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地力之教怎麼教
魏國作為戰國七雄首霸，曾西向奪秦河東之地，又南下伐楚佔領大梁，再對東部齊國造成巨大戰略威脅，還攜手三晉，儼然晉國公室再世，其威風可謂一時無兩。但追根溯源，在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於公元前453年滅智氏而分晉之初，三晉中勢力較大的是趙國，而不是魏國。事實上，魏國能由一弱小國家迅速成長為一大強國，進而在中原稱霸，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當時的君主——魏文侯。
魏文侯斯出生於公元前472年，在公元前446年魏桓子去世後接任魏氏宗主，他在其後長達五十年之久的執政生涯中，主要做了破除世卿世祿、發展農業生產、維護三晉聯盟這三件小事，遂成魏國霸業之基。
先說破除世卿世祿。在戰國變法之前，中原諸侯皆以血緣關係遠近用人，且一旦進入大貴族行列，幾乎就可以確保世代為卿而不必擔心失業問題，這固然保證了上層統治集團的政治穩定，卻也使整個社會的人才幾乎沒有出路，更不利於社會向前發展。魏斯執掌魏氏大權後，曾與李悝有過一段經典對話，經過一番討論，雙方達成共識，要想治理好國家，一定要做到“使有能”，“來四方之士”，“因能而授官”，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講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經過魏文侯改革，翟璜、李悝、吳起、樂羊等一大批出身小貴族——士階層的能人異士得以依其才能脫穎而出，這種做法在當時來看，無疑是很先進的，這也奠定了魏國首霸的人才基礎。
有了人才，還要有能夠讓人才充分發揮效用的物質基礎，具體到當時的魏國，就是強調發展農業生產，“盡地力之教”。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治田勤謹，則畝益三鬥；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
關於“治田勤謹”的具體情形，據《太平御覽·卷八二一》引古書所言：“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蕆，植於疆場。”“必雜五穀，以備災害；力耕數芸，收穫如寇盜之至。”也就是說，要根據作物抗災能力的不同而雜種五穀，以免種植單一作物遇到災害時難以補救；在耕作技術上，要講求深耕易耨，收穫時要抓緊時間，以免因風災而受到損失；充分利用耕地，多種經營，環廬植桑，蔬菜瓜果種於疆場，使農、桑、園藝同時並舉，保證農民的生活需要。由國家政府部門制定如此具體的發展農業生產的政策和措施，即便從整個中國歷史上來看，也是首次出現於魏文侯改革中的。
透過破除世卿世祿、發展農業生產，魏國獲得了比其他國家更為豐厚的人力資源與物質基礎，但如果僅靠魏國自己的力量，其成就可能未必有如此巨大，事實上，魏國首霸與其說是魏國一家的成功，不如說是三晉諸侯的集體力量。
戰國初期，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於魏以伐韓，文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構於己也，皆朝於魏，魏由是始大於趙、韓兩國，諸侯莫能與之爭。由此可見，魏國早期很重視與韓、趙兩國間的關係，而魏國的霸主之位，很大程度上也是靠了與趙、韓兩國的政治聯盟。如公元前405年，魏國所發動的東向伐齊之戰，就是因三國聯軍協同作戰才取得最後勝利。稍後進行的對楚戰爭，也是三國共同進行的，就在這次戰爭中，三晉聯軍攻克了楚國大梁城，後來成為魏國根基。但隨著魏國的逐漸強大，其國策也隨之發生改變，至魏惠王時期，就不再重視與韓、趙兩國間聯盟，甚至想消滅韓、趙兩國，這就給了齊國、秦國以可乘之機，令魏國先敗於桂陵、馬陵，後喪河西之地於秦孝公，其霸主地位也就隨之喪失了。
當然，魏國的衰落也並不僅僅是魏惠王一人的責任，究其根源，魏文侯雖然能採納李悝的建議，不拘一格降人才，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不難發現，魏成所舉薦的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等儒家人士都成為了魏文侯的老師，翟璜所舉薦的吳起、樂羊、西門豹等法家人士卻都僅僅是魏文侯的下屬，而李悝對吳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的評價，影響了他一輩子，讓他自文侯到武侯，最高只做到西河守，未能成相，最後還被迫逃到楚國。這就充分說明，魏文侯在用人上重道德虛名而輕治理實才，待這一風氣傳之後世子孫，就更往往“慕虛名而處實禍也”，今人不可不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