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晉宋以來孝文帝為什麼遷都洛陽
對於任何一個封建王朝來說，都城的設定都是“國之大事”，必然要慎之又慎。鮮卑拓跋政權曾先後在三個城市建都，孝文帝時將都城從平城遷往了洛陽。
北魏孝文帝遷都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還是因為當時北魏的政治目標從四處擴張轉為了加強統治，相比來說，洛陽要比平城具有統治優勢。
北魏皇族改姓也是北魏加強統治的一個措施，在封建歷史的發展程序中，
北魏孝文帝遷都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還是因為當時北魏的政治目標從四處擴張轉為了加強統治，相比來說，洛陽要比平城具有統治優勢。
在《資治通鑑》中記載，當時魏孝文帝下詔“
任何一個外來民族想要在中原地區形成長久的統治，就必須漢化，北周、北齊和清朝都是如此。
而“元”代表的就是萬物之源，由此可見，
魏之先出於黃帝，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源也。”
一、政治原因
“元”這個姓氏並不是隨便選擇的，而是孝文帝為了彰顯統治正統性，特意選擇的一個姓氏。
可以說拓跋鮮卑政權的發展壯大與多次南遷有著密切的關係，在孝文帝之前北魏就已經多次遷都了，之前的東木根山和盛樂都處於塞外的草原遊牧生產區，隨著都城的南遷，拓跋一族的勢力也漸漸南遷，遷都平城後，拓跋一族的勢力已經進入到長城內側的農耕地區了。
“元”這個姓氏並不是隨便選擇的，而是孝文帝為了彰顯統治正統性，特意選擇的一個姓氏。
定都平城是北魏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但是到了孝文帝時這一發展時期早已過去。氣候惡劣，不利於農牧生產的平城已經不適合作為都城了。
（一） 政治發展的需要
相比於平城來說，洛陽這座城市更適合作為一個國家的都城。洛陽居於天下之中，在歷史發展程序中曾多次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除了陸地交通以外，洛陽的水路交通也十分便利。
由此可見遷都洛陽並不是北魏孝文帝的一時興起，而是北魏政權發展壯大的一個必要選擇。
在《魏書》中曾記載“洛陽九鼎舊所。”由此可見，在中國歷史上，洛陽這個城市曾被視為王權的象徵。
遷都是北魏發展的一個必然的選擇。即使都城不是洛陽，也斷然不會再是平城。平城是一個很好的軍事之地，但並不適合作為政治中心而存在，這樣看來，平城自然會被倡導文治的孝文帝所摒棄。
由此可見遷都洛陽並不是北魏孝文帝的一時興起，而是北魏政權發展壯大的一個必要選擇。
北魏在建立初期只是一個發展落後的小部落，在進入中原的過程中，統治者吸取了漢族地主的建議，融合了中原地區的先進生產生活方式逐漸漢化，但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依然屬於奴隸社會。
在《魏書》中記載，魏太祖時期，曾多次發生旱澇災害，有很多流民遷入於平城，但是因為交通不便，所以平城的經濟發展程度極其有限，無法儘快解決流民問題。
在戰爭時，北魏貴族這些漢族以及其他各民族的人充當前鋒步兵，讓他們衝鋒陷陣。鮮卑騎兵騎馬在後，任由戰馬踐踏這些前鋒騎兵。
在統治集團內部，鮮卑貴族與漢族地主之間的矛盾也極大，因為民族差異，鮮卑貴族對漢族地主存在很大的戒心，於是便在朝堂中處處壓制漢族地主的勢力。
這一優越的交通因素，能夠讓中央的命令很快的下發到地方，同時也能夠及時收到地方情報，便於各地來朝貢。
這些漢族地主在成長過程中飽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們也並不十分認可鮮卑貴族的正統地位。所以這兩個政治派別之間經常會發生矛盾，鮮卑貴族常常會因為意見不統一對漢族地主大肆屠殺。
除了社會上層內部的矛盾以外，統治集團與社會底層之間的矛盾也極其尖銳。北魏時期，因為長期的征戰，國庫並不寬裕，因此官吏並沒有固定的薪水，只能靠戰利品來作為額外獎勵，
（二） 緩和民族矛盾的要求
並且，政府也會經常向百姓們徵收額外的絹、帛、糧食，在沉重的賦稅壓迫下，百姓們不堪其擾，紛紛起義，據統計從北魏統一到孝文帝改革之前的50多年裡，北魏就爆發了80多次的農民起義運動。
在封建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任何一個政權被推翻，都與其內部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的激化有關，這次改革之所以如此的義無反顧，
北魏的南下伴隨著長期大規模的民族征戰，很多北魏貴族自視甚高，看不起其他民族的人們，在面對其他民族反抗時，北魏貴族常常會對他們進行野蠻的屠殺。
二、經濟原因
在鮮卑政權早期，百姓們過著畜牧遷移涉獵為生的生活。在東漢初年，整個鮮卑部落南遷到了陰山，河套一帶，逐漸接觸到農業經濟，但是整個經濟發展的基礎仍然是狩獵業。
據史料記載，
北魏的南下伴隨著長期大規模的民族征戰，很多北魏貴族自視甚高，看不起其他民族的人們，在面對其他民族反抗時，北魏貴族常常會對他們進行野蠻的屠殺。
到了北魏孝文帝時期，這一經濟生產傳統出現了很大改變，孝文帝在位的29年中從未帶兵出去狩獵過，之後的幾位帝王也很少出去狩獵。
雖然漢族地主已經被納入統治集團了，但他們幾乎沒有實權。
但是，孝文帝改革的確促進了整個北魏的經濟發展，增加了財政收入，促進了人口增長。這對於整個北魏王朝的發展來說，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三、文化原因
雖然漢族地主已經被納入統治集團了，但他們幾乎沒有實權。
在封建社會的發展中，曾多次成為王朝的政治、經濟發展中心的洛陽文化底蘊也極其深厚，雖然在戰亂年代時遭受過破壞，但像過去的太學遺址以及《經學石經》仍然殘存，其中就有著名的《三字石經》。
據《魏書》記載，太和十七年九月，孝文帝巡幸洛陽，看到這些太學典籍被破壞時曾十分感慨說
在逐漸統一之後，連戰利品都沒有了，官吏為了維持自己奢侈的生活，開始了對底層百姓的大事殘酷搜刮。
。之後他又先後巡查了洛橋，太學以及石經。
對於尋求漢化的孝文帝來說，選擇洛陽作為都城，無疑表明了自己恢復儒學，重振洛陽的決心，
在逐漸統一之後，連戰利品都沒有了，官吏為了維持自己奢侈的生活，開始了對底層百姓的大事殘酷搜刮。
主要還是因為此時國家內部的矛盾已經嚴重威脅到了北魏皇室的統治。所以不得不透過遷都，改姓等方式來獲得漢族百姓的認可，以此來牢固統治基礎。
在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動盪時期，北方地區戰火紛飛，因此人口流動現象十分嚴重，出現了多民族人民混合居住的趨勢，這為各民族之間的融合瞭解提供了機會。在共同抵抗鮮卑貴族的過程中，各民族人民沆瀣一氣。
主要還是因為此時國家內部的矛盾已經嚴重威脅到了北魏皇室的統治。所以不得不透過遷都，改姓等方式來獲得漢族百姓的認可，以此來牢固統治基礎。
在北魏初期設定了太學，北魏朝廷重用詩人，這些政策得到了漢族地主的支援，緩和了社會矛盾維護了社會穩定。孝文帝改革順應了民族融合的歷史潮流，得到了漢族人民的支援，加速了封建化程序，有效地鞏固了統治。
總結：
北魏道武帝至北魏獻文帝的90多年間，統治者曾帶兵狩獵67次，由此可見鮮卑統治者對於狩獵這一生產傳統的重視。這一傳統造就了鮮卑人勇猛不羈的民族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