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背本趨末什麼意思
漢族士大夫在北魏政權中的地位是隨著他們在北魏政權中所進行的政治活動之廣度和深度的不斷變化而變化的。
（一）漢族士大夫在北魏政權中的地位。
北魏前期，漢族士大夫的地位並不穩固。一方面因為自身的才幹受重用，另一方面又因為“異族”身份而被猜忌。
1、重用。
由於漢族士大夫本身的先進文化知識可以幫助胡族政權“建立各種朝儀、禮樂、典章制度”，而漢族士大夫在中原地區深厚的社會影響力又能安撫社會基層的躁動力量；
所以北魏進入中原之後就效仿十六國時期的各個胡族政權重視對漢族士大夫的招攬和重用，因此在北魏一個半世紀的統治生涯中，充斥著漢族士大夫活躍的身影。拓跋氏政權對漢族士大夫的招攬、重用，早在北魏建國之前就開始了，衛操、莫含、燕鳳是其中的傑出代表。北魏正式建國後，從開國君主道武帝開始，以後歷任君主都十分重視對漢族士大夫的吸收、任用。
道武帝復國後，先是繼續重用代國舊人許謙、燕風，而後上谷張袞成為幫助道武帝拓跋珪創國的第一得力助手。後道武帝在大敗後燕、佔領河北後，便下旨大量招攬漢族飽學之士，史載，道武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賜見，存問周悉，人得自盡，苟有微能，鹹蒙敘用。”
這幫助北魏吸收了一大批後燕的傑出漢族士大夫，而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崔宏、崔逞、王憲、屈遵、張蒲、公孫表、李先等人，而號稱有“王佐之才”的崔宏更是成為道武帝中後期最得力的謀主，史載其“信寵過之”“勢傾朝廷”。
明元帝仿效父祖，“分遣使者巡求俊逸，其豪門強族為州間所推者；及有文武才幹，臨疑解決；或有先賢世胃，德行清美，學優義博，可為人師者；各令詣京師，當隨才敘用，以贊庶政。”大量河北士人望風歸附。
太武帝時，隨著統一北方戰爭的需要，北魏政權開始大規模地招攬漢族士大夫，標誌為神麝四年（公元431年）下達的徵士詔：“頃逆命縱逸，方夏未寧，戎車屢駕，不逞休息。根據統計，太武帝這次一共徵士35人，規模空前，“使北魏政府得到了一大批以漢族士大夫為主體的有才之士。”
2、猜忌。
北魏前期，漢族士大夫即使受重用，“在北魏政權中（也）只充當制定禮樂，與參謀議的角色，”軍國大權始終掌握在拓跋貴族的手中，拓跋氏統治者並不真正信任他們，例如張袞，在道武帝前期“常參大謀，決策幃幄”，歷任左長史、黃門侍郎等要職，後更是官拜奮武將軍、幽州刺史，賜爵臨渭侯；
但在天興元年（公元398年），僅因為與崔逞二人在答東晉將領司馬德宗書函時，不願意措辭羞辱東晉皇帝，而被道武帝猜忌心向漢室而遭貶黜。而因此事被處死的崔逞，官拜“尚書，任以政事，錄三十六曹”，也僅僅一年時間而已，崔逞之死也迫使南朝來奔的司馬休之等人對投魏之事心有顧忌。
而道武帝中後期的謀士崔宏也有類似的遭遇，天興元年（公元398年）十二月，奉命“通署三十六曹”，但次年三月，道武帝又下詔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曹為三百六十曹，並任命諸大夫主持日常事務；由此可見，崔宏並沒有長期主管北魏的三十六曹事宜。
又有鄧淵，天興元年十一月，被授以“典官制，立爵品”的機要事務，應該說鄧淵在當時是很受重用的，但後來道武帝卻懷疑其與和跋“拂逆”有關，而被倉促賜死。
崔宏子崔浩歷事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在政治和軍事上功績卓著，有太武子房之稱，“屬太宗為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日”，可這位極具才華的能人智士也僅因為國史一案而慘遭冤戮，而隨父祖入國的李慄、劉潔等人，“並有忠勤征伐之效，任遇仍優，俱至誅滅。”又有段暉，太武帝撞見他在馬格中，懷疑他欲南逃，於是“斬之於市，曝屍數日”。
又“北魏前期實行九品混通的稅制，其原則是‘計資定課’，‘不得縱富督貧在這種稅制下，地方上的豪強地主經濟上也受到很大損失。”如此處於北魏統治下的漢族地方豪族的政治經濟勢力不斷被削弱。
北魏中期開始，漢族士大夫的地位逐漸穩固起來，越來越多的漢族士大夫參與到北魏的政權建設中來。這是因為到孝文帝太和年間，北魏“面臨的政治任務從對北方的軍事征服和穩定政權轉變為維持其政權的長治久安以及實現對南方的統一”，這種情況迫使北魏統治者積極轉變前期只是單純利用漢族士大夫才幹的政策，而走向與之合作以完成北魏政權封建化的歷史任務。
又因為北魏前期仍然實行粗放型的畜牧經濟，而這種回報不多的經濟形勢無法養活已經統一北方地區的北魏的眾多人口，所以北魏統治者逐漸開始重視中原地區傳統的農業經濟，這就必須依靠擅長農業耕作的漢民，由此，北魏在經濟領域也開始與漢族士大夫合作而走上封建化道路了一一從最初的“分土定居”，“計口受田”到孝文帝太和年間頒佈均田制，北魏逐漸成為一個農業政權。
在這種情況下，北魏自中期開始，漢臣地位多比較穩固。例如，隴西李衝，在馮太后朝時即深受重用，遷中書令，進爵隴西公；孝文帝“親政”後繼續得到重用，以左僕射等身份幫助孝文帝完成了漢化改革。而逃過國史案劫難的高閭被馮太后重新啟用，“引為禁中，參決大政”，孝文帝時，累進爵咸陽公，遷散騎常侍，歷事北魏五帝，孝文帝太和以後以善終。
又有馮太后老臣李彪、高閭、宋棄、劉芳、遊明根、刑產等均在在孝文帝時繼續身居高位。劉芳（公元453-513年），在馮太后朝得到重用，後又屢次升遷，孝文、宣武二朝奉命為北魏引進南方禮儀制度。遊明根（公元417—498年），獻文帝、馮太后時就位居顯職，孝文帝時遷為“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
孝文帝死後奉遺詔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為宰輔，”宣武朝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開國侯，兼散騎常侍。宋棄（生卒年不詳），被孝文帝提拔，累遷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等職，孝文帝死後，“遺詔以棄為之（吏部尚書），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宋棄的宗族子孫在也均入仕北魏，且“宗祀之不亡。”這充分說明孝文帝太和改制後高度封建化的北魏政府開始對漢族士大夫採取理性化的統治方針。
北魏中期以後漢族士大夫地位逐漸穩固也在漢族士大夫任職北魏人數顯著增加方面有所體現。例如，單就漢族士大夫在北魏中央任職的情況來看，自道武帝至孝文帝承明元年（公元476年）的九十年間，北魏中央政權將相共計144人，其中漢族士大夫僅40人，也就是說，北魏前期大約只有27%的漢族士大夫出任北魏中央政權將相之職；
而僅孝文帝太和元年至孝明帝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五十年間，就新增加中央政權將相93人，其中新增漢族士大夫42人，漢族士大夫所佔比例上升到45%，其中宣武、孝明兩朝漢族士大夫在中央政權將相所佔比例已經過半。總之，漢族士大夫在北魏的地位是在曲折中逐漸上升，直至穩定的。
（二）漢族士大夫對北魏政權的影響。
拓跋鮮卑是北方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其社會歷史形態及文明程度皆遠遠落後於漢族，進入中原地區後，為了有效統治廣大北方地區的眾多人口（主要為生產、生活方式更為先進的漢族人口），及對抗南方先進的漢族政權，其必須進行漢化改革，以壯大力量。漢化的改革即封建化，必須依靠漢族士大夫的幫助。
漢族士大夫對北魏政權的漢化影響首先表現在政治上建立漢化的制度統治模式，而這種漢化的影響早在代國時期就開始了，衛操、衛雄、姬澹、燕風、許謙、張袞、莫含等代表人物在許多領域對拓跋氏的統治施加影響，例如，衛操在桓帝崩後，即建議拓跋氏，“立碑於大邙城南，以頌功德，雲：’魏，軒轅之苗裔。‘”
自西周開始，歷代漢族政權皆有南郊祭祀的傳統，衛操建議拓跋氏南郊祭祀即是釆用漢族政權的統治傳統；而衛操建議拓跋氏鮮卑在南郊祭祀時立碑標明拓跋一族乃軒轅帝之後（漢族乃炎黃子孫，黃帝即軒轅帝），意在於表明拓跋氏一族與漢族一樣都是黃帝后裔，身份正統，如此就可以加強以後拓跋氏鮮卑統治中原的說服力。
又西晉末年與拓跋部族交好，晉冊封其最髙統帥拓跋猗盧為代王，拓跋猗盧死後，拓跋部族一度內亂，後拓跋什翼鍵平定內亂，成為拓跋部族的最高統帥，在漢族官制文化的影響及漢族士大夫的推動下，什翼鍵沒有釆用拓跋部族原先大酋長或‘’汗”的稱號，二是釆用晉所封之代王的稱號，至此，拓跋部族開始向王國的方向發展。
道武帝拓跋珪復國稱魏後，在漢族士大夫的推動下開始了封建化程序。北魏前期，漢族士大夫促進北魏初步封建化的主要措施是初步建立漢化的國家制度，即禮儀制度、官僚制度、法典律令等方面的初步建立，除此之外，自道武帝拓跋珪開始，北魏皇帝就在漢族士大夫的建議下仿效漢族政權父死子繼的皇位繼承製度。
拓跋氏鮮卑族和一切其他剛起步的民族一樣，部族首領由推舉產生，道武帝就是由各部落的推舉產生的，但是推舉制度只適合部落處於原始階段時，當部落發展成為國家時，繼續沿用此制度勢必會阻礙中央集權的發展，因此道武帝仿效西漢漢武帝殺死鉤弋夫人而立其子故事，建立了子貴母死的皇嗣繼承製度；
而“明元帝建立太子制度完全採用了漢族士人崔浩的建議”，即太子監國制度。漢族政權中自古就有若君王不在京都或因病不能理政事，就由太子臨時監國的傳統，崔浩仿效漢制，建議明元帝立拓跋養為太子，並委任監國，崔浩早建儲君的建議，“完全符合漢族封建統治者立儲建嗣的傳統，起到了用漢族封建王朝的繼承製度，去改造拓跋鮮卑繼嗣無序狀態的作用。”
在地方統治制度方面，“北魏從皇始元年攻取幷州後，便承襲晉制，實行州、郡、縣三級地方制度。州設刺史，郡設太守，縣設令長。”
北魏前期，漢族士大夫除了在政治上幫助拓跋氏政權建立各種漢化的統治措施外，在經濟領域也幫助其建立漢化的措施。
就經濟領域來說，主要是接受漢族的農耕文化，重視發展農業及逐漸定居，道武帝時期就有意識的恢復和發展農業，“分土定居”、盛樂息眾授田、河北屯田為其中比較著名的重農措施；明元帝時開始“計口授田”，即按人丁分配土地；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間（公元440—51年），“下令修農職之教，”並大量開墾荒田。
以上種種漢化措施，使得北魏在就前期初步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自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開始，北魏開始了全面的封建化道路，以李衝、李彪、王肅為代表的一大批漢族士大夫仿效漢族典章制度。在政治經濟領域實行班祿制、官品制、三長制、均田制以及改定律令，在社會生活領域改易風俗，禁胡服、胡語，用漢服、漢語，改胡姓為漢姓，進而“分氏定族”，確立門閥制度，以上“太和改制（的各項措施）意味著拓跋族封建化的完成”。
此外，漢族士大夫還有一項貫穿北魏政權始終的影響，那就是“傳播儒學思想，更新拓跋統治者觀念，加速思想上的封建化，”即發展儒學政治。
需要闡述的是北魏統治者積極接受和學習儒學政治思想的情況，而最能代表北魏統治者重視儒學的表現當屬以儒學為主要學習內容的官學（主要目的是為拓跋氏統治者培養具有儒學統治思想的繼承人和臣子）的設立，自道武帝“初定中原”之時，即立國子學，置五經博士，即以五經作為官學的教材。
明元帝時改國子學為中書學，設立“教授博士”為中書學教員。太武帝時，分立東、西太學，並命盧玄、高允二人負責招進地方才學之士；獻文帝時，設立鄉學，並規定了地方各級行政單位鄉學的規模一一博士、助教、學生的數量；孝文帝太和年間，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尊三老五更”；
又增設皇子之學；遷都洛陽後，又下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劉芳、李彪、崔光、邢巒等文史通達者皆在其中講授儒經；宣武帝時，復立國學、四門小學，並從州郡中大選儒生。
孝明帝神龜年間（公元518—520年間），命“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入國學（未成）；正光二年（公元521年），命崔光於國學講授《孝經》，而後北魏國學是廢時興。除北魏統治者的主觀意願外，漢族士大夫的積極參與是北魏官學得以建立並不斷完善的關鍵。
如道武帝釆納河西士人李先的建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頒令天下，收郡縣之經籍集於平城。獻文帝時，聽從李祈的建議，“於州郡所各立學官。”
結語
由此，在漢族士大夫的幫助下，北魏在太和改制之後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比較成熟的封建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