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天職什麼
撰文｜鬱喆雋（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韋伯逝世百年後的今天，當代人的種種困擾仍未逃出韋伯思索的範疇。
“……他再次表明了是什麼東西讓他痛苦不堪……領著一份薪水，可是在能夠預見的未來卻一事無成，……對於我們來說……只有承擔一項天職的人才是個完整的人。”馬克斯·韋伯的夫人瑪麗安妮在1902年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韋伯的感受似乎和我們自己以及很多身邊人的反應截然相反。如今大多數人因為工作而焦慮，而韋伯因為無法工作而焦慮。如今很多人夢想可以“不勞而獲”、雲遊天下，而韋伯卻因為空領薪水，在周遊列國途中陷入自責。“天職”（Beruf）這個在學術史上打上了韋伯個人烙印的概念，對韋伯而言不僅僅是其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核心，也是他個人生活方式的寫照。值此韋伯逝世一百週年之際，重溫此書和韋伯傳記，我們不免再度追問：職業、工作、上班、勞動究竟對我們意味著什麼？個人如何尋求自己的“天職”？
《永遠的現代人——紀念馬克斯·韋伯逝世100週年》專題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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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天職”？
馬克斯·韋伯在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4）一文中，考察了歐洲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以及職業倫理誕生的過程。在韋伯看來，現代資本主義的職業倫理受到了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之後一些新教苦行教派的深刻影響。他著重分析了加爾文宗特有的“神恩蒙選”和“預定論”觀念對信徒生活方式的塑造。
“職業”（德語Beruf/英語calling）一詞不僅具有世俗的經濟意義，也具有超越的宗教意義——即上帝交託給個人的使命。因此有學者將該詞翻譯為“志業”或者“天職”。依據韋伯的分析，對加爾文派教徒而言，職業的最終目標並非展現個人的成功，而是為了“榮耀上帝”。苦行派新教徒一方面不再認為人生的中心在彼岸救贖，充分肯定了此世的意義；另一方面，他們放棄了原先天主教僧侶離群索居的修行方式，而將滾滾紅塵中的每一刻均視為“苦行”。於是就形成了新教“入世苦行”的獨特生活方式。
即便有文化背景的差異，中國讀者對“天職”這個詞的理解應該並沒有太大的障礙。我們都背誦過“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孟子》）——除卻一神論的文化差異外，“天職”可以理解為上天交託給個人的事業。需要明確的是，今日的中國讀者重新來閱讀韋伯的新教倫理研究，自然並不是出於宗教信仰的目的，而是嘗試從韋伯的分析對自己的當下生活有所反觀，並希冀能給予某種參照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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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不能“什麼賺錢幹什麼”
很多人可能對職業與宏觀經濟現象的關聯並不感興趣，而會主要在意職業對個人的意義。如果將具體的歷史語境和宗教背景放在一邊，韋伯觀察到一種現代的“職業倫理”（Berufethik）——它作為一種“純粹型”（Idealtyp，又譯為“理想型”），帶有如下兩個特徵：
首先，職業是目的本身，而非手段。如今絕大多數人工作（上班）是為了賺錢，而賺錢是為了另一些目的，例如為了養家餬口、消費等等。換言之，如今對大多數人而言，無論是工作還是賺錢都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如果有更好的賺錢手段，職業本身是可以隨時更換的。這樣就會出現韋伯所說的“臨機勞動”，術業無專攻，進而可能出現一種投機行為——什麼賺錢幹什麼。而在韋伯看來，職業不僅要帶來必要且體面的經濟回報，而且要獲得一定的社會認可與榮譽，更加需要個人對其內在價值的認同。
如果只強調其中一端忽視另一端，則會出現兩種情況：若不認同職業的內在價值，僅追求其經濟回報，那就只是一種單純的“生計”。試想一位醫生若忘記了希波克拉底誓言，只看重經濟利益，就可能向患者推銷價格虛高而無效的藥物。一個警察或法官若只看重金錢，就可能會徇私枉法、顛倒曲直。
前不久，廣西南寧周某盜竊電動車被捕後說出一句“打工是不可能的，這輩子是不可能打工的”。這則社會新聞無意間透露出一個傾向——職業的內在意義抽乾，個人寧可鋌而走險、違法犯罪，也要逃避從事正當工作。出獄後周某甚至又受到社交媒體的追捧，反映出當代人職業價值的空心化。而在歐洲語境中尚且還有傳統的宗教道德在起作用，職業並不是不擇手段的倖存者遊戲，它必須經得起上帝的審判。反之，如果職業中只講求認可與榮譽，無法獲得經濟報償，則會淪為義務或者慈善行為。這樣是難以長久持續，也是反經濟的。在韋伯看來，“沒有理念的物質利益是空洞的，但沒有物質利益的理念則是無力的。”
《摩登時代》劇照。
其次，韋伯意義上的職業要克服“知足”心態。韋伯在對易北河以東的農業勞工以及德國西部紡織廠的考察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當計件工資提高之後，很多工人的產量反而下降了。也就是說，很多工人在賺到一定數量的錢之後就知足了，不想再勞動了。韋伯將這種知足心態稱為“傳統主義”。
在人類已知的歷史和文化中，從來就不缺乏特別貪婪的人。但是在韋伯看來，貪慾絕不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根本特徵。他心目中的資本主義英雄人物是工人、小業主、實業家，他們透過不眠不休的勞動、不斷提高的生產效率，來增加收入，而從不知滿足。一旦獲得了超出常人的收入和回報之後，他們也不會安於享樂，更不會痴迷於奢侈品消費來提高所謂的“身價”、滿足虛榮，而是會繼續投入殫精竭慮的新勞動和生產過程中。
1904年韋伯在美國的旅行，讓他看到了清教徒們的勤勉。受到宗教迫害後，他們背井離鄉，沒有攜帶任何資本，舉家來到新大陸。但是，清教徒透過克勤克儉的勞動和強制節約，在短時間內積累了原始資本。因此，韋伯將本傑明·富蘭克林這樣憑藉個人努力、白手起家之人，作為資本主義精神的人格化代表。無論日後取得多大的成果，他們都認為自己只是財富的“管家”，而最終的擁有者是上帝。直到今日有統計資料顯示，新教徒家庭的儲蓄率要比天主教徒高。較高的儲蓄率也使得新教家庭具備更強的抗風險能力，在經濟上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一個絕對的他者，創造了一種“不合理”生活方式。
很多東亞學者嘗試用亞洲的經濟起飛來挑戰韋伯命題。他們指出東亞人是勤勞和努力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上述職業倫理的兩個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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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二代們”還能堅持創業嗎？
韋伯在其新教倫理研究中，為現代資本主義誕生這一宏觀經濟現象找到了微觀的心理動力。對其結論的有效性，學術界有不少討論，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將這個問題放置到中國語境裡來：過去三四十年裡中國經濟騰飛的心理動力是什麼？中華民族一向以勤勞著稱，是否也發展出了某種職業倫理呢？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們有必要明確一點：延續韋伯的思路可以看到，害怕、逃避窮困和積極追求財富在經濟統計上似乎表現為同一件事情，但是對個人而言卻有天壤之別。從事一項韋伯意義上的“天職”要出自個人的內在選擇和動力，而非受到外在的壓力或強制。
東亞社會經常呈現出加班現象，究其原因可能並不是因為員工特別勤勉而樂意加班，而是因為尊重上級（權威）、不敢直接拒絕。這和韋伯所說的“合理化”是背道而馳的。任何缺乏內在動力的社會行動，都需要進行有效動員，要麼透過經濟激勵，要麼透過價值上的肯定。但在東亞社會否定式懲罰機制似乎更為有效，例如經濟上的懲罰或者人際關係上的疏離。筆者認為，前不久在網路上熱議的996現象不可能創造出一種職業倫理，反倒是一種職業傷害。
中國改革開放所實現的財富增長和積累在人類歷史上是罕見的，其間社會劇烈的變化差不多相當於歐洲三四百年間的經歷。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尚未對那種發生在一代人身上的“前所有為”達到自明的理解程度。更為關鍵的是，隱憂不斷出現：很多人開始擔心，這樣的高速增長是否可能再持續一代人的時間呢？筆者並非經濟學學者，自知難以對經濟的外在條件和週期做出專業評價，但可以借用韋伯的思路來考察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對個人而言，為何要辛勞工作、積累財富？
《摩登時代》劇照。
一個可能的回答是，關鍵並非時間，而是人。改革開放的一代人曾經體驗貧窮和匱乏的滋味，因此一旦外部條件成熟，那種強烈希望擺脫貧困的心理開始發揮作用。然而時至今日，下一代人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他們從有記憶起，就不存在匱乏和短缺，而且經濟狀況蒸蒸日上。甚至對一些“二代”“三代”而言，他們的父輩已經為他們掙得了一輩子花不完的財富，他們完全可以不用工作，成為“食利階層”的一員。此時，對他們而言，職業是一個可有可無的選項，而非必須。
面對這一代新人，似乎有兩種不同的可能：一個較為樂觀，認為他們將沒有後顧之憂，不再需要擔憂生計問題，因而可以比前人更加自由、從容地選擇未來的方向；另一個則較為悲觀，認為他們將困於安樂，由於缺乏動力，會變成一代紈絝子弟。對於歷史上西方的清教徒而言，宗教以及相伴的職業倫理是在每一代人身上實現的；而對國人而言，“財商”和職業倫理幾乎從不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那麼就可能出現暴發戶的典型問題——急於證明自己的成功，透過購買奢侈品、豪車、豪宅來自我包裝，過上紙醉金迷、自我炫耀的日子。
對改革開放一代而言，真正改變命運的是兩件事：一是教育帶來的文化資本，二是市場激發出來的市場活力。然而，今天這兩者似乎都不再能那麼“改變命運”。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討論“階層固化”。只有在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外部的保障機制，從根本上解決人們的後顧之憂，個人才不會淪入“不得不”勞動的境地。疲於奔命意味著沒有選擇的餘地。沒有不勞動的自由，就不會有勞動的自由，更不會出現職業倫理。
“敬業”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一。韋伯的職業倫理可以對實現這一基本價值有借鑑意義。如果只將職業視為一種經濟現象，那麼它的意義就只能是貢獻出更高的GDP。而韋伯的研究將職業視為一種生活方式，上升到了倫理的高度——找到一份“天職”是現代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天職不僅是為了養家餬口，而是個人自我實現的皈依、自我認同的使命。
作者｜鬱喆雋
編輯｜李永博，肖舒妍，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