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子叫什麼
1964年的一天，邵逸夫和往常一樣，一到公司就走進了放映室，觀看起了前一日準備好的樣片。剛看了一半，辦公室裡的電話就響了起來。是遠在新加坡的三哥邵仁枚打來的。
“維銘被綁架了，對方要300萬的贖金。你看這件事該怎麼處理？”
“對方是什麼人，能不能保證維銘的人身安全。”
“他們是新加坡的黑社會，我看就是為了勒索贖金。”
“那就按照對方的要求辦吧，要多少就給多少。”說完，邵逸夫轉身回到了放映室。
站在一旁的蔡瀾早已驚出了一身的冷汗。他原本想安撫一下邵逸夫的情緒，試著問邵逸夫要不要把影片停了，先處理維銘的事。邵逸夫卻擺了擺手，示意繼續播放影片。
“只要是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什麼大問題”。看著一旁焦躁不安的蔡瀾，邵逸夫又輕描淡寫地說了這麼一句話。
這個時候，初出茅廬的蔡瀾才似乎有些明白過來，邵逸夫的成功絕不是偶然的。他身上所展現出來的鎮定自若和大將風範，也絕不是常人所具備的。
人這一輩子，並不是所有的成功都源於努力。有時候，更需要與生俱來的魄力和高人一等的睿智。
維銘是誰？他就是邵逸夫的長子邵維銘。
邵維銘從牛津大學畢業之後，並沒有前往香港，跟著父親開拓香港的電影市場，而是遵照父親的安排，回到了新加坡。幫助三伯邵仁枚打理邵家在新加坡的電影事業。
新加坡是邵逸夫的根基，也是他唯一的退路。也許在邵逸夫看來，只有鞏固住大後方，他才能安心地在香港打拼，闖出一片新的天地。
邵維銘被綁架的那一天，是那一年的臘月二十二。當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邵維銘莫名其妙地被一夥人綁走了。不久之後，邵仁枚就接到了綁匪的電話。在確認邵維銘確實被綁架了之後，邵仁枚給邵逸夫打去了電話。
邵逸夫得知綁匪只是想要一筆高昂的勒索費，並且無意傷害邵維銘之後，便打消了報警的念頭。在他看來，只要能保障兒子的生命安全，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毫不含糊地將300萬贖金交到了綁匪的手中。
也許是不法分子看到了邵逸夫的豪氣。7年之後，另一夥人又在邵家的家門口，旁若無人般地綁走了他的次子邵維鍾。
孰不知，邵逸夫遠沒有表面那麼豪氣，可以毫不在乎的一擲千金。半個多世紀的商海沉浮中，他把一個商人的“銅臭味”演繹得淋漓盡致。絕不冒險，也絕對不會多花一分錢。
當年在拍攝一部影片的時候，道具需要100個饅頭，便向邵逸夫申請要20塊錢。邵逸夫知道是用來買饅頭後，斷然拒絕了。
緣由是邵氏食堂裡的饅頭是一毛錢一個。明明10塊錢就能做到的事，卻要花20塊錢。這種情況，是決不允許出現在邵逸夫的經營管理中的。
骨子裡趨利的性格，讓邵逸夫造就了香港影視界的一個黃金時代，但也因為他的“吝嗇”，讓他與更多的“傳奇”擦肩而過。將功夫推向海外，讓世界為之瘋狂的李小龍就是其中之一。
1971年，李小龍已經在美國漂泊了10年之久。雖說也參演了多部電影，但還是以配角的身份出現。
他總有一種壯志難酬、懷才不遇的感覺。由於事業上的不順，李小龍在這一年的年初，決定回到香港發展。
當時的李小龍已經小有名氣，自然不會屈尊於小公司。更何況要想實現自己的電影夢，就需要找一個容得下自己的大平臺。
常言道，“背靠大樹好乘涼。”李小龍自然也明白這個道理。
在香港眾多的影視公司中，李小龍挑來挑去，最終選中當時已經在香港影視行業佔據半壁江山的邵氏。
李小龍毛遂自薦，主動來到了邵氏，並在辦公室裡見到了邵逸夫。不過，邵逸夫並沒有體現出求才若渴的謙虛，反而採取了一種輕視的態度。絲毫沒有把這位隱藏著巨大潛力的功夫巨星放在眼裡。
在這極其尷尬的氛圍中，李小龍向邵逸夫開出了自己加入邵氏的條件。他要求每集影片要支付他一萬美金的片酬，並且准許他加入公司的經營和管理。
邵逸夫連眉頭都沒皺一下，斷然回絕了李小龍的要求。他不僅把片酬壓到了2500塊美金，還擺出了一副愛幹不幹的架勢。
任憑誰來看，這都不像是在談合作，更像是對一個人人格的侮辱。李小龍原本以為聲名顯赫的邵逸夫是一個極其大方的商人，沒想到他竟然吝嗇到這種地步。
這簡直就是傲慢和自大到了極點。李小龍也覺得沒有談下去的必要，轉身就離開了邵氏。
只是邵逸夫沒想到，被他氣走的這個人，竟然在不久之後，創造了香港電影界新的神話。不僅轟動了整個香港，還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功夫風潮
。
李小龍離開邵氏之後，一氣之下投奔到了剛剛成立不到一年的嘉禾。李小龍之所以這麼做，除了讓他難以拒絕高片酬以外，或許還有點“報復”邵逸夫的小心思。
嘉禾的創辦人鄒文懷，也曾是邵逸夫的左膀右臂。邵逸夫剛到香港打拼的時候，鄒文懷就跟在邵逸夫的身邊。在邵氏當中，如果說還有人可以左右邵氏的發展，除了邵逸夫以外，恐怕也就只有鄒文懷了。
在邵氏壯大的過程中，少不了鄒文懷的心血。他也的確做到了事無鉅細、事必躬親。然而，十幾年下來，他還是對邵氏沒有任何的歸屬感。
邵氏就像是鄒文懷看著長大的孩子，他對邵氏不能說沒有感情。然而，向來喜歡大權獨攬、垂直經營的邵逸夫，只是把鄒文懷當作了一個“保姆”。
即便付出得再多，邵逸夫也只是把他視作一個打工人，而不是可以同甘苦、共患難的合夥人。邵氏越來越強大，鄒文懷也越來越不甘心。
也許，鄒文懷曾經找過邵逸夫，希望能夠對自己公平一點，至少能夠讓自己看到付出的希望。大概，他的這一要求，也遭到了邵逸夫的斷然拒絕。
付出與回報的嚴重失衡，讓鄒文懷的內心產生了極大的失落感。他與邵逸夫的嫌隙也就越來越大，最後選擇了分道揚鑣。
1970年，鄒文懷和幾個相處多年的同事，一起出走邵氏，成立了嘉禾。並且大肆挖掘邵氏的牆角，從演員到導演，從編劇到製片人。任何一個角落裡的人鄒文懷都不放過。特別是那些受夠了邵逸夫“壓榨”的人。
李小龍與邵逸夫談崩的訊息，很快就傳到了鄒文懷的耳朵裡。鄒文懷當機立斷，選擇了主動出擊。
在李小龍還未考慮嘉禾的時候，鄒文懷就主動現身了。他隻身前往李小龍的住處，並努力地尋找兩個人共有的默契。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兩個都受夠了邵逸夫“吝嗇”的人，一拍即合，隨即拿出了雙方都能接受的合作方案。
更何況，鄒文懷還給李小龍開出了單集7500塊美金的片酬。這也成了李小龍無法拒絕的理由之一。
就在1971年的9月，李小龍的經典工作電影《唐山大兄》橫空出世。一時之間，橫掃香港各大影院。總投入不足10萬美元的電影，竟然拿到了300多萬的票房。一舉打破了香港電影行業的多項記錄，並且創下了香港開埠以來，最高的電影票房。
嘉禾和李小龍的合作，打了邵逸夫一個措手不及，就像是一匹黑馬攪動著香港的影視行業。隨著其他幾家影視公司的崛起，越來越多的人才離開了邵氏。
一夜興，一夜亡的商業競爭，讓邵逸夫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壓力和挑戰。李小龍的崛起和其他人才的出走，也讓邵逸夫意識到了培養新人的重要性。
一個響指，就此打響了香港影視界最輝煌的時代。
為了彌補影視人才上的不足，邵逸夫在TVB成立了無線藝員培訓班，為自己的影視公司輸送人才。影視演員就像是流水線上的產品一樣，源源不斷的進入邵氏，為邵氏補充了新鮮血液。
在電影領域頗覺疲乏的時候，邵逸夫把眼光放在了電視熒屏上。周潤發、劉德華、梁朝偉、劉嘉玲等年輕一代，以勢如破竹之勢幾乎霸佔了整個香港的電視熒屏。
然而，當這些新星真正在影視領域闖出一片天地的時候，還是紛紛選擇了離開TVB。至於原因，還是因為邵逸夫的吝嗇。
“我很紅，但我特別窮”。這便是至今還活躍在熒屏之上的香港演員鄧萃雯，在回憶TVB那段日子裡的評價。他們在TVB的確學到了技能，但工作在邵氏只能做到餬口而已。
當年從無線畢業的藝人，如果拿到了無線的合同。他們與普通的上班族沒有什麼區別，每天拍攝什麼作品，都是由公司來決定的。他們能做的就是按照劇本的要求，演好每一個角色。
片酬更談不上，因為他們是“按月領工資”的。在邵逸夫看來，他們與其他的員工沒有任何的區別。演戲對於他們而言就是上班期間的工作而已，沒有特權、更沒有優待。
當年，鄭佩佩在香港火的一塌糊塗的時候，為了省錢每天還要做公交車出行。這也就不奇怪，如今在香港還能時不時的在地鐵上碰到周潤發等老牌港星。大概就是當時養成的生活習慣。
可想而知，邵逸夫是真正的把生意經唸到骨髓當中的人。只要有一絲的利潤空間，他也絕不會放棄。
“做生意，哪有什麼感情可講。如果我公司的2000多個員工都跟我講感情，我的公司還怎麼經營。”這是邵逸夫對“慳吝”這個詞做出的解釋，也是一個他作為一個商人的本質。
這也就不怪，他的次子邵維鍾在被綁架後，能做出跳車逃跑的舉動了。因為他明白，父親是一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
的確，在生意場上和生活上，邵逸夫是一個極其“小氣”的人，甚至做到了錙銖必較。然而，在慈善事業上，他卻大方的讓人驚訝。在他晚年的時候，他幾乎把所有的身家都捐贈了出來。
70年代中後期，邵逸夫就讓邵維銘和邵維鍾兩兄弟都回到了邵氏，協助自己打理香港的影視公司，並且有意將老大邵維銘培養成自己的接班人。
其實，兩兄弟並不熱衷於電影，只不過是礙於家族的產業，不得不接手而已。原本三父子還相安無事，各項工作也都有序的開展著。然而，邵逸夫的一個決定，卻親手打破了這份寧靜。
1981年，邵逸夫安排自己的“妾室”方逸華進入了集團的董事局。真正的進入了邵氏的核心高層。
當時邵逸夫的原配夫人還在，作為正妻所生的兒子，邵維銘兩兄弟，自然對方逸華的進駐頗有微詞。更何況，方逸華是一個比父親還“狠”的角色。
方逸華對待員工從來都是毫不留情，凡是她看不慣的大都採用一刀切的形式，動不動的就開除員工。曾因為一個主持人一時發揮的不好，她就把人開除了。
邵維銘和邵維鍾都是受過西式教育的，大概也既不認同這種企業管理方式。時間越久，不滿也就越多。直至邵維銘帶著弟弟退出董事局，去往新加坡。
此後的二十多年裡，父子三人一直處於冷戰的狀態，形同陌路。幾年以後，邵維銘兄弟也都有了各自的事業，生活已是無憂，也無心接過家族的生意。邵逸夫也開始關心起了慈善事業。
如果說最初，邵逸夫也只不過是做點表面的慈善而已，但從1985年後，他徹底的變了，他過慈善和教育事業，當作了人生中最後的追求。至於原因，大概是因為三哥邵仁枚的離世。
邵仁枚大半輩子都是在新加坡度過的，他是一個真正熱衷於慈善事業的人。無論哪裡有天災，還是哪裡有人禍，他總是盡一絲的綿薄之力。
“錢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或許是三哥的離世，觸動了邵逸夫的內心。他把公益事業的眼光，放到了內地。
從1985年開始，邵逸夫幾乎每年都要花費近億元的資金，為國內翻修教學樓、修建圖書館，投資建設師範學校，捐贈實驗室。
邵逸夫在教育上的捐贈與似乎與別人有著不同。他所捐贈的專案，不光是由他自己出資，專案所在的學校，或是當地的政府也要拿出一定比列的資金投資到其中。
他更像是將公益事業當作生意來經營。或許是在他看來，只有受捐助方也出資了，他們才會更好的去利用新的資源，而不是把它當作擺設，終究荒廢在那裡。
2002年，邵逸夫還設立“逸夫獎”，用來獎勵全球各個領域的頂級科學家。獲獎的科學家每人可以拿到100萬美元的獎金，比諾貝爾獎的獎金還要豐厚。人們把它稱作東方的諾貝爾獎。
從事公益的30年裡，邵逸夫一共向國內捐助了47億港元之多的資金，建設了6000多個專案。以至於，在國內的每個城市裡，乃至每一所高校中都能見到一所“逸夫樓”。
形成了“凡有讀書聲，皆有逸夫樓”的盛世景象。
2014年1月7日，107歲的邵逸夫走完了自己傳奇的一生，而關於他的故事，還在訴說中。就在送別的當天，三任香港特首前來送別，也算是他人生最後一刻，享受過的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