了該田契寫明瞭田所達四至的契書部分的上端。
官契都有編號，麥景崧的這張官契編號為：州字456號。此處的“批字”也只能見到半邊字，後人猜想，田契當時應為兩張，官府執有一份，買家執有一份。
在這份頗具典型性的契書上，又有一枚兩行字長印，蓋在該契約的左角下。文曰：光緒九年十月初十日。其中，這個日期裡的九、十和初十這三個漢字都是官衙在簽發時，用毛筆填寫上去的，由此形成了一份完整官契。
相對於有官府印證的紅契而言，民間的白契，格式上少了大大的印章，但也有自身的特色。
在樂東收集到的光緒十三年（1887年）的一份田契，就是目前在海南民間有一定收藏價值和突出特色的白契。
田契的原文這樣寫道：“立斷田契字人蔡廷超、蔡廷元，為因正用，有祖遺下分落已分路上門衝內田一坵，計工壹個，坐米五合，並落鳳塘後田壹丘，坐米三合，共為弍丘共坐八合出斷與人，先問親房兄弟無就，後有三房從侄正標承斷，兩面議定，斷價銅錢陸千文整包籤書在內，即日親手領足，其田交與標管食……此係兩家心甘情願，並無相壓等情，日後超、元兄弟子孫不得生端異言。”
這份田契書寫十分認真，賣斷人、同時也是執筆人的蔡廷超在田契上只用了八行正體字就書寫完畢了，田契中字字都是左右齊整的，結構也平穩緊密，在民間，白契立書的雙方為表示公正，都會落款書寫名字時，再用毛筆勾圈或勾花，這份白契便是如此，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收藏價值。
折射海南不同時期土地價值
儘管與其他歷史悠久的內陸省份動輒數萬、數十萬張地契相比，海南地契的數量明顯偏少，但為數不多的田地契，還是能夠折射出特定歷史時期的土地價值。
對古代經濟頗有研究的知名專欄作家李開周告訴海南日報記者，在他所研究的民間地契中，無論銀錠還是銀元，一般都只在大宗交易裡使用，普通市民過日子，買賣土地，最常用的還是銅錢。銅錢分很多種，有面值一文的“制錢”，也有面值十文的“當十錢”，還有面值一百文和一千文的“當百錢”和“當千錢”。在清末民初，當時1200文至1500文制錢約可兌換一塊大洋。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銅錢不斷貶值，大洋升值，到了民國時期，市面上幾乎要2000文制錢方可兌換一塊大洋。
按照這一計算方式推斷，在徵集到的一張崖縣（今三亞）四區秦標村發現的清宣統辛亥年田契（1911年），和民國二十四年同樣在崖縣四區秦標村出現的土地典約作以對比，即可發現其土地價值在這一歷史時期的變遷。
宣統辛亥年，村民盧日攀的一份田契中這樣寫道：“託塘田割出嶺邊一坵，計工四個，並邊田仔壹坵與周家相交，兩面議定，斷價銅錢弍拾千文整。”因一坵約土地10畝，一工約土地0。8畝，文意轉述大概是，總計20餘畝的田作價20千文，即約13塊大洋左右賣給對方。
而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同村村民陳林的典約中，有寫到：“有繼祖遺下打稟高田二坵二工，兩面議定田價銅錢一百二十千文整。”不過20餘年時間，此時，該村20餘畝田，以價格高達銅錢120千文，去掉兌換成大洋的貶值成本，購買該村田也需要約60塊大洋。兩者對比，可窺見土地價值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