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宮之中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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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後，在全國藩鎮之中以河北三鎮最為強大，治兵繕甲，割據一方。
但唐末以後，在鎮壓黃巢起義中，各地藩鎮力量發生重組，李克用、朱溫等勢力崛起，操縱朝政，兼併鄰藩，相反傳統的，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河北藩鎮的影響力大為下降，甚而淪為朱、李的附庸，最後為其所滅。
為何朝廷和藩鎮能夠長期存在？
在唐末社會劇變下，社會提供給各個藩鎮的條件應該是大致相同的，關鍵是自身的應變、調節和把握機會的能力。也就是說，在唐末河北藩鎮面臨著與李克用、朱溫等大致相同的發展機遇，朱溫、李克用，甚至李茂貞、王建等藩鎮都抓住了，而河北藩鎮卻沒有抓住。
之所以如此，地方統治者自身的能力素質是一方面，但最為根本的則是河北藩鎮長期形成的地域主義傳統束縛了河北藩鎮的發展。
唐後期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減弱，藩鎮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唐代藩鎮體制的基本特徵是地方軍事權、行政權和財政權的合一，節度使集軍、政、財大權於一身。因此藩鎮體制對地方來說，以集權為特徵，但對朝廷來說，恰恰是一種分權的體制。
可以說，地方化是唐後期的一個普遍現象，藩鎮大都“爭榷率徵罰以為軍資，點募自防”。不獨河北藩鎮為然，但以河北藩鎮的表現最為突出。河北藩鎮在地理上連成一片，“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和經濟單元。
加之，隋唐王朝定基關中，奉行“關隴本位政策”，關隴和河東為核心區，河北不再是王朝的政治核心區，與北齊時代相比政治地位大為降低，與王朝關係也有些疏離。
1、“河朔故事”
“河朔故事”也稱為“河朔舊事”、“河朔舊風”，屢見於史書。
所謂“河朔舊事”，據胡三省的說法是指“河北諸鎮世襲，不輸朝廷貢賦，不受朝廷徵發”。
張天虹先生指出“河朔故事”至少包含三個方面的內涵：
最主要的方面當是指河北藩鎮節度使的繼承原則，即父死子繼，朝廷不應加以干涉。
另一含義是，河北藩鎮軍民希望自我封閉，在政治、經濟、軍事上保持相對獨立，不受朝廷的控制和干涉。還包括在河北地區被廣泛接受的慣例或習俗。簡而言之，即節度使之位的繼承原則——世襲制、相對獨立的自治原則以及比較模糊的上下尊卑關係。
雖然對“河北故事”層次認識，學界認識不盡相同，但幾乎無一例外地認為“河北故事”的核心是節度使的世襲制，即以土地傳之子孫。
2、藩鎮與唐朝關係的幾個節點
在安史之亂平定初期，那些安史餘孽尚有爭衡天下之志，這在田承嗣、李寶臣等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
大曆八年（773年）田承嗣侵相衛，挑起繼安史之亂後的一場大戰。
大曆十一年（76年），又侵略滑州，與汴州叛將李靈曜相應。李寶臣既貯異志，引妖人作讖兆，為丹書、靈芝、朱草，齋別室，築壇置銀盤、金匜、玉斝，謊稱：“內產甘露神酒。”妖人復言：“當有玉印自天下，海內不戰而定。”李寶臣大悅，厚賚金帛。
最後輕信妖人的鬼話，竟喝所謂的甘露而死。
大曆十年諸鎮討伐田承嗣時，田承嗣為了反間成德與幽州，刻石作讖語云：
“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
李寶臣作為一代梟雄，之所以輕信妖人和田承嗣的鬼話，正是妖人和田承嗣迎合了他夢想取天下的野心。
因此，安史之亂結束後直至德宗時期，河北藩鎮勢力尚處於分化重組階段，各鎮向鄰境爭奪地盤，伸展勢力的傾向還相當嚴重。加之，唐廷對河北藩鎮特殊地位並不甘心，仍然沒有放棄收復河北的打算。也就是說，唐廷與河北藩鎮之間的關係尚處於摸索階段，還未定型。
經過建中初的武力干預失敗後，唐廷才正式承認了三鎮特殊的繼任制度，形成了父死子繼為主要特點的所謂“河北故事”。
《唐大詔令集》、《賜李納王武俊田悅等鐵券文》雲：
“子孫代代，為國勳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窮。”
此詔頒佈於興元元年（784年），明確規定了淄青李納、成德王武俊、魏博田悅子子孫孫可以傳阼無窮。
這是對安史之亂以來，河北藩鎮事實上已經形成的節度使世襲制度的第一次明確承認。
長慶二年（822年）由於河北再叛，由是唐廷“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
長慶的河朔再叛是河北藩鎮與中央關係的又一個界點，應該說，此後河北藩鎮與唐中央的關係最終明確了下來。
但“河北故事”的形成並不在此，而是建中之亂後。河北藩鎮與唐中央之間的關係是基於雙方力量對比的博弈。
建中之亂後，唐廷對河北藩鎮節度使世襲權的承認，換取了河北藩鎮的臣服，二者又重新實現了和平。但這只是一種動態的平衡，當一方力量增強時，這種平衡勢必被打破。原先形成的所謂慣例，也就不再成為約束。
元和時憲宗對河北藩鎮的討伐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3、藩鎮封閉性的逐漸形成
隨著河北藩鎮第一代節度使的先後去世，繼任者大多已經沒有與唐王朝爭奪天下的野心。特別是隨著建中之亂後“河北故事”的建立，河北藩鎮開始表現出強烈的地域主義，它們奉唐天子為天下共主，自比古之諸侯。各鎮節度使主要採用世襲制和軍將擁立制，自不待言。
經濟上，“徵賦所入，盡留贍軍，貫緡尺帛，不入王府”。“戶版不籍於天府，稅賦不入於朝廷。”
在政治上“不稟朝旨，自補官吏”，悉以其黨為管內諸州刺史縣令。
《冊府元龜》卷三七四《將帥部·忠》載：
“先是，河北不申吏員，（田）興乃奏管內州縣官二百五十三員內一百六十三員見差官假攝，九十員請有司注擬。從之。”
即使是在魏博節度使田興歸順中央後，在所有253員州縣官中，地方藩鎮任命的有163員，而由朝廷任命的不過只有90人，所佔比例不足36%。
也就是說，河北藩鎮在政治、經濟等方面表現出很強的封閉性。
當然，這種所謂的封閉性，只是相對而言的，透過對河北藩鎮武職僚佐的遷轉流動的探討，已經指出了河北藩鎮與中央和順地藩鎮之間的聯絡並不像以前人們認為的那樣隔絕。
藩鎮作為一個軍政合一的體制，由節度使、藩鎮幕府和郡內文武官員、普通士卒共同構成。藩鎮系統加上其統治下的普通民眾就是整個藩鎮社會。
河北藩鎮長期的割據統治，使地域主義的觀念深入人心，割據一方的思想深深紮根於諸藩鎮的文武官員、軍卒乃至普通百姓之中。對於他們而言，效忠的物件是節度使而非朝廷，甚至只知節度使府主，而不知有朝廷。
正如史書所云，“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
在唐後期房山石經軍將題記中，多為節度使祈福，而很少提及朝廷皇帝，這與唐初及其他順地藩鎮表現出很大的不同。但一旦節度使損害了本鎮利益，也會遭到藩鎮上下的反對。
4、地域主義成為共識
幽州劉總、成德王承元、魏博田弘正等人歸順朝廷時，軍將喧譁不受命，甚至誅殺數人才得以成行。
即使是被軍將擁立的節度使，如果背叛了本鎮的利益，輕則被逐，甚者被殺，遭受滅門之禍。
魏博節度使史憲誠，是被軍將擁立的，應該說具有較深厚的統治基礎。但他為了向唐廷表示忠誠，謀劃分割魏博。不料計劃洩露，立即為部下所殺。
這些都涉及了該鎮的核心利益，軍將極力維護也在情理之中。有時在不觸及該鎮根本利益的情況下，仍會遭到抵制。
義成鎮與魏博隔河相望，苦於黃河氾濫，“滑以水害聞於朝，請移河於衛之四十里，且役衛工三萬餘，詔宏正議之。皆日：‘壞吾地，役吾人，以利他邑，古無有也。”
最後在節度使田弘正的堅持下，黃河改道工程才得以進行。
還比如，長慶間幽州和成鎮二鎮叛亂，原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在調任成德節度使後被叛軍殺害。唐廷以田弘正在魏博的影響，任命其子田布為魏博節度使進行討伐，因度支饋運不繼，田布發魏博六州租賦以供軍。
“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己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
聲稱“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皆不能也”。
最後田布被逼自殺。魏博和成德有殺帥之仇，其仇不共戴天，但一旦魏博軍將感到節度使危害了本鎮利益時，便拋棄了主帥，與叛軍結成了聯盟。
5、強大的地域軍將集團
安史之亂後，藩鎮林立，諸鎮互相制衡牽制，雖然其中有強有弱，但沒有一哪個藩鎮具有壓倒性優勢，更沒有哪一個有取代唐王朝的力量。
河北藩鎮安史亂後，發動最大規模的一次叛亂是建中之亂。但這次叛亂與安史之亂也有根本的區別。
安祿山、史思明等人的目的是推翻朝廷而取而代之，而德宗時期的諸鎮連兵，其目的則是加強和鞏固自己的地盤，使自己的活動較少地受中央的干預。諸鎮大多數無意於爭奪皇位，而是滿足於控制各自的地區。
只是由於德宗“欲掃除河朔，不令子孫嗣襲”，才引發了諸鎮之叛亂。正如時人陸贄所云，河北諸鎮“意在自保，勢無他圖”。長慶初，幽州大將朱克融發動了叛亂，最後唐廷赦免朱克融，以之為節度使。但朱克融桀驁難訓，但宰相裴度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其外強中乾的本質。
“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
軍將士卒雖然是藩鎮統治的支柱，但當節度使發動的與朝廷的戰爭不能給本鎮帶來利益時，特別是當他們的利益遭受直接損害時，便會遭到手下軍將的抵制與反對，軍中便會萌生厭戰、反戰情緒。
德宗建中之亂時，“時（田）悅阻兵四年，身雖驍猛，而性愎無謀，以故頻致破敗，士眾死者十七八。魏人苦於兵革，願息肩焉”。
由於幽州節度使朱滔怨恨德宗賞賜不公，與成德聯合，參與了叛亂，南下救援魏博田悅。雖然朱滔極力挑撥與朝廷的關係，聲稱為將士有功者奏求官勳，但朝廷都沒有批准。
即使這樣手下仍反對出兵，曰：
“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土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
朱滔誅殺反對者大將數十人，才使反對的呼聲稍有平息。在南下中，又發生軍士譁變，要求還鎮，朱滔又誅殺二百餘人，才使軍士繼續南下。
胡三省在此不禁大發感慨，“河朔三鎮之人豈皆好亂哉！上之人御失其道耳”。
軍將此舉並非是出於對唐廷的忠誠，而主要是對本鎮和自身利益的維護，胡三省的說法雖不無道理，但不免膚淺。
當然，三鎮中也不乏野心勃勃之輩，原為安史叛將的田承嗣、李寶臣自不待言，幽州節度使朱滔、楊志誠等也是有政治野心的。朱滔不僅“欲盡吞河朔而王之”。而且欲僭稱帝，乘輿、法從及赦令皆具。楊志誠在鎮，“密制天子袞冕，其被服皆擬乘輿”。
但從史籍來看，這些例子都出現在幽州鎮，幽州鎮“兵多地險”，僻處一隅，相對封閉的環境，容易產生割據稱王的思想。
“當是時（指朱泚為節度使時），幽州兵最強，財雄，士驕悍，日思吞併，不知有上下禮法。”
特別是唐末，幽州鎮吞併橫海鎮，勢力凌駕於成德和魏博之上，成為北方僅次於李克用的一大勢力。
“是時，中原方多故，（劉）仁恭得倚燕強且遠，無所憚，意自滿。”
劉守光更是狂妄至極，他宣稱：
“我大燕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東有魚鹽之饒，北有塞馬之利，我南面稱帝，誰如我何！”
最後不顧群臣反對，即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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