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詞語形容鏡子最好
一般概覽
前文已經表明，透過各種標準的比較，非洲與西歐和世界其他地區相比是欠發達的；目前這種情況並非由非洲和歐洲的各自發展達成，而是透過剝削。眾所周知，非洲與歐洲有著長期廣泛的聯絡。我們應該知道，不同社會的接觸會改變這些社會各自發展的速度。為了澄清是非，需要進行四個方面的工作。
（1）重新建構歐洲人到來之前非洲發展的實質；
（2）重新建構歐洲在向外擴張之前發展的實質；
（3）分析非洲對現在歐洲“發達”狀況所做的貢獻；
（4）分析歐洲對現在非洲“欠發達”狀況所做的貢獻。
第二項任務在關於歐洲的文獻中已有大量論述。我們只需稍有涉及。其他議題都值得進一步關注。
非洲大陸充分表明了社會發展不平衡規律的執行。在衣索比亞帝國與剛果森林中俾格米人狩獵群體之間，或是西蘇丹帝國與卡拉哈里沙漠裡的科伊桑人狩獵-採集者之間存在著明顯差異。確實，在任何指定的地理區域中存在著顯著的不同。衣索比亞帝國中既有識字的阿姆哈拉封建貴族，也有貧窮的卡法農耕者和蓋拉遊牧者。西蘇丹帝國有成分複雜和受過教育的曼丁加城市人，也有包佐人漁民小社群和過著遊牧生活的富拉尼牧人。即使是在看上去相似的氏族和血族之間，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然而，有可能在屬於獨有的“非洲的”特點和處在某一特定發展階段的人類社會所共有特點之間進行區分。認識從較低社會組織向較高社會組織的辯證的演進過程也十分必要；誠然，當觀察最先進的社會結構時，我們會意識到整個大陸的潛力和變化的方向。
當歐洲人來之前非洲歷史這一話題提出來時，很多人都會出於各種目的希望知道非洲“文明”是否存在。這主要出自想與歐洲“文明”進行比較的心願。這裡不是對所謂的歐洲文明進行評判的場合。只要看一下歐洲資本家從奴隸制時代到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在非洲和亞洲進行的種族屠殺戰爭等一系列所作所為，就足夠了。這種野蠻行徑使我們對於是否應用“文明”這一詞語來形容西歐和北美產生了懷疑。就早期發展階段而言，用“文化”而不是文明來談論非洲更好。
文化是一種生活的整體。它包括人們吃的東西和寫的東西；他們走路和談話的方式；他們對待死亡和新生兒的方式。很明顯，獨特的方式實際上產生並存在於每個地區，涉及社會的所有細節。此外，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陸組成了個大的共同體，諸多相似之處明晰可見。例如，音樂和舞蹈在那些“未被汙染的”非洲社會具有關鍵作用。它們一直存在於出生、成年禮、結婚、死亡等場合，同樣會出現在娛樂活動之時。非洲是鼓樂和打擊樂的大陸。在這一方面，非洲人民的成就達到極點。
由於殖民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的影響（將在後文論及），在殖民時期，歐洲人和非洲人自己對非洲文化的獨特之處缺乏適當的認識。這些特點具有其自身價值，無論是在1500年以前的可比較的時期裡還是在隨後的世紀裡，是不可能被歐洲文化所遮蔽的。它們之所以不可能被遮蔽，是因為它們並非真正可以比較的現象。這個世界誰有能力判斷奧地利的華爾茲比馬孔德的恩戈馬更好？進一步而言，即使在更容易比較的一些文化領域如“美術”，我們知道，非洲在前歐洲人時代對創造美麗的人類遺產做出了貢獻。埃及、蘇丹和衣索比亞的藝術在早期便為其餘地區的人們所知。非洲其他地區的藝術仍然正在或重新被歐洲人和現代非洲人所“發現”。歷史學家對伊費（Ife）和貝南銅雕的評論為世人所熟悉。由於它們的時間確定於14～15世紀，因此這些藝術品與有關非洲在與歐洲接觸前時代的發展的討論息息相關。它們也不應被看作是異常的，除了那些用來製作雕塑的材料之外。很明顯，同樣的技藝和情調也被運用於一些不能持久的物質如木頭的雕刻和藝術品之中。非洲的舞蹈和藝術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幾乎永恆不變地與宗教世界觀相連。眾所周知，傳統的非洲宗教實踐多種多樣，我們也應該記住，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幾乎從一開始就在非洲大陸找到了它們的家。傳統非洲宗教的特點使得非洲文化有別於其他大陸的文化，但在目前這種場合，更重要的是關注非洲宗教與其他地區宗教的共同之處以及如何將此作為在15世紀受歐洲影響之前非洲發展水平的指標。
宗教作為社會上層建築的一個方面，從根本上反映了人們對物質世界的理解和控制程度。然而，當人們用宗教方式思維時，他是從理想而非物質世界（已超出他理解的範圍）出發。這就創造了一種非科學的、超自然的觀察世界的方式，這種方式經常與科學與物質的世界觀及社會發展相矛盾。非洲的原初宗教與其他的宗教相比無好壞之分。然而，到封建主義結束之時，歐洲將人類生活領域變得更為狹窄，宗教和教堂起了一部分作用。宗教不再對政治、地理和醫藥等方面具有統治權。為了將這些事物從宗教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則必須論證宗教有它自身的領域，世界上的其他事物有它們自身的世俗領域。這種生活的世俗化加快了資本主義以及後來的社會主義的發展。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在白人到來前的時代，宗教遍佈非洲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宗教統領著其他前封建主義社會如澳大利亞的毛利人、阿富汗的阿富汗人以及斯堪的納維亞的維京人的生活一樣。
作為上層建築的一個方面，宗教可起正面作用，也可起負面作用。在早期非洲的大部分情況下，宗教信仰主要是動員和約束社會上數量眾多的人以組成國家。在有的情況下。宗教也可以提供鬥爭中的概念從而起到社會正義的作用。當宗教傾向於維持相當長的時期而不變化時，它的負面效應則顯現出來，當維持生存的技術變化很慢時尤其如此。非洲社會正是如此，與其他前資本主義社會一樣。與此同時，宗教信仰自身也與生產關係互動，從那個方面使進步變得緩慢。舉例來說，相信祈禱以及祖先和其他神祇的干預可能成為透過創新設計來控制氣候和環境影響的替代。
同樣型別的雙邊關係也存在於維持生計的方式以及在工作過程中產生的社會型別。在非洲，15世紀以前，支配社會關係的主要原則是與社群主義相聯絡的家庭和親屬原則。非洲社會的每一位成員都根據其母親和父親所屬親緣關係來決定自己的位置。有的社會更看重母系，有的社會更看重父系。這些因素對非洲社會成員的日常生活而言至關重要，因為土地（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是歸家庭或氏族這樣的群體所有，而群體首領代表所有親屬——包括祖先和尚未出生的後人——對土地負責。從理論上說，這種型別的解釋如下：任何群體的所有居民都是在這塊土地定居的第一人的直系後代。當一個新的群體到來時，他們總是裝著其祖先也是定居在此的樣子，或是保證他們中的早期親屬群體能繼續舉行與這一地區的土地和水相聯絡的儀式。
同樣，在土地上耕作的勞動力也是以家庭為基礎招募的。單獨一個家庭或一家人一般總在自己的那塊土地上工作，也可以與大家族和氏族的其他成員分擔某些聯合的農業勞動。每年的狩獵活動和河裡打魚都是由整個大家族或村莊社群來組織的。在奔巴人（Be-mba）社會（尚比亞）那樣的母系社會，新郎要為他的新娘的父親工作數年；很多年輕人與同一個家庭的女兒們結婚後往往組成一個勞動團隊以互相幫助。在達荷美，年輕人並不住到他妻子的家裡，但多普韋（dokpue）或勞動團隊允許兒子去參與較大型的任務以幫助他妻子的父親。這兩個例子表明了岳父獲取勞動力的權利和女婿根據親緣關係提供勞動力的義務。這與資本主義制度下金錢購買勞動力以及封建主義制度下農奴提供勞動力從而可以耕種屬於地主的一塊地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
在屬於家庭財產的土地上透過家庭成員勞動生產所得的農作物和其他商品是在親屬關係的基礎上進行分配。一旦某人的莊稼被突如其來的災難摧毀，他所在的村莊裡的親戚會幫助他。如果整個社群遭遇不測，人們會搬到另一個地方，與食物不稀缺的親屬們一起生活。阿肯人國家（迦納）具有高度組織化的氏族制度。一個從布朗（Brong）來的人可以訪問位於數百英里之外的芳蒂（Fante），從一個完全陌生卻正好屬於自己氏族的人那裡獲得食物和款待。
我們掌握的無數例子表明家庭原則在非洲發展的社群階段佔統治地位。它影響了生產的兩個主要因素——土地和勞動力——以及分配物品的制度。歐洲人類學家們主要是從一種非常偏見和種族主義的立場來從事非洲社會的研究。然而，他們的研究仍能提供有關家宅和大院、大家庭（包括那些並非因出生而是聯姻關係而加入的親屬成員）以及因親屬原則而跨地區相連的世系和部族的豐富事實。
然而，儘管具體細節可能有所不同，但在11世紀的法國高盧人、那一時段的印度支那越南人以及某一時期的幾乎世界各地都可以發現相似的社會制度，在同一時間或其他，因為這是一個所有人類社會發展都要經過的階段。
在所有早期的非洲社會，個人在生命的每一階段對社會的其他人都有責任和義務，也有一系列權利，這意味著有些事他或她可以期望或要求其他個人來做。年齡是決定何種權利和義務的最重要因素。社會里最年長的成員往往深受尊敬並享有權威；根據年齡決定資歷在許多非洲社會可透過年齡等級和年齡組反映出來。割禮意味著進入社會和變為成年人的開始。從那一刻起，一個男人開始與自己年齡組的其他人一起，女人也一樣。通常存在著至少三個年齡等級，大約分為青年、中年和老年。
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當社群主義崩潰後，它讓位於廣泛的奴隸制，這是一種勞動力動員的新形式。這一奴隸制度在中世紀的歐洲一直延續，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十字軍東征為奴役他人提供了一個新的藉口。隨後，奴隸制讓位給了農奴制，即勞動者被束縛在土地上，不能再進行奴隸買賣和運輸。因為歐洲花了很多年才從奴隸制過渡到封建主義，在封建社會仍然保留了大量奴隸是常見的現象。在中國的部分地區、緬甸和印度，當社會逐漸擺脫原始社群主義時，也存在著相當數量的奴隸，但無論在任何時間段，奴隸制從未成為亞洲的主要生產方式。在非洲，存在著一些奴隸，但肯定沒有奴隸制時代。大多數奴隸是在北非和其他伊斯蘭國家。在整個社會處於封建結構情況下，一個男人及其家庭可能會數代擁有相同的奴隸的身份。在非洲的其他地方，一旦有人在戰爭中被俘，佔有外來人的概念即被引入社群主義社會。剛開始時，這些俘虜與奴隸相比處在一個非常不利的地位，但很快，這些俘虜或他們的後代成為社會的一般成員，因為在一個既非封建主義也非資本主義的社會，這裡不存在那種人永久剝削人的機會。
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具有不同的動機）都指出歐洲生產方式的序列並未在非洲再現。在非洲，社群主義階段後沒有從內部演進中產生奴隸制時代，也沒有產生有如歐洲封建社會模式那樣的生產方式。馬克思自己也承認，在亞洲，發展階段產生了一種社會形態，並不能輕易地套用歐洲的模式。他將這種模式稱為“亞細亞生產方式”。沿著這些思路，一批馬克思主義者最近討論非洲是否與亞洲同一型別或是否非洲有自己的“非洲生產方式”。
這些論點的含義是非常先進的，因為他們關心的是非洲的具體條件而不是從歐洲帶來的偏見。但是，這些學者似乎決心找到一個術語來涵蓋非洲大約從公元5世紀直到殖民主義這一過程中的各種社會形態。構成這一研究的假設是1500年以前的非洲社會正處於一個在家庭社群進行農業實踐（加上捕魚和放牧）以及在可與封建社會相比較的國家和社會里進行類似活動兩者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
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的歷史都是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的轉變，但在這一變化軌跡上，有的歷史形勢具有比另外的形勢更清晰可辨的特點。因此，在社群主義的社會里，生產和技術水平低下不存在階級，土地的使用和分配平等。在封建社會，土地和社會產品分配上存在著巨大的不平等。地主階級及其官僚控制著國家並利用它作為壓迫農民、農奴、奴隸甚至工匠和商人的工具。在每一個大陸，從社群主義到封建主義的演進要花好幾個世紀，在某些情況下，被打斷的內部發展使成熟社會的過程受阻。毫無疑問。在非洲最終達到封建主義的社會極少。只要封建國家仍在形成，社群主義的因素與封建主義的因素共存，並帶有某些由於非洲環境而具備的特質。過渡的另一個特點是各種社會構成的存在。牧民和農民、漁民社會和貿易社會、掠奪者和遊牧者。透過生產力的發展和分配網路的擴充套件，他們都被逐步拉入與土地、相互之間以及與國家的關係之中。
封建社會存在著地主與農民階級之間的衝突，以及後來的地主和商人階級之間的衝突。在資本主義統治下，歐洲主要的階級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這些敵對的階級關係提供了各自社會的原動力。非洲社群主義社會有著年齡等級的差異和普通成員與宗教領袖如喚雨者之間的不同。然而，這些矛盾均非剝削關係或敵對關係。階級作為社會發展中的原動力這一概念尚未產生；在社群主義階段，我們必須觀察生產的基本力量從而理解變化過程。
透過運用一些方法和概念，我們可以重建使孤立的家庭聯合且生產增加的模式。例如，年齡等級的出現可以被視為應對更團結的需要，因為年齡等級包括並跨越許多家庭。同樣，社群各部分的共同勞動可以使社群的工作效率更高。前面提到達荷美的多普韋勞動團隊往往為全社會提供各方面的服務，如清理土地和建築房屋等繁重任務。在大部分非洲社群，包括北非的淺膚色的柏柏爾人（Ber-bers），只要提供一些食物和啤酒或棕櫚酒，在很短的時間內即可動員一個工作團隊或“工蜂”團隊。
當然，當勞動力組織可能有助於生產更多產品時，生產力的主要變化是指新技術的構成——使用這個詞的最廣泛的意義，即包括在應付環境以及新的植物和動物種類過程中使用的工具和技術。掌控環境的第一個先決條件是瞭解環境。到15世紀時，非洲人對土壤、氣候、動物、植物和它們之間的多重關係的總的生態學方面已經相當瞭解。這種知識的實際應用體現在用陷阱捕捉動物、建造房屋、製造器皿、尋找藥物等，最重要的是設計農業系統。
在與歐洲人接觸前的數百年裡，非洲最重要的占主導地位的活動是農業。在所有定居的農業社群，人們觀察到具有自身特點的環境並試圖以合理的方式找到應對它的技術。一些地區採用了先進的方法，如梯田、作物輪作、綠色肥料、混合農業和保護溼地。非洲農業發展的最重要技術變革的基礎是鐵器的引進，特別是斧頭和鋤頭，以取代木製和石制工具。正是在鐵製工具的基礎上，新技能在農業以及其他領域的經濟活動中變得日益複雜。
鐵的到來、穀物種植的產生和陶器製作的崛起是密切相關的現象。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區，這些東西產生於基督誕生後的那個階段，在幾個世紀的變化速度令人印象深刻。小米和水稻已由野草被耕種，正如薯蕷類植物是從選定的野生根莖進化而來。非洲大多數社會將具有自身特點的常用作物的耕種培養成一種藝術。即使是廣泛採用的撂荒和輕鋤、輪耕，也不像第一批歐洲殖民主義者所推測的那樣幼稚。那種農業的簡單方式實際上建立在對土壤潛力的正確評估之上，初看上去不像濃密的植被那麼壯觀；可是當殖民主義者將表層土壤翻上之後，結果卻是災難性的。
上述論述表明，當一個局外人進入了一個新的生態系統，即使他很熟練，也不一定能比那些多少個世紀以來熟悉了當地環境的人更有效地生存；如果新來者過於傲慢而未認識到他必須向“土著”學習一些東西，那麼他可能看起來更荒謬。這裡並非認為早期非洲的農業優於其他大陸的農業。相反，非洲在農事和圈養牲畜上並不如那些獨立演進的亞洲和歐洲大部分地區的水平高。非洲的弱點在於對獲得更多科學知識、設計工具來減輕勞動負荷以及將惡劣環境轉換成適合於人類活動領域等方面缺乏專業興趣。就歐洲的農業而言，這種專業化由對土地感興趣的階級來進行，先是封建領主。後來則是資本主義農場主。
前面已經指出，發展主要是由社會生產關係決定的，即那些與人們在生產財富過程中的作用相連的關係。少數人擁有土地和多數人是租戶，這種在某一歷史階段的不公正使那少部分人得以集中精力改進他們的土地。相反，在社群主義的社會，每個非洲人只要屬於一個家庭或一個群體就必定會有足夠土地來滿足自己的需要。正是這一原因，同時因為土地相對豐富，這裡缺乏社會壓力，也沒有為了提高生產率而進行技術改造的動機。
在亞洲，土地大部分是公有的，那裡某些型別的農業取得了巨大進步，特別是灌溉農業。這是因為在印度、中國、錫蘭（今斯里蘭卡——譯者注）等其他地方，國家進行了干預，並大規模地從事灌溉和其他水利工程。這種情況也發生在北非。它在很多方面遵循著一種與亞洲相似的演進模式。非洲的土地使用模式更接近於亞洲而不是歐洲，但即使是政治上最發達的非洲國家也沒有在引領和監督農業發展方面起作用。一個原因可能是缺乏人口壓力以及定居點的分散性。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國家集中於對非農產品的貿易從而排除了其他的事情。當然，在非洲社會與大陸以外的其他社會體系從事貿易活動的情況下，不會太重視農業。
當談到歐洲人來以前的非洲製造業這個問題時，認識到非洲的成就被低估這一點很重要。歐洲作者往往輕視或忽略非洲的製成品，因為這個詞的現代的概念會很快使人想到工廠和機器。然而“製造”字面上的意義首先是“用手做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非洲的製造業可以看得出來是有成就的。大多數非洲社會只是滿足自己的需要，大範圍地生產了家裡使用的物品以及農具和武器。衡量500年以前非洲經濟發展水平的一種方法是檢查產品的質量。這裡給出的例子是引起了外部世界注意的幾件物品。透過北非，歐洲人得以熟悉一個來自非洲的優秀品牌即被稱為“摩洛哥皮革”的紅色皮革。事實上，它是由奈及利亞北部和馬裡的豪薩（Hausa）和曼丁加的專家鞣製和染色的。當歐洲人和非洲人之間的直接接觸在東部和西部沿海地區建立時，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產品被發現。當葡萄牙人抵達古老的剛果王國時，他們在送回的信中談到由樹皮和棕櫚纖維製成的布匹，這些布精美得可與天鵝絨相比。巴幹達人（Baganda）也是熟練的樹皮布製造者。然而，非洲能夠提供更好的棉布，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就廣泛生產。20世紀以來，幾內亞海岸地區的本地棉布要比曼徹斯特棉布更結實。一旦歐洲產品到達非洲後，非洲人也可以將自己的產品與外來商品進行比較。在加丹加省（Katanga）和尚比亞，本地銅與進口銅相比仍然是首選產品，同樣的事也發生在出產在獅子山等地的鐵。
正是在規模這一點上非洲的製造品未能有所突破。也就是說，棉花織布機小，鐵冶煉廠小，陶器由手工而不是由輪子做從而生產速度慢，等等。但有些變化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在社群主義制度下，每一戶人家制作自己的衣服、盆子、墊子等以滿足自已的需要。在任何一個大陸都是如此。然而，經濟增長從那裡開始是與行業的專業化和本地化相聯絡的，人們的需求透過交換得到滿足。
這一趨勢在非洲主要製造品中體現出來，特別是在服裝行業。棉花纖維先得經過軋（與棉籽分離），然後梳，紡成紗，才能進行編織。紗線和織物必須先被染色，而製作染料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曾經有一段時間，例如在約魯巴地區（Yorubaland），所有這些工序都由單一家庭或單一家庭裡的婦女來完成。但是，經濟發展正是反映在印染與制布的分離以及紡紗與織布的分離。每一種分離標誌著更大的專業化以及產品產出在數量和質量上的變化。
歐洲工業已被深入研究，人們通常認識到，除了新的機械之外，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是從家庭作坊生產轉變為工廠系統，以行會標誌著一箇中間階段。行會是一個由專家組成的協會，透過培訓學徒傳播他們的技能，並在專為此目的設立的建築物中工作。非洲也同樣有這種行會制度的元素。在廷巴克圖（Timbuktu），有裁縫行會，而在貝南則存在著一個非常嚴格的行會等級以控制著名的黃銅和青銅工業。在努佩（Nupe）（現在的北奈及利亞），玻璃和圓珠工業在行會基礎上運作。努佩的每個行業都有一個共同的車間和一位師傅。師傅獲得合同，為行會出資並處置產品。他自己的親屬以及陌生人自由進入行會，學習玻璃行業的各種專門任務。這意味著什麼已十分清楚，即在非洲存在著日益增多的專業化和勞動分工。
傳統的非洲經濟通常被稱為“生存”經濟。一般而言，小村莊透過養殖、打獵、釣魚等活動來照顧自身的獨立，與大陸的其他地方很少聯絡。然而，與此同時，非洲絕大多數社群透過貿易來滿足自己對至少一些商品的需要。非洲是一個具有無數貿易路線的大陸。一些貿易路線路程遙遠，例如穿越撒哈拉沙漠或連線加丹加銅帶的商道。但主要而言，貿易還是在鄰國之間或不遠的社群之間進行。這種貿易始終是一種生產的功能。各種社群生產了過剩的某種產品，可用於交換它們缺乏的產品。正是透過這種需求，一個地方的鹽業會受到刺激，而另一個地方鍊鐵行業同樣會受到鼓勵。在沿海、湖泊或河套地區，乾魚可以變得有利可圖，而另一個地方則會大量種植山藥和小米以用於交換。在10～15世紀，非洲大陸的每一個地區的貿易很容易區分，這是表示經濟擴張和其他方面發展及相應的對環境增加控制程度的極佳指標。
由於貿易的擴充套件，值得注意的是，易貨貿易逐漸讓位於一些形式的貨幣交換。易貨貿易一般是在貿易量很小且只涉及少數產品時才會進行。然而，隨著貿易變得更加複雜，一些物品開始用來作為標準以測量其他貨物。這些物品可以保持著一種財富形式。一日需要時，即很容易轉化為其他商品。例如，食鹽、布匹、鐵鋤和貝殼都是非洲頗受歡迎的貨幣。黃金和銅不在其列，主要是因為非常稀少，因此僅用來衡量頗具價值的物品。在一些地方，如北非、衣索比亞和剛果，貨幣系統是非常複雜的，顯示出這些地方的經濟已遠離簡單的以物易物和生存經濟。
還有許多其他的社會政治性質的變化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事實上，如農業活動、工業、商業、貨幣和政治結構這些東西都是密不可分的，它們之間互相影響。所有這些元素都融合在一起的地方正是非洲最發達的地區，兩個社會政治特徵是發展的最佳指標。即社會分層的增加與國家機器的鞏固。
在歐洲人乘船到來之前的幾個世紀裡，家庭原則和遵從年齡的原則被慢慢打破。技術變革和勞動分工使得這些變化不可避免。例如鐵的引進給那些可以製造和獲得鐵器的人們以經濟和軍事實力。更好的工具意味著更多的食物和更多的人口，但後者往往超出物資供應的限度，少數人抓住了由於佔有鐵帶來的獲得財富的可能性從而為自身利益服務。鐵器、布匹、陶器、皮革或製鹽等行業的熟練技術工人往往將他們的技能在一個封閉的類似專業集團裡傳授。這樣就保證了勞動分工在有利於他們的基礎上運作，因為他們的地位具有特權和戰略性。鐵匠在—些非洲社會里特別受歡迎，他們要麼成為執政團體，或是非常接近於社會等級的頂端。勞動分工也表現在非物質領域，產生了專業的音樂家和歷史學家。他們也有一定的特殊權利和優待，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可自由批評而無須懼怕報復。在有些情況下，技能專業集團被降到很低的地位。但這種情況較為罕見，在任何情況下，它不會與社群主義制度下社會分層日益增多的趨勢這一斷言相矛盾。
社會分層是階級興起和社會對立的基礎。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在此前的公共社會存在的非對抗性差異的一種合乎邏輯的延續。例如，老年人可以利用他們對土地分配、聘金和其他傳統交易的控制將自己確立為一個享有特權的經濟階層。在現今的賴比瑞亞、獅子山和幾內亞，秘密社團出現在這些地區，並允許知識、權力和財富掌握在長老手中，實際上最終是某些特定血族的長老之手。年輕人和老年人之間的矛盾不是那種會引起暴力革命的型別。
然而，年輕人顯然有理由不滿於對長者的依賴，尤其是涉及娶妻這種至關重要的個人問題時。當他們不滿時，他們可以離開他們的社群並另行建立自己的社群，或他們可以挑戰原有社會的原則。在任何情況下，發展趨勢是一些個人和家庭比其他人更成功，那些家庭確立了自己作為永久的統治者。然後，年齡不再有多大作用，因為一旦確立了有關皇族或皇家血統的概念，即使兒子也能接替父親。
在轉型時期，雖然非洲社會保留了許多無可爭議的社群主義的功能，它也接受了某些家庭、宗族或血族註定要統治而其他人則不行的原則。這種情況不僅適用於耕種者，牧民也是如此。事實上，牲畜比土地更容易分配不均；那些佔有最大畜群的家庭在社會和政治上佔據了統治地位。
社會分層過程中一個更重要的方面由不同的社會形態之間的接觸而生。漁民得與農耕者聯絡，而農耕者須接觸牧民。甚至還有尚未進入社群合作階段的其他的社會形態，如獵人和採集者群體。這種接觸通常是和平的。在非洲大陸的許多地方，在謀生方式不同的各個群體之間出現了所謂的“共生”（Symbiosis）關係——這實際上意味著他們同意交換貨物和互利共存。然而，他們之間也存在著重大沖突的餘地；當一個集團力圖透過武力征服另一個集團時，結果不可避免是社會階級的出現。即處於上層的征服者和處於底部的被征服者。
不同社會形態之間最常見的衝突出現在放牧者和耕種者之間。在某些情況下，耕種者佔據上風，例如在西非，曼丁加族（Mandinga）和豪薩族（Hausa）耕種者直到18～19世紀一直是富拉尼牧牛人（Fulanicattlemen）的統治者。相反的情況發生在非洲之角和大部分東部非洲。另一種型別衝突是掠奪者從農耕者手中奪取了權力，類似情況發生在安哥拉，以及在撒哈拉沙漠及其周邊地區，那裡的摩爾人（Moors）和圖阿雷格人（Tuaregpeople）向平和的定居民族索取貢品甚至奴役他們。在每一種情況下，其結果是一個相對較小的集團獲得了對土地和（相關的）牛、礦山及長途貿易的控制。這也意味著少數人集團可以從他們的臣民那裡要求勞動力，這種要求並非建立在親屬的基礎上，而是由於支配和從屬關係的存在。
在真正的公有社會，領導者是基於宗教和家庭關係。長者和社會成員與其他人分擔工作，並獲取所有產品差不多的份額。當然，不會出現有人餓死而有人吃飽後將多餘食物扔掉的情況。然而，一旦非洲社會透過內部演化、征服和貿易而開始擴充套件，統治集團的生活方式會變得明顯不同。他們消費最多和最好的那些由社會提供的物品。然而，他們卻最少直接參與農業生產、放牧、捕魚等產生財富的生產勞動。統治階級特別是國王有權要求普通民眾來從事某些專案，或是每年提供一定天數的勞動。這就是所謂的“徭役”（corvee），來自於封建法國實行的類似程式。這種制度意味著更大的剝削，同時也是生產資源的更大發展。
上述社會分層與國家的崛起齊頭並進。除了在具有確切地理疆域的政治國家，有關皇家血統和平民宗族的觀念毫無意義。重要的是，世界上的偉大朝代統治著封建國家。對歐洲人或對歐洲有相當瞭解的人而言，都鐸王朝、波旁王朝、霍章索倫和羅曼諾夫等名字可謂耳熟能詳。日本有鎌倉幕府和德川幕府；中國有唐朝和明朝；印度有笈多王朝以及馬拉塔王朝；等等。所有這些封建王朝都出現在基督誕生後的幾個世紀裡。除此之外，有一些王朝在封建土地制度和階級關係已完全成型之前就已經統治著各自的國家。這意味著，歐洲向封建主義的過渡（在歐洲，社群主義讓位於奴隸制，因此王朝和強大國家出現在奴隸制時代前夕）以及亞洲見證的統治集團和國家的崛起是同一個過程中相互依存的部分。在這方面，非洲沒有什麼不同。
從政治角度看，從社群主義向封建主義的過渡時期正是非洲國家的形成時期。在開始（和許多世紀），國家仍然脆弱而不成熟。它獲得了明確的領土邊界，但這些邊界內的臣民們生活在自己的社群，除了每年支付稅收和貢賦的時間外，與統治階級幾乎沒有任何接觸。只有當一個國家裡的某個集團拒絕交納貢品，早期非洲國家才動用其鎮壓機器——軍隊向臣民們要求它認為屬於自已的權利。
慢慢地，不同國家從它們的公民社群那裡獲得了更大的權力。它們要求“徭役”，它們進行徵兵，它們任命普通稅吏和本地官員。在非洲，那些勞動關係打破了社群限制的地區正好與複雜的政治國家興起的地區對應。國家的崛起本身就是一種發展形式。這種發展擴大了非洲政治的規模，使小族群得以合併到更大的國家實體的雛形。
從某些方面看，我們過於強調政治國家的生長。在歐洲，由於民族國家到了比較先進的階段，歐洲人傾向於將是否存在組織良好的政體作為衡量“文明”的標準。這並不是完全有理由的，因為在非洲，一些小的政治單位具有較先進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例如，無論奈及利亞的伊博人（Ibo）還是肯亞的基庫尤人（Kikuyu），均未在他們傳統的環境中產生中央集權的政府。然而，兩者都具有以氏族和（以伊博人為例）宗教神諭以及“秘密會社”為基礎的政治統治的複雜制度。兩者都是卓有成效的農耕者和鐵匠。
伊博人早從9世紀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話，就開始製造黃銅和青銅器物然而，在呈現了上述條件之後，可以承認，整體而言，非洲大陸的較大的國傢俱備最有效的政治結構和較大的生產食品、服裝、礦產和其他物品的能力。這些存在著統治階級的社會關注獲取奢侈品和有聲望的物品。控制國家的特權集團熱衷於刺激製成品生產，並透過貿易獲取這些產品。正是他們動員勞動力生產遠高於生存需要的剩餘產品，在這一過程中，他們鼓勵專業化和勞動分工。
學者們經常對非洲存在國家的型別和“無國家”（Stateless）型別做出區分。有時，“無國家”這一詞語使用得很隨意，甚至是濫用；但它確實描述那些人，他們中間不存在政府強迫機器，也沒有關於比家庭或村莊更大的政治單位這一概念。總而言之，如果社會里沒有階級分層，那就不存在國家，因為國家的興起是作為一個特定階級的一種工具，為了自身的利益控制社會上的其他人。一般來說，我們可以考慮將無國家社會作為非洲社會政治組織的較早形式，而大的國家代表著從社群主義向前發展的一種進化，有時達到了封建主義的邊緣。
必須再次強調，對歐洲人到來之前非洲的實地調查會顯示相當大的發展不平衡性。有代表狩獵遊團的社會形態，有社群主義、封建主義和許多處於兩者之間位置的社會形態。本章的其餘部分將致48力於回顧與歐洲建立穩定聯絡前的最後—千年左右，非洲幾個最發達社會和國家的主要特點。要考慮的地區是埃及、衣索比亞、努比亞、摩洛哥、西蘇丹、東非大湖區和辛巴威。每一個地區作為一個例子，以表明在早期非洲發展意味著什麼和社會運動的方向是什麼。從較大或較小的程度上看，上述每一國家（地區）透過吸收或更多的間接影響鄰近地區帶動著它們沿著相同路徑發展，從這一意義上說，它們是非洲大陸的主導力量。
具體例證
埃及
從埃及開始符合邏輯，因為它是非洲最古老也是最傑出的文化。法老統治下埃及的輝煌眾所周知，也不需要敘述。曾經有人認為或假定古埃及不是“非洲的”——這是一個奇怪的觀點，但目前已不再有多少市場。然而，為了目前的論證，我們提及從7世紀以後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統治下的埃及則更具關聯性。因為從那個時期開始，統治階級是外國人，這意味著埃及的內部發展與其他國家綁在一起，特別是阿拉伯和土耳其。殖民統治下的埃及將大量的財富以食物和收入的形式送往國外，這是一種非常不利的因素。總的趨勢是居於統治地位的外國人要與他們自己帝國的主人斷絕關係，在埃及國內以統治精英的身份行事，使得埃及成為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
埃及封建制度的首要特徵之一是在軍事方面。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切爾克斯（Circassian）侵略者都是具有軍事傾向的，從13世紀開始掌權的馬穆魯克也是如此。從7世紀起，埃及的政治權力掌握在軍事寡頭的手上，由這些寡頭來委派實際的政府官僚，從而創造了一個類似在中國和印度支那那些地方出現的情況。更根本的是，事實上土地權屬關係處於這樣一種變化以至於出現了一個真正的封建階級。所有的征服者將土地賜予他們的追隨者和軍事首領。最初，埃及的土地是租給耕作者的國家財產。後來，國家有權再次收回土地並進行重新分配，頗似充當相關家庭土地監護人的村莊社群首領。然而，軍事統治者又成為一個新的土地所有者階級。到15世紀，埃及的大多數土地成為素丹（sultan）及其軍事首領的財產。
如果存在著小部分人壟斷了大部分的土地，必然會有大部分人沒有土地。農民耕作者很快被轉變為農業勞動者，被束縛在土地上，成為封建領主的佃農或奴僕。這些佔地少或無地的農民被稱為“費拉辛”（fellahin，農夫）。在歐洲，流傳著關於俄國農奴或穆齊克（muzhik）在封建統治下受剝削和苦難的傳說。在埃及，農夫所受的剝削甚至更加徹底。封建領主們對費拉辛的唯一興趣是看見他們產生的收益。農民們生產的大部分東西都被以稅收的形式拿走，收稅人被要求表現出色，甚至希望從農民手上獲得並不存在的東西！當他們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時，農民便會遭受摧殘。
多次的農民起義顯示了封建武士地主和農民之間矛盾的對抗性，在8世紀早期尤為突出。沒有任何大陸的封建主義是勞動階級的浪漫時代，但發展的元素可以從技術和生產能力的增長中看出來。在法蒂瑪王朝（Fatimiddynasty）（969～1170）的贊助下，埃及的科學蓬勃發展，工業達到了—個新的水平。在10世紀時，風車和水車從波斯引進，一些新的工業如造紙業、製糖業、瓷器生產和汽油分餾等也被引進。舊的產業如紡織業、皮革業和金屬業等進行了改造。隨後的阿尤布王朝（Ayyubiddynasty）和馬穆魯克政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別是在運河、水壩、橋樑和渡槽的建設以及刺激與歐洲的貿易方面。當時的埃及仍能教給歐洲許多東西，同時在接受新技術方面也很靈活。
雖然封建主義是基於土地，但它通常以犧牲農村的方式發展城鎮。埃及封建文化的突出之處與城鎮有關。法蒂瑪建立的開羅市成為世界最著名和最有教養的城市，也是傳說中的阿拉伯騎士的所在地。與此同時，他們建立了愛資哈爾大學（AzharUniversity），這是至今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學之一。那些封建領主和富有商人是得益最多的人，而開羅、亞歷山大城的工匠和其他城市居民也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參與悠閒的城鎮生活。
衣索比亞
與埃及一樣，衣索比亞伊始是一個大國，後來被外國人統治。阿克蘇姆（Axum）是最重要的王國之一，封建的衣索比亞以它為核心最終脫穎而出。阿克蘇姆位於紅海海岸，是由起源於紅海對岸的塞巴人王朝建立的。但阿克蘇姆國王從來都不是外國的代理人，他們已經完全地非洲化了。阿克蘇姆的建立可追溯到公元1世紀，它的統治階級在隨後的幾個世紀裡成為基督教徒。隨後。他們遷到內陸並參與了基督教的封建衣索比亞國家的發展。
衣索比亞人、提格雷人（Tigrean）和阿姆哈拉人的統治階級十分驕傲，他們將自己的血統追溯到所羅門。從同一意義上說，它作為一個包含了幾個小國和王國的國家，是與封建奧地利和普魯士頗為相似的帝國。衣索比亞皇帝被稱為“征服猶大部落的獅子，神的選民，衣索比亞皇帝，國王中的國王”。然而，在實踐中，“所羅門的”血流並未能保持延續。大多數的衣索比亞內陸高原的鞏固工作得力於12世紀查格威王朝（Zagwedynasty）入侵時期，查格威王室聲稱自己是摩西的後裔。查格威諸王用整塊堅石修建了幾座教堂，從而名聲顯赫。建築成就證明了衣索比亞人達到的技能水平以及國家在動員龐大勞動力方面的能力。這樣的任務不可能透過志願的家庭勞動而只能由被剝削階級的勞動來完成。
衣索比亞帝國的上層建築尤其是其基督教及其識字文化已為世人所知。歷史是為榮耀國王和貴族而寫，在於公元1270年取代查格威王朝的復辟“所羅門”王朝統治時期尤其如此。精緻彩色的書籍和手稿是阿姆哈拉文化的突出元素。同樣精緻的服裝和珠寶專為統治階級和教會生產。最高神職人員是一部分貴族，而衣索比亞修道院機構的比例日益增大。在公有社會，有組織的宗教與國家的聯盟相對明顯，而政治、經濟、宗教。醫學之間幾乎沒有劃定界限。在任何地區的封建社會，教會和國家結成密切聯盟。佛教徒在處於封建社會的越南、緬甸、日本和中國的一些地方頗有名氣。
在印度，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聲望蓋過了影響力有限的佛教。當然，在封建時代的歐洲，天主教會所起的作用相當於衣索比亞的東正教會。衣索比亞的財富建立在農業基礎上。肥沃的高地支撐著其大量的穀物種植，輔之以相當規模的牲畜養殖。包括馬的飼養。工藝技術在一些領域得以發展，並鼓勵外國工匠。例如，在15世紀初，在該國定居的土耳其工匠為衣索比亞軍隊製造鎖子甲和武器。
埃及的科普特人（Coptics）也被引進以幫助進行財政管理。沒有人否認可以用“封建”來形容過去這些世紀的衣索比亞，因為在地主與農民之間存在著清晰的階級矛盾。這些關係脫胎於具有衣索比亞特點的社群主義，與非洲其他地區一樣。封建社會的衣索比亞包括由村社集體和族群所有的土地和那些直接屬於王權的土地；除此之外，得勝的阿姆哈拉王朝將大片領土授予了王室成員、士兵和牧師。那些獲得大片土地的人成為王公（Ras）或省的首領，由皇帝任命的法官聯絡他們。他們管轄區域的農民淪為佃農，只能透過向地主提供產品和向國家交稅（也是產品）來維持生計。地主本身免於稅收，這是封建社會的典型情況，也在資產階級變得強大的情況下點燃了歐洲革命的火種。其時資產階級已強大得足以挑戰這一事實——封建領主們透過運用政治權力向除他們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徵稅。埃塞俄比亞當然從未達到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階段。向封建主義的過渡已經達到。這點很清楚。
努比亞
努比亞是非洲另一個基督教的區域，但不如衣索比亞著名。公元6世紀，基督教被引入位於尼羅河中游的著名的庫施（Kush）或麥羅埃（Meroe）統治的地區。在基督誕生前，庫施曾是輝煌的埃及的競爭對手，它曾經統治過埃及數年。在公元4世紀時，它開始衰落，並在當時不斷擴張的阿克蘇姆的攻擊下崩潰。稍後興起的三個小的努比亞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是庫施的繼承者，儘管它們皈依了基督教，而正是這一宗教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努比亞文化。
努比亞諸國（在約8世紀時合併為兩個）的成就大部分是在9～11世紀這一時期取得的，儘管當時受到來自阿拉伯和伊斯蘭敵人的巨大壓力，直到14世紀它們才最後屈服。對努比亞的學術興趣主要集中在那些有著壁飾和優質壁畫的大型紅磚教堂和修道院的廢墟。可以從這些物質證據中得出以下幾個結論。首先，建造這些通常四周用石頭防禦工事圍起來的教堂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正如埃及的金字塔和歐洲的封建城堡，這些平民建築者被極度利用甚至可能是被強迫的。其次，熟練勞動力參與了磚頭製作和建築裝飾。這些繪畫表明其能力遠遠超過了單純的手工技巧，同樣的藝術價值在那些從努比亞發現的彩陶碎片上明晰可見。
前文已表明教堂和修道院在衣索比亞發揮了主要作用，這一點在努比亞也是值得詳細說明的。修道院是主要的生產單位。無數農民的茅屋圍著每個修道院，其功能很像一個封建領主的莊園。在教堂裡積累的財富與農民無緣，而非物質文化的最精緻的方面如書籍也只有一小部分人享用。農民不僅不識字，而且他們大多數不是基督教徒或只是名義上的基督教徒，這一點可以從處於相同年代的更為知名的衣索比亞的例子來判斷。當努比亞基督教統治階級被穆斯林淘汰後，舊的國家所取得的成就在人們的日常生活構建中所剩無幾。歷史程序的這種逆轉在人類經歷中並非罕見。最終，發展的辯證法表現著自己，一些起伏興衰不可避免。努比亞諸國在15世紀時已不復存在，但它們構成了非洲發展潛力的合法例證。
我們可以進一步認識到，即使在庫施衰落並讓位於基督教的努比亞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它仍然不斷地在為非洲的發展做出貢獻。很明顯，庫施是一箇中心，許多積極的文化元素從這裡擴散到非洲其他地方。麥羅埃的黃銅製造工藝在西非複製，兩者之間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人們一般認為西非的黃銅澆鑄工藝起源於埃及。透過庫施傳入。最重要的是，庫施是非洲最早、最具活力的鐵礦開採和治煉中心，它肯定也是這一技術的關鍵方面流向大陸其餘部分的源頭。這就是為什麼尼羅河中游是非洲整體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方面的一個領先力量。
馬格里布
馬格里布（Maghreb）是先知穆罕默德於基督紀元的7世紀逝世後的歲月裡橫跨非洲、亞洲和歐洲的伊斯蘭教帝國的最西端地區，伊斯蘭教是在馬格里布封建發展時期起到主要作用的偉大的“發現的”宗教。在伊斯蘭教旗幟下的阿拉伯帝國的構建是宗教作用方面的一個經典例子。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是14世紀北非的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他認為伊斯蘭教是使阿拉伯人超越彼此不斷內鬥的家庭小社群的狹隘界限的最重要的力量。他寫道：
阿拉伯人的榮耀感、敏感和對權力的強烈嫉妒心使他們不可能意見一致。只有當他們的本性已被其宗教衝動所浸染，他們才會被轉化，使混亂的趨勢被一種共同防禦的精神取代。設想一下那個時刻，當宗教主導他們的政策並引導他們遵守為促進文明的道德和物質利益而設計的一種宗教法律。在先知（穆罕默德）的一系列繼任者的統治下，他們建立的帝國多麼遼闊，他們的帝國何等強大。
伊本·赫勒敦的上述評論只涉及了阿拉伯帝國擴張的一個方面，但它確實是一個最重要的方面，並證明了在發展過程中思想的重要作用。這必須與物質環境一起考慮。此外，物質條件可以形成生產的拓展和社會力量增長的基礎，在判斷任何特定時期的物質條件時，也有必要考慮歷史遺產。像伊斯蘭教的埃及、基督教的努比亞、伊斯蘭王朝的馬格里布地區都繼承了豐富的歷史和文化傳統。
這是從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間蓬勃發展的迦太基社會的所在地，這一社會是一個地中海東部的外來影響與馬格里布地區的柏柏爾人的混合體。這個地區隨後成為羅馬帝國和拜占庭帝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成為伊斯蘭社會以前，馬格里布實際上已經成為非遵奉者的基督教中心，此流派往往以多納徒派（Donatism）之名為人所知。
伊斯蘭的馬格里布的驚人成就涉及海軍、軍事、商業和文化等領域。它的海軍控制著西地中海，它的軍隊接管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區。當穆斯林向歐洲的進軍在公元732年遭到阻擋時，北非軍隊已經深入法國。11世紀，阿爾穆拉維德王朝（Almoraviddynasty）的軍隊從遠至塞內加爾和茅利塔尼亞的地方聚集兵力，跨過直布羅陀海峽以加強當時正被基督教國王威脅的西班牙的伊斯蘭教。在隨後的一個多世紀，阿爾穆拉維德王朝在北非和伊比利亞半島的統治是以商業財富、燦爛文學和建築記錄為特點的。當他們在13世紀30年代被逐出西班牙後，馬格里布穆斯林或摩爾人繼續在非洲土地上維持著一個有活力的社會。作為社會生活水平的一個指數，有人指出公共浴室在馬格里布城市裡非常普遍，而在當時的牛津卻仍有人提出清洗身體是危險行為的教條。
馬格里布歷史最有益的一個方面是社會形態的互動產生國家。需要解決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如何將孤立的柏柏爾人融入更大的政治共同體。人口中的定居群體和遊牧畜牧人群之間也存在矛盾。
柏柏爾人主要是以族長統治下的氏族為組織的遊牧民，多個氏族由一個所有成年男性組成的氏族民主理事會連線在一起。放牧地是在公共所有制之下，維護灌溉也是農耕者的集體責任。然而，親屬群體內互相合作，與之相對的是那些沒有直接血緣關係的群體之間的敵對。只是在面對阿拉伯人侵者的時候，柏柏爾人才在非遵奉派的哈瓦利及（Kharijite）伊斯蘭教的思想指導下團結起來。公元739年的哈瓦利及暴動在某種意義上看是民族主義的反抗，在另一種意義上，它是被剝削階級對那些聲稱是正統遜尼派伊斯蘭的阿拉伯軍人、官僚和神權精英的反抗。柏柏爾民眾的起義為摩洛哥民族主義奠定了基礎。三個世紀之後，阿爾穆哈德王朝（Almohaddynasty）（1147～1270）為整個馬格里布地區帶來了政治統一，這是柏柏爾人和阿拉伯人在國家建構方面的成就的整合。
不幸的是，馬格里布統一國家沒能持續，這一區域變為以三個民族—國家為核心，即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在三者管轄區內，分裂的傾向在14～15世紀時非常強。例如，在突尼西亞，執政的哈夫斯王朝（Hafsiddynasty）不斷致力於粉碎地方叛亂和維護國家的完整。人們已注意到，在非洲和其他地方，政治國家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國家反過來又促進了經濟發展的速度，因為這二者是一種互動的辯證關係。因此，馬格里布民族國家建構的失敗以及即使是在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三個分離國內鞏固國家權力方面的困難成為阻礙這一地區進一步發展的消極因素。此外，政治上的分裂削弱了馬格里布對付國外敵人的力量，歐洲很快就利用了這些內部的弱點，並從1415年開始發動攻擊。
馬格里布地區的經驗可以用來說明從一種生產關係轉換到另一種生產關係的長期性以及兩種不同社會組織方式可以數個世紀並存這一事實。在討論所涵蓋的整個時代，涉及的非洲地區的大量土地仍保留著公共所有權和家庭勞動。與此同時，發生了相當大的社會經濟分層，對立階級也出現了。在階梯的底部是奴隸或“哈雷亭”（harratine），他們通常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黑人。隨後是“阿克哈姆”（akhamme）或失地農民，在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上耕作並將其產品的五分之四給予地主。特別值得提的是婦女的地位，她們並不是一個階級，卻遭受到她們自已的男人和男權統治階級的剝奪。因此，屬於阿克哈姆階層的婦女處於特別悲慘的境地。位於社會頂層的是大地主，他們與其他伊斯蘭宗教供奉者一起行使著政治權力。
迄今為止所討論的非洲社會中，沒有任何一個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推至資本積累成為主要動力的關節點。然而，它們都有繁榮的商業部門、高利貸者和強大的手工。業，這些都是最終透過演進和單命催生的現代資本主義的特色。馬格里布商人很富有。他們從農耕者、牛仔和牧羊人那裡獲利；他們直接或間接地在銅、鉛、銻和鐵礦組織勞動力；他們佔用那些工匠們透過技藝製造的紡織品、地毯、皮革、陶器、黃銅與鐵器品所含的剩餘價值。商人是一個積累者階級，他們的活力不僅可以在馬格里布，也可以在撒哈拉沙漠和穿越撒哈拉到西部非洲感覺得到。這樣，馬格里布地區的發展充當了被稱為“西蘇丹”的發展的一個要素。
西蘇丹
對於阿拉伯人而言，撒哈拉以南的整個非洲地區是“比拉德一蘇丹”（BiladasSudan），即黑人的土地。這個名稱只存在於今天位於尼羅河上的蘇丹共和國，但在早期提到的西蘇丹涉及現在塞內加爾、馬裡、上沃爾特（今布吉納法索——譯者注）和尼日所涵蓋的地區，還要加上部分茅利塔尼亞、幾內亞和奈及利亞。在舉例說明非洲歷史成就的努力中，西蘇丹帝國迦納、馬裡和桑海（Songhai）已經成為典型。這是一個非洲民族主義者和進步的白人經常提到的領域，以證明在白人到來以前非洲也有能力取得政治、管理和軍事的偉大成就。然而，在任何一個特定時間裡，人的各種要求會使需要歷史學家提供答案的各類問題產生變化。今天，非洲的群眾尋求發展和總體解放。這方面需要解決的問題是鑑於西蘇丹的歷史，找到非洲中心一些國家令人印象深刻的發展的原則。
迦納帝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紀，但它在9～11世紀達到了高峰。馬裡在13～14世紀時處於鼎盛期，在隨後的兩個世紀裡是桑海。三個帝國的位置並不完全相同；三個統治階級的民族起源也不同；但它們應視為“繼任者”，在沿著本質上相同的線路演變與發展。它們如此經常地被稱為貿易國家以至於幾乎忘記了這三個國家人口的主要活動是農業。在這一地帶，幾個品種的小米被種植，還有一種大米以及其他幾種食用植物，至少還有一種棉花。這個地區早在基督誕生前1000年就引進了鐵。以及使用鐵製工具，而使農業受益。開闊的西蘇丹草原也有利於畜牧業。一些群體如富拉尼人（Fulani）全部是牧民，但是在這一廣大地區發現了不同程度的牲畜。牛是最為顯著的馴養動物，其次是山羊。在沒有采蜂的廣大地區，飼養馬、騾和驢也成為可能。廣闊的尼日河允許專業漁民崛起，從而增加了另一種經濟型別。人口，這一生產不可缺少的要素，只有增加糧食供應才能達到一定密度；而手工業和貿易的興起最初主要有賴於農業產品。棉花種植導致了多種專業化的棉織品製造，尤其是內部貿易的棉布，如富塔賈隆（FutaDjalon）的未漂白織物和傑內（Jenne）的藍布。畜牧業提供各種用於製造業的產品，特別是牛皮、山羊皮可以用於製作涼鞋、用於軍事用途的皮夾克、裝護身符的皮革袋，等等。馬作為統治階級的交通工具，為戰爭和國家的大小做出了重大貢獻。為了繁殖的目的，一些馬是從北非進口的，因為阿拉伯純種馬具有最優秀的品質。對於包袱運輸，驢子當然更為合適，上沃爾特的莫西人（Mossi）專門長期飼養那些用於在這一遼闊區域進行長途貿易的包袱運輸的牲畜。在撒哈拉沙漠邊緣，駱駝接管了運輸——另一項從北方引進的“技術”資產。
礦業是另一項重要的生產領域。西蘇丹的一些皇室宗族如孔德（Kante）家族是專業鐵匠。在一個戰爭擴張時期，控制鐵的供應和鐵器製造技能顯然是決定性的。此外，長途貿易最重要的兩種物品是鹽和黃金，均是透過礦井挖掘獲得。無論是鹽還是黃金的供應最初都不在迦納管轄範圍內，但它採取措施透過貿易或領土擴張來整合它們。迦納向北進擊撒哈拉沙漠，並最終於10世紀末從柏柏爾人那裡佔領了奧達加斯特鎮（Awdaghast），該鎮有利於控制輸入的從沙漠腹地開採的食鹽。同樣，馬裡和桑海也尋求對最大的採鹽中心塔阿扎的安全控制。桑海從沙漠裡的柏柏爾人那裡奪得了作為戰利品的塔阿扎，並不顧摩洛哥的反對控制了這一地方多年。另一個重要但很少強調的生產模式的要素是馬裡和桑海對撒哈拉沙漠中銅礦的所有權。
在迦納的南邊，有塞內加爾河上游及其支流法萊梅河這一黃金的重要來源地。據說迦納透過“沉默”或“啞巴”的易貨貿易（Dumbbarter）來獲取黃金。描述如下：
商人擊大鼓召喚生活在地下洞穴裡的裸體的本地人。這些洞無疑是他們從中挖到了金子的坑。他們拒絕從裡面出來並出現在外國商人的面前。商人們因此將貿易之物堆放在河岸邊，然後退到視線之外。本地人來後。將一堆金子放在每一樁貨物旁邊，然後退出。如果商人滿意，他們拿上金子撤走，並擊鼓表示貿易結束。
上述段落的作家（E。W。博維爾，E。W。Bovill）是有關西蘇丹的所謂歐洲權威，他繼續說，沉默貿易或啞巴貿易是西蘇丹黃金交易的特徵，多個世紀以來一直如此，直到近代。實際上，他描述的唯一內容就是啞巴貿易。有關西非黃金的啞巴貿易的故事有多種版本，最早的是古希臘的手稿。這種描述顯然與任何一個人嘗試與陌生人進行交流粗略近似，但並非一個永久性的程式。在迦納統治期間，兩個主要金礦班布克（Bambuk）和佈雷（Boure）的人與西蘇丹保持著有規律的貿易交往。迦納（可能）和馬裡（肯定）對這兩個地區行使著政治統治，那裡的黃金開採和分配過程變得非常複雜。在馬裡的偉大的世紀裡，廣泛的黃金開採始於現代迦納的森林地區，以供應穿越撒哈拉的黃金貿易。現有社會系統的擴充套件和強大國家的出現，以應對黃金出售。來自西蘇丹大城市的商人使用一種小型的被稱為“本達”（benda）的準確衡器來稱重購買黃金。
當葡萄牙人到達甘比亞河時，觀察到黃金是如何在河的上游進行交易的，他們對曼丁加商人所展示的靈巧十分驚訝。後者用的是非常精細平衡的衡器，用銀鑲嵌，並有制衡用的絲線扭成的繩索。金沙和金塊的重量用黃銅權重。曼丁加人之所以在測量黃金和其他形式的貿易中表現出專業知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這樣的事實，即在這一民族集團中有一個專業商人核心，通常稱為迪烏拉人（Dioulas）。他們並不是很有錢，但卻因願意從西蘇丹的一端旅行數千英里到另一端而享有盛名。他們也往往抵達甘比亞、獅子山、賴比瑞亞、象牙海岸和迦納的海岸或非常接近海岸的地區。迪烏拉人經營著一長串非洲產品的貿易，大西洋海岸和撒哈拉沙漠出產的食鹽，賴比瑞亞和“象牙海岸”森林裡的柯拉果，現代迦納阿肯人國土出產的黃金，豪薩蘭（Hausaland）的皮革，海岸上的乾魚，許多地區特別是從西蘇丹中心區產的棉織品，現代幾內亞的富塔賈隆產的鐵，上區比亞出產的乳木果油，以及許多其他地方的土產品。此外，西蘇丹的貿易也涉及原產於北非的商品，特別是埃及和馬格里布產的面料和位於地中海海岸的休達（Centa）出產的珊瑚珠。因此，西蘇丹和跨撒哈拉貿易整合了從地中海延伸至大西洋的一個廣闊地域的各種資源。
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長途貿易有其特點。一些學者認為，駱駝是撒哈拉沙漠之舟，駝隊進入沙漠兩端的城鎮被稱為“商站”。在實踐中，跨撒哈拉貿易是可以與穿越海洋相比的偉大成就。其影響遠不止於當地貿易，還對該地區的著名城市起到促進作用，如瓦拉塔（Walata）、廷巴克圖、加奧（Gao）和傑內，它也帶來了有文字的伊斯蘭文化。長途貿易加強了國家權力，這實際是指加強了那些將自己轉變為永久貴族的宗族的權力。然而，如果說跨撒哈拉貿易建立了西蘇丹帝國，這顯而易見是對原因和影響的一種過於簡單化的解釋。迦納、馬裡和桑海得益於它們的環境，得益於各國人民自身的努力。只有當它們具有一定的地位以後，其統治階級才能對長途貿易表現出興趣，併為這貿易的蓬勃發展提供安全保障。
意味深長的是，西蘇丹從來沒有為跨撒哈拉貿易提供任何有意義的資本。資本來自非斯、特萊姆森和馬格里布的其他城市的商人，他們將自己的代理人派駐西蘇丹。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殖民地的關係，因為交換是一種有利於北非的不平等。然而，黃金交易至少能夠刺激西非洲內部的生產力發展，而伴隨著的奴隸貿易卻沒有這樣的好處。迦納、馬裡、桑海均出口少量的奴隸，加奈姆-博爾努帝國（Kanem-Bornuempire）給奴隸出口以更高地位，因為它沒有控制黃金供應。加奈姆-博爾努為了捕獲戰俘，全力南進，甚至遠達現代喀麥隆的阿達馬瓦（Adamawa）。在隨後的世紀裡，當不斷地從西非一些地區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小量奴隸與遷移至歐洲人指定目的地的大量非洲人會合時，這種政策的負面影響便充分體現出來。
儘管明顯不符合封建階段的標準，但在公元500～1500年期間，西蘇丹的國家形成遠比非洲其他部分更為先進，除迦納、馬裡、桑海和加奈姆-博爾努王國外，豪薩蘭、莫西、塞內加爾、幾內亞的富塔賈隆山區和尼日河的貝努埃（Benue）支流流域的諸王國也相當突出。西蘇丹的政治組織和管理技能擴散到許多鄰近地區。影響了遍佈於塞內加爾河到喀麥隆山脈的沿海地區無數的小國家的興起。一些突出的蘇丹特點在許多王國清晰可辨，特別是“母后”（QueenMother）在政治結構裡的位置。
西蘇丹國家的長處和弱點證明了這一點，即在社會關係和生產水平方面，它們已遠離公有社會。國家將幾種互相沖突的社會形態和不同民族整合在一起。以加奈姆-博爾努為例，遊牧民和耕植者甚至能夠將沙漠中的駱駝放牧者整合在一起。在其他地方，圖阿雷格人（Tuareg）遊牧民族被保持在海灣，所以耕植者和其他定居民族能夠和平地生活。人、家畜和商品可以安全自由地移動數千英里。然而，國家尚未打破不同的社會形態之間的壁壘。國家作為從各社群收取貢賦的機構而存在，同時防止它們之間相互衝突。當國力較弱時，國家的上層建築幾乎消失，從而為分離的政治和社會傾向留下了空間。每個連續的偉大國家就是一個進一步處理統一問題的實驗，有時是在有意識的水平上，但更多則是為生存而奮鬥過程中的無意識的副產品。
在封建制度下，國家統治階級第一次與社會機構分離，因為這些機構極力防止仍是胚胎狀態的早期國家對每一個臣民直接實施行動。也就是說，封建主義帶來了土地統治者和失地者之間的一系列直接的義務關係。在西蘇丹，那種鮮明的階級分野尚未出現。在馬裡處於其繁榮時期的13～14世紀，奴隸制在少數地方已經存在，在15世紀末，出現了動產的奴隸和與封建農奴地位相似的“家庭奴隸”。例如，在塞內加爾，葡萄牙商人發現有些人大多數時間為他們的主人勞動，每個月只有幾天為自已勞動，這是一種封建趨勢的萌芽。然而，大多數人口仍然可以透過他們的親屬獲得土地。從政治方面看，這意味著大多數統治階級主要是對家族和氏族首領行使權力，而不是針對每個臣民。
儘管公社平均主義逐漸淡出，但社群關係仍然存在，在15世紀時甚至成為西蘇丹發展的阻礙。社會生產超出生存需要的那些盈餘來自集體社群的貢賦，而不是直接由生產者提供給剝削階級。這種情況為維護舊的社會結構提供了一種動機，儘管舊的社會結構在勞力動員和專業化程度上已無能為力。這時不太可能出現劇烈的社會革命，因為還沒有形成可以發動革命的階級。在這種情況下，需要主要的技術進步來引發進一步變化。經濟一體化的程度需要透過不同地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得到加強，即允許更多的貿易、勞動分工更加專業化以及剩餘價值積累的可能性。然而，輪式車輛和犁僅止於北部非洲，大型灌溉也一樣。事實上，由於缺少大型灌區，撒哈拉沙漠在推進，西蘇丹的生產基地實際上下降了。迦納曾經擁有肥沃的農田，但馬裡和桑海的中心在更遠的南部、因為以前迦納北部的土地由於氣候乾燥而逐漸被撒哈拉吞沒。控制這種充滿敵意的環境和提高農業和製造能力所必需的技術，要麼是在本土進化而來，要麼從外部引進。在非洲歷史的下一個階段即白人到來以後，這兩種選擇在西非幾乎都被排除了。
大湖區
西蘇丹的社會發展高水平引發了長期辯論，辯論的緣由在於該地區是否已達到了歐洲各類水平的封建制度，或它是否應該與亞洲大帝國劃歸同類，或是它建立了一種新的獨特型別。在這一大陸的東部，同一時期的發展肯定較慢。首先，東非人民獲得鐵製工具的時間比他們在北部和西部的兄弟們要晚一些；其次，他們的技術及各種技能的範圍更窄。然而，到14世紀，國家的形成正在順利進行，這一過程所揭示的發展原則是值得考慮的。一個引起特別興趣的地區是非洲大湖區，尤其是那個圍繞一些湖泊的周邊地帶，英國人為了對英國統治家族成員表示敬意而重新將這些湖命名為維多利亞湖、艾伯特湖、愛德華湖、喬治湖。在大湖區，最終出現了幾個著名的國家，最早也是最大的國家是布尼奧羅-基塔拉（Bunyoro-Kitura）。布尼奧羅-基塔拉由如下的全部或部分地區組成，即今天的布尼奧羅、安科萊（Ankoli）、託羅、卡拉圭（Karagwe）和布幹達（Buganda）——所有這些都在烏干達，除了在坦尚尼亞的卡拉圭。歷史傳說由各個民族透過口頭儲存，這些民族曾一度屬於布尼奧羅-基塔拉邊界以內；這些傳說集中在眾所周知的巴齊維茲（Bachwezi）統治王朝。巴齊維茲據說是一個遷移的牧民群體。他們引進的長角駝峰牛，後來成為在大湖區的主要牛種。在14～15世紀時，擁有這些牛毫無疑問幫助他們成為執政的貴族。他們成為居於原先居住在此並有著狹窄領土基礎的氏族之上的社會階層。巴齊維茲時代的卓越與下列因素有關，鐵器的製作、樹皮布的製造、透過岩石疊成沉井的技術和（最引人注目的）廣泛的土方工程系統，後者顯然是用於防衛和圈養大批牛群。最大的土方工程位於比戈，溝渠延伸超過六英里半。
遊牧者和農耕者的勞動分工以及他們接觸的性質加劇了大湖區的等級形成和階級分層。遊牧民巴赫馬人（Bahimapastoralists）將自己的統治強加於農耕者或巴伊魯人（Bairu）身上。社會階級正是從勞動關係狀況變化的環境中產生的。比戈和其他地區的土建工程並非由自願的家庭勞動力修建，肯定使用了某種形式的強迫以使農耕者為他們的新領主生產剩餘產品。例如，巴齊維茲人據說已經建立了一種系統，徵召青年人為國王服務，並由佔著分配給軍隊的土地為軍需耕作的巴伊魯人進行維護。他們還引進了奴隸工匠和管理員。當被任命的行政官員在地方一級代表貴族時，這是建立有如衣索比亞封建采邑的第一步；當土地轉讓的問題還沒有進入場景時，我們應該牢記，對牛群的不平等分配就意味著在生產資料佔有上的事實上的不平等。
圍繞著巴齊維茲人（Bachuezi）確切的身份問題存在著諸多不確定性。他們可能並非移民。然而，一般認為他們是膚色較淺的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如果是這樣，我們有必要強調，無論14～15世紀在大湖地區取得什麼樣的成就，這是作為一個整體的非洲社會發展的結果，而非從外部的移植。為了將這些東非發生的事件放在世界人類成就的環境中考察，可以將印度作為比較。在基督誕生前幾個世紀，北印度也是淺膚色的被稱為雅利安人（Aryans）的遊牧民的接收地。然而，曾經有一一段時間，印度的一切文化都被認為是雅利安人的；但後來仔細審查發現印度社會和文化基礎已由被稱為達羅毗荼人（Dravidians）的早期居民奠定。因此，現在人們一般認為將印度北部的成就作為雅利安人和達羅毗荼人兩者的結合或組合的成果是一種比較明智的觀點。同樣地，東非有必要尋求新與舊元素的合成，而這事實上正是14～15世紀大湖區的發展道路。
正如剛才所指出的，巴齊維茲人與鐵器製造和樹皮布製作的技術密切相連。並不能清楚地確定是他們最先引進了這樣的技術，比較可能的是他們在精細加工這些技術方面發揮了主要的作用。當然，東非使用鐵器的社會早在巴齊維茲人以前數個世紀便為人所知。就在現今的肯亞—坦尚尼亞邊境南部的恩加魯卡（Engaruka），發現了一個規模雖小卻令人印象深刻的曾處於鐵器時代的社會的廢墟，這個社會約在第一個千年結束前（即公元1000年以前）蓬勃繁榮。恩加魯卡是一個集中的農業定居點，從事梯田、灌溉以及應用被稱為乾燥石頭堆建技術的圍牆建築，即不需要灰漿將石頭粘在—起。在大湖地區，出現了以香蕉為基礎的農業，從而能夠支援大群定居人口。這是從孤立的公有社會進化到國家的某個前提條件。具有某種意義的是，口頭保留的傳說暗示在巴齊維茲人之前存在著布尼奧羅和卡拉圭兩個王國。當巴齊維茲人到來時，國家形成已經處在胚胎階段，很可能他們並沒有長期保持外人的身份。不像在印度的雅利安人，巴齊維茲人甚至沒有強加自已的語言，而是採用了當地居民的班圖語（Bantu），這反映了在文化合成方面，本土而非外來元素佔據著主導地位。無論如何，文化產品是非洲的，它也透過本土化的演變與社會形態相互作用的結合構成了發展模式的一部分。
由巴齊維茲人為大湖區諸王國做出的貢獻之一據說是引進了以月相為基礎的宗教。在目前為止調查過的所有情況中，宗教對推動家庭社群的簡單組織到建立國家這一過程發揮了重要作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往往與非洲內部和外部的大規模建構聯絡在一起。這並不是從實際的宗教信仰來解釋，而是因為一個強大的普世教會的成員給予一個年輕國家的統治階級多方面的優勢。一個基督徒或穆斯林的國王可以接觸一個具有識字文化和更廣闊的世界。他可以與宣稱信奉宗教的商人和工匠打交道；他任用那些識字的管理人員和神職人員；他可以前往世界的其他地方如麥加。
首先，普世宗教在衣索比亞、蘇丹、埃及、馬格里布和西蘇丹取代了傳統的非洲的祖先宗教，由於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不是根植於任何一個家庭社群，因此可以用來動員許多社群並融入國家。然而，已經被一個單姓部落或族群接受的宗教信仰可以提升到同一形式或稍改變的形式以成為整個國家的宗教。這是在大湖區的情況，而且在以上描述過的地區以外的絕大多數非洲地區也一樣。
辛巴威
在辛巴威，由磚頭建起來的偉大建築物之一（約在14世紀）通常被稱為“寺廟”，並被認為是為宗教目的服務。即使從微薄的證據也可看出，社會發展的宗教方面在新生的非洲社會中對個人之間起到最重要的黏合作用，這一點是明確的。例如，15世紀辛巴威的莫塔帕（Mutapa）帝國的統治階級是遊牧民，他們的宗教儀式包括象徵著牛的物品，在大湖區的布尼奧羅和卡拉圭王國也發現了類似情況。可以猜測，這種儀式也象徵著牛的主人的統治，這與他們為了達到穩定結合的目的而尊重農耕者此前存在的觀念一樣。這一場景的細節在現階段已無人知曉，但重要的是任何有關非洲宗教的討論必須盡力將其置於一種動態的漸進的方式中，並將其與變化的社會經濟形式與機構相聯絡。這項任務超出了目前的研究範圍，建議研究辛巴威以作為在非洲被捲入與歐洲的聯絡之前數個世紀裡可以確定的生產力基礎與政治上層建築均有明顯發展的地區。非洲大陸最南端的部分在15世紀時取得了驚人的成就，這一地區在贊比西河和林波波河（LimpopoRiver）之間覆蓋後來被稱為莫三比克和羅得西亞（Rhodesia）的地方。既使用鐵器也在建構國家的民族早在第一個千年的早期就在此積極活動，這裡最終在15世紀出現了被歐洲人稱為莫諾莫塔帕（Monomotapa）的帝國。
“辛巴威”一詞在這裡用於表示歐洲人到來之前幾個世紀的贊比西河-林波波河文化，因為在11～14世紀這裡的社會繁榮，最具特色的是統稱為辛巴威的大石頭的宮殿建築。
關於使辛巴威文化聞名於世的建築物已有不少著述。這是對花崗岩環境的直接反應，這些建築用片狀花崗岩建在花崗岩山上。最著名的倖存的石頭廢墟是位於薩比河（SabiRiver）北岸的大辛巴威遺址。大辛巴威的主要建築之一約300英尺長，220英尺寬，並有著高30英尺、厚20英尺的圍牆。將磚不用灰漿黏合一塊接一塊地壘起來，這一技術與前面描述過的坦尚尼亞北部的恩加魯卡的風格一致。這事實上是非洲物質文化的一個特殊方面，在衣索比亞和蘇丹到處可見。大辛巴威和其他遺址的環繞磚牆也是典型的非洲風格，同樣體現在班圖語民族的精美的土圍建築上。
據報道，一位歐洲考古學家認為，在辛巴威耗費的勞動力與埃及金字塔消耗的勞動力相當。這肯定是言過其實。因為金字塔使用了數量難以置信的奴隸，而辛巴威的統治者不可能有這麼多奴隸可供差遣。然而，絕對有必要對直到15世紀辛巴威地區建造各種建築物所需要的勞動力數量進行思考。這些工人們很可能是一個被其他民族征服了的特定民族，但在被征服過程中，他們獲取了那種勞動力被剝削的社會階級的角色。他們也不是純粹的體力勞動者。技能、創新性和藝術性的建設融入了牆面，尤其是裝飾、內間以及門的處理上。
當塞西爾·羅得斯（CecilRhodes）派他的代理人在辛巴威進行搶劫和偷盜時，他們以及其他的歐洲人對倖存的辛巴威文化的廢墟感到震驚，並自動地假定它是白人所建。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一種傾向即帶著一種神奇的感覺來看待這些成就，而不是冷靜地承認這是人類社會在非洲的一種完全合乎邏輯的發展，是作為人類勞動開啟新視野普遍過程的一部分。只有明確這種建築物是建立在經過數百年演變才得以形成的先進農業和採礦業的基礎之上，真實感才能恢復。
辛巴威是一個混合農業區，牛是很重要的，因為該地區沒有采採蠅。灌溉和梯田達到相當大的比例。沒有單一的大壩或渡槽可與亞洲或古羅馬的相比，但無數小溪被分流並沿著山間流淌，這種方式顯示人們已認識控制水的流動的科學原理。實際上，透過認識物質環境，在辛巴威人中已產生了“水文學家”。在採礦業方面，同樣令人驚奇的是，我們所討論的這一地區的非洲人中已經產生了勘探者和“地質學家”，他們清楚地知道在地下的何處尋找黃金和銅。當歐洲殖民者於19世紀來到這裡時，他們發現幾乎所有的含金和含銅層在此之前已被非洲人開採，當然不是在相同的規模，因為歐洲人使用鑽井裝置。在辛巴威人中間也出現了工藝人，他們透過高度的技巧和精緻的感覺將黃金製成飾品。
特別是黃金的存在刺激了對外貿易，反過來這種外部需求又加快了採礦業。在公元1000年時，在贊比西河北面的因貢貝-艾裡德（IngombeIlede）出現了一個使用黃金的貴族。據推測，他們從更南邊的金礦得到了黃金供應。然而，只有在那種產生了非常大量的經濟剩餘從而可以將剩餘部分變成黃金，以表達威信（如在印度）或是造幣和金錢來推廣資本主義（如在西歐）的社會里，黃金才會有大量的需求。前封建社會的非洲沒有這樣的盈餘，也不存在使黃金有必要在內部大量流通的社會關係。因此，是遠至南部莫三比克通道的索法拉（Sofala）的阿拉伯商人促使辛巴威開採更多的黃金以供出口。正是在11世紀的同一時期，這些石頭建築開始修建。這裡有一系列的因素相互吻合，即階層分化的加劇、國家的鞏固、生產和建築技術與貿易。數個不同民族為辛巴威社會做出了貢獻。這一地區最早的人是“布須曼人”（Bushmen）和科伊桑型別的獵人，今天他們在南部非洲已為數甚少。他們被納入從更北的地區遷移而來的說班圖語的新種族家系，事實上他們為這一地區的班圖語言做出了貢獻。在說班圖語的人中，也有幾個不同的群體在不同時間裡逐漸繁榮起來。考古學家發現的物質證據表明了各種陶器風格，與不同的埋藏位置和骨骼中的不同骨架結構形成對照。其他文物材料表明，幾個世紀以來，許多社會佔據過辛巴威這一區域。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滲透多是以和平的方式，儘管在同—時間。加固的山頂和石頭防禦工事顯示出最大的國家往往透過軍事鬥爭來爭得生存和卓越。此外，一些族群肯定被永久降到劣勢地位，從而為農業、建築和採礦提供勞動力。其他的氏族則專門從事畜牧業、戰爭、宗教職業如占卜和祈雨。
據信從11世紀到14世紀，辛巴威的居民說索托語（Sotho）；但當葡萄牙人到達的時候，一個說紹納語（Shona）的王朝已經控制了大部分地區。那是在贊比西河和林波波河之間建立莫塔帕國家的羅茲韋氏族（Rozwiclan）。統治者被稱為姆韋尼·莫塔帕（MweneMutapa），這對他的追隨者而言顯然意味著“莫塔帕之主”，但對於被他征服並整合為一個帝國的人民而言，這意味著“偉大的掠奪者”。第一個擁有姆韋尼·莫塔帕這一稱號的人的統治期約為1415～1450年、但當時的王朝在此之前已經日益著名。首都最早位於大辛巴威，後來搬到北部。重要的是，姆韋尼·莫塔帕任命總督，管理首都以外的各個地方，這種方式與西蘇丹帝國或大湖區的巴齊韋茲國家相似。
莫塔帕的羅茲韋人首領們盡最大努力鼓勵生產以利出口貿易，特別是黃金、象牙和銅等產品。阿拉伯商人來到這個王國居住。辛巴威地區因此捲入印度洋的貿易網路，與印度、印度尼西亞和中國相連。莫塔帕的羅茲韋人首領的一個主要成就是組織了一個單一的生產與貿易系統。他們向王國的各種社群索取貢賦，這既是一種主權表示，也是一種貿易形式，因為這刺激了商品的流動。毫無疑問，對外貿易加強了莫塔帕國家，但主要是加強了統治階層對經濟活動的壟斷。與當時的其他非洲精英相比，辛巴威的羅茲韋人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與衣索比亞的阿姆哈拉貴族或馬格里布的阿拉伯-柏柏爾人封建領主相比，他們還不是同一型別。他們接受了一些外來影響，但他們沒有像去麥加朝聖的馬裡和桑海的統治者一樣出外旅行。他們的衣服仍然主要是獸皮，以及他們新近從阿拉伯商人那裡進口的布，而不是透過自身技術演進的本地產物。在這方面，辛巴威也落後於其他早期非洲國家，如約魯巴的奧約（Oyo），同一地區的貝南，以及14世紀的剛果帝國（在歐洲人到來時被他們稱為最偉大的西非國家）。
為了說明的目的，一直認為有必要考慮一些（但不是全部）在歐洲人到來之前非洲發展比較突出的地區。但不應該忘記，還有無數的鄉村社群，正處於形成國家的過程中，它們雖然規模小，但有時內部產生了急劇的分層，也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物質進步。
上面所敘述的應足以說明，15世紀的非洲不是一個不同“部落”的混亂組合。這裡既存在模式，也存在著歷史運動。一些社會如封建的衣索比亞和埃及處在進化發展過程的前面。辛巴威和巴齊韋茲諸國也顯然處在脫離公有社會的上升過程，但與封建國家和那些在西蘇丹的尚未達到封建階段的國家相比，仍處於一個較低的水平。
結論
在介紹發展觀時，值得注意的是，社會生產能力緩慢的、不易察覺的擴充套件最終會達到—種質的差別、伴隨著有時由社會暴力所宣佈的新時期的到來。可以說，大多數非洲國家沒有達到一個與社群主義明顯不同的新階段。因此，在這項研究中採用了“過渡”這一謹慎的術語。我們還注意到，這裡沒有任何內部的社會革命。這種革命已在歐洲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發生過，也只有在非自願的社會經濟過程中階級意識導致對人民意志的大規模干預的情況下發生。這種觀察有助於將非洲直到15世紀的發展定位在一個低於成熟的階級統治的封建制度的水平。
我們也應該重申，奴隸制作為一種生產方式在非洲的任何社會都不存在，雖然在公有社會的平等被腐蝕得最厲害的地方可以發現一些奴隸。這是一個突出特點，說明非洲之路在更廣泛的世界發展框架中的自立地位。研究非洲早期歷史的一個悖論是，只有在深化對世界整體的認識之後才能使我們充分理解非洲，但對複雜的人類與社會發展的真實圖景只有在對長期被忽視的非洲大陸進行廣泛的研究之後才能描繪。只有透過比較才有助於清晰。事實上，平行類比被狹隘地限制在歐洲，儘管也可以提供亞洲歷史的例子。這就是文化帝國主義，因為這使得受過歐洲教育的非洲人更容易回憶（法國）卡佩王朝和（普魯士）霍享索倫王室之類的名字，而不是越南的lydynasty或陳朝，因為後者對他而言是陌生的，即使知道也被認為是不重要的，甚至有可能被認為太難發音！
一些歷史學家指出，在對15世紀的非洲發達地區和同一時期的歐洲發達地區進行研究後，兩者之間的不同絲毫不會敗壞非洲的名譽。事實上，正是那些第一批從海上抵達非洲西部和東部的人指出在大多數方面非洲的發展可以與他們所知道的地方媲美。例如，當荷蘭人參觀了貝南後這樣描述：
進入貝南城的時候，似乎覺得它非常大。你走進了一條寬闊的大街，沒有鋪路面，似乎比阿姆斯特丹的瓦爾莫埃大街要寬七八倍……
國王的宮殿是一組建築群，佔用有如哈萊姆鎮一樣大的空間，四周是圍牆。有許多國王的部長們的公寓，還有大多數可與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房間大小相仿的精美畫廊，房間由包裹著銅的木樁支撐著，那裡描繪著他們的勝利，並小心地保持著清潔。
該鎮由三十個主要的街道組成，街道很直，120英尺寬，還有無數小交叉的街道。房子彼此相連，安排得井井有條。這些人在愛清潔方面絕不比荷蘭人差；他們的房子洗刷得這樣乾淨，以至看上去像是拋過光，如鏡子一般光亮。
然而，設想貝南和荷蘭在所有事情上都是相等的，那隻能是自欺欺人。歐洲社會已經更具侵略性和擴張性，並在產生新的形式方面更有活力。歐洲的活力蘊藏在商人和製造業階級。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走廊裡坐著荷蘭市民——現代金融和工業資產階級的祖先。這個階級在15世紀的歐洲能夠將封建地主推向前進或推到一邊。他們開始摒棄保守主義，並創造了變化是可取的這樣一種知識環境。技術上產生了發明精神，生產方式的變革速度加快。因此，當歐洲透過貿易與非洲建立了親密關係時，已經存在著有利於歐洲的邊緣優勢，這種優勢表現在一個新興的資本主義社會與一個仍在擺脫社群主義的社會之間的差異。
閱讀指南
對早期非洲史缺乏研究有很多原因。最明顯的是，殖民主義者長期以來認為非洲歷史沒有什麼價值，不值得重建。另一個決定性因素是，對非洲的研究主要是透過歐洲資產階級人類學家進行的，其有關“原始社會” 的哲學觀使他們將非洲社會與它的歷史背景分離開來。存在著對微觀單位的集中關注，而對整體模式沒有涉及。正在進行中的新的非洲學術研究時間太短，尚未提供任何重大的突破。以下引用的幾本書是這一新方法的一部分。
BASIL DAVIDSON，Africa in Hisory，New York；Macmillan，1969。
HENRI LABOURET，Africa before the White Man，New York：Walker and Co。，1962。
MARGARET SHINNIE，Ancient African Kingdoms，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65。
K。 M。PANIKKAR，The Serpent and the Crescent，New York；Asia Publishing House，1963。
上述這些書不是由非洲人寫的，它們因同情的角度且具有足夠的價值使其在非洲內部獲得尊重並廣泛使用。K。 M。 潘尼卡（K。 M。Paninkkar）是一位對非洲大陸表現出專業興趣的亞洲學者的不尋常例子。
J。AJAYI and I。ESPIE（editors），A Thousand Years of West African History，New York：Humanities Press，1969。
B。A。OGOT and J。A。KIERAN（editors），Zamani，a Survey of East African History，New York：Humanities Press，1968。
非洲的歷史學家開始彙總收集的相關資料以提供大陸歷史的綜合論述——但通常只是大陸的一部分，如上面兩個例子所示。不幸的是，質量參差不齊，非洲作者對他們論及的地區也未能提供任何有連貫性的地區綜合。
G。J。 AFOLABI OJO，Yoruba Culture，a Geographical Analysis，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1967。
B。M。FAGAN，Southern Africa during the Iron Age，New York：Praeger，1965。
這兩本不同書籍的共同點在於對物質環境的認知。阿弗拉比·奧卓（Afolabi ojo）是奈及利亞地理學家，B。M。費根（B。M。Fagan）是英國考古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