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化常規，要以變應變

“反間計”在曾國藩的用兵中體現為另一種反向思維，即變化常規，要以變應變。以變應變，主要體現在軍事謀略上。《孫子·虛實篇》中說：“夫兵形像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宋代思想家李覯在《論兵策第六》中說：“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而退。”

劉基的《百戰奇略》同樣把因敵變化看作上上之策：“凡兵家之法，要在應變，好在知兵。舉動必先料敵，敵無變動，則待之；乘其有變，隨而應之，乃利。法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幾乎所有軍事家都把因敵變化取勝看作一種高明的戰爭藝術。因敵之變，也就是當敵軍有變時，我也採取適當的變化，利用有利條件，以取得勝利。曾國藩作為一代中興名將，熟讀兵家韜略，針對動盪不定的時局，他採取了以變應變的治兵用兵要訣，因此終能立於不敗之地。

在治軍上，他一掃清末綠營、八旗的陋習，別樹一幟，改弦更張，仿前人練兵方法，斟酌取捨，加以變化，編練湘軍，使之成為一支具有新鮮血液的武裝力量。清代軍事主力發生了三次重大變化。清初以八旗兵為主，由於其出則為戰、入則為民的組織形式和強悍尚武的風氣，使之掃蕩南北，無人能敵，因而能奠定清初統一全國的大業。後來隨著戰事減少，八旗人員享有特權，養尊處優，沉湎於享受，漸染奢侈淫供陋習，失去了戰鬥力。

而由明軍降兵改編的綠營軍成了戰鬥主力。康熙、乾隆以後，歷次大戰基本都是以綠營為主。但到了嘉慶、道光年間，綠營軍也染上了各種積弊，嘉慶初年鎮壓白蓮教起義時就已力不從心，從此練勇開始出現。到了咸豐年間，積弊更加嚴重。咸豐元年，曾國藩上書咸豐帝，對兵制的敗壞進行了全面總結。他說：“軍隊的情況各省不盡相同。漳州、泉州兩地士兵強悍，經常成百上千地聚眾械鬥，貴州、四川多餘計程車兵則勾結盜賊，狼狽為奸；其他的則吸食鴉片，開設賭場，各省皆然。

大多是無戰事則遊手好閒，有戰事就僱傭無賴之徒代替自己從軍。看見敵人就望風而逃，等敵人退後，就殺無辜百姓冒功領賞。”這種腐敗墮落的軍隊，一且參加戰鬥，哪裡有取勝的道理？鴉片戰爭，清軍勇敢抵抗的少之又少，所以才致如此慘敗。倘若說英國人船堅炮利，還情有可原，而太平天國義旗一舉，應者雲集，所過之處，勢如破竹。義軍沒有戰鬥經驗，更談不上武裝精良，人數也遠處劣勢，而清軍追圍堵截，非但不能阻止，反而助長了太平軍的勢力。清軍連連敗績，死傷無數。

曾國藩慨嘆道：“近日來廣西發生戰事，紛紛從外省調兵征討，該省正額土兵二萬三千餘人，士兵一萬四千餘人，聽說竟沒有一個人能用！廣西一省如此，其他省也可想而知。”對這樣的形勢，對付如火如茶的太平天國起義這一歷史奇變，曾國藩坦言：“即使有十萬人在我麾下，也都是各懷貳心，離心離德。在當今之世，用今日之兵，即使諸葛亮復生，也未必能平定太平天國這夥叛賊！”他認為，綠營“習氣太深，安能新創其面目而盪滌其腸胃？恐怕即使岳飛重生，半年可以教會他們作戰技巧；孔子重生，三年也不能使他們革除陋習”。

為了應對太平天國這一大變，倘若曾國藩仍照前人做法，因循守日，等待他的無疑是向榮、和春等人身死軍敗的命運。在這種情況下他只能以變應變，重起爐灶，建立一支新式武裝。曾國落編練湘軍有一個顯著的特色。他改變了清代軍隊的性質，把由清王朝直接控制、直接指揮的國家軍隊，改變成為由地方督撫和將領直接控制、清廷只能間接指揮的私屬軍隊。他利用姻親、門生等封建宗法關係，以血緣、地緣為紐帶，加強了湘軍內部的凝聚力。新兵的招募，全由將領負責，而將領一般只招募家鄉人為兵。

如王鑫“專招一縣之勇”，李元度“只取平江之人，不用其他籍之士。不是秦人不用，不是客家人不用”。曾國藩在衡陽組建時曾宣告：“水手須招至四千人，皆須湘鄉人，不雜用外縣的，蓋同縣之人易於合心也。”同治八年（1869）5月，曾國藩在向朝廷奏報時總結湘軍的取勝原因時說：“湘軍勇營之制，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這種辦法，“比之如樹木，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都一氣所貫通，因此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都好像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存，臨陣自能患難相顧”。

這種盤根錯節的關係，徹底改變了綠營兵“卒與卒不相習，將與將不相和”的弊病，加強了凝聚力，指揮起來如臂之運手，手之使指，形成了較強的戰鬥力。湘軍的兵餉，大部分也是自籌的，曾國藩充分發動士地主維護自已利益的積極性，讓他們捐資助軍，許多地主還自組武裝配合湘軍作戰。湘軍中，許多將領原來就是家財萬貫的大財主，他們不僅從財力上支援湘軍，還親自參加戰鬥，有的還成為一代名將。

另外就是廣開財源，設立厘金制度，在清廷財力日絀的情況下自己想辦法從民間聚斂錢財。軍餉的相對充足也是湘軍士兵勇於作戰的重要因素。曾國藩以儒學治軍，用儒家的傳統道德來作為全軍的思想基礎，這點實是開了近代軍隊的先河。儘管儒家思想中有一些是落後因素，但對於穩定軍心，統一思想，還是發揮了重大作用。

用兵方法，曾國藩基本是以三國時諸葛亮為模範，以謹慎為原則，這是由其“儒將”形象決定的。但他對用兵規律有著深刻理解，他曾不止一次地說過自己用兵太呆，缺乏變化，也教育兄弟和部下，用兵要講究變化。他在給淮軍名將劉銘傳的信中說：“軍情萬變，不可逆料，深恐理之所無，或為事之所有。”告誡他戰爭形勢變化莫測，不能僅憑主觀判斷，用經驗解決一切問題，而應該以變應變，以變制變。這是一種十足的反向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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