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敦仁主要貢獻是什麼
在中國傳統學術領域，校勘學並不是一門顯學，其原因倒不是說這門學問不重要，而是搞校勘學的不僅需要大量的知識儲備，還需要長年刻苦的學術實踐。因此，在中國學術大整理期的有清一代，從事校勘學的學者就備受重視。其中，校勘學家顧廣圻被尊為一代宗師。大學者李兆洛在《顧君墓誌銘》裡評價他說：“一時如抱經學士、懷袒觀察父子、竹汀詹事無不兼擅其長，而無和顧澗蘋學博，尤魁傑首也”。
顧廣圻 ，字千里，號澗蘋，江蘇元和人。現有記載是他從小就孤苦，身體也不好，經常生病，然而在臥床的時候也未嘗停止讀書。等他長大一點後，就跟當地的名師張白萃學習，並開始在大戶人家程氏那裡教私塾。程家藏書極多，“因得通覽，學者稱萬卷書生焉。”
顧廣圻這個人不喜歡去考科舉，到三十歲的時候始補博士弟子。後來又拜江藩為師，繼承惠棟的學術傳統。“逐盡通經學小學之義”。他曾論經學雲；“漢人治經，最重師法。古文今文，其說各異。混而一之，則轇轕不勝矣。”可見顧廣圻對今古文的分野壁壘，態度鮮明。他論小學雲：“《說文》一書，不過為六書發凡，原非字義盡於此。” 真是見識高卓。
顧氏於經史、訓詁、歷算、輿地、諸子無不貫通，又精目錄學，有人把他比作王儉、阮孝緒。被孫星衍、張敦仁、黃丕烈、胡克家、秦恩復等人相繼延聘為校書，先後校有《說文》、《禮記》、《儀禮》、《國語》、《戰國策》、《文選》諸書。名家所刻書，爭相聘他勘校。 “每一書競，綜其所正定者作考異或作校勘記於後。”
他自己又喜藏書，取邢子才“日思誤書，更是一適”之語，名藏書處為“思適齋”．著有《思適齋集》，錄其校書、刻書的序跋。他自作《思適齋集》記曰：“顧子貧，齋非所能有也；即身之所寓而思寓焉，而‘思適’之名亦寓焉。當其坐齋中，陳書積幾，居停氏之所藏，同志之所借，以及敝篋之所有，參互鉤稽以致其思，思其孰為不校之誤，孰為誤於校也。思而不得，困於心，衡於慮，皇皇然如索其所失而杳乎無睹。人恆笑其不自適，而非不適也，乃所以求其適也。思而得之，豁然如啟幽室而日月之；舉世之適，誠莫有適於此也。” 1935年，王大隆又輯集外題記，刊成《思適齋書跋》4卷。
作為一代校勘學宗師，顧廣圻在學術貢獻上很大，他一生校勘160多部古籍。其最突出的地方是提出校勘古書要做到“唯無自欺，亦無書欺；存其真面，以傳來茲”。經他親自校過的圖書，都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比如他校勘的李善注《文選》，為《選》學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至今仍是我們學習和研究《文選》的重要版本。他的校勘方法簡單地說就是“以不校校之”，此法被人稱為“顧校”，今天仍見於中國大學的文獻學教材。“顧校”有多種表現形式：第一種，是作為第一手文獻的顧廣圻的手校本。第二種，是作為定型文字的《校勘記》。 第三種，是顧廣圻自己刻過的一些書，即顧氏思適齋刻本，當時一些有名的收藏家、官員刻書，也會邀請顧氏負責校勘。這些印本也成為今天我們研究“顧校”的重要部分。
在校勘的具體實踐上，顧廣圻曾與大學者段玉裁發生過一場影響很大的爭論，顧廣圻主張“以不校校之”，而段玉裁主張“定底本之是非與定立說之是非”。關於這場爭論，後世或是段而非顧，或是顧而非段；或認為是吳、皖兩派校勘家的門戶之爭，或認為是對校、理校的校勘方法之爭。 眾說紛紜，到今天也沒有形成一個定論。
顧廣圻涉獵的領域很廣，有研究者認為清乾隆間的志怪傳奇小說集《廣新聞》，署名“無悶居士”的就是顧本人。顧廣圻很佩服宋儒《語錄》，摘其切近者，成《遁翁苦口》一卷。“平居博覽，鹹能識之無遺。每論議滔滔不竭，而是非所在，持之甚力，靡所瞻狥。”
顧廣圻一生都很窮困，靠給人校刻書籍為生。儘管多與公卿來往，但自己的錢也不多。他晚年的時候癱瘓在床五年，七十歲的時候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