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和大禮議 |《明史十二講》

有明一代思想家影響之巨者莫如王陽明，但明末清初之際，一系列重量思想家都將心學引致計程車風“蹈虛之病”作為政治衰亡的原因之一。在明清之際學術風氣的轉折中，對心學的批評起到了重新劃分學術思想版圖的作用，這一點對於清代學術方向和特徵的形成有奠基性影響。

《明史十二講》中將王陽明與陳獻章同節處理，認為他們的學術都是從脫離朱子學開始，“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開自由思想的先聲”。在作者看來，王陽明非但沒有晚明心學末流的“蹈虛”之病，更是“明朝少見的事功與學問俱佳的官員”。就連東林書院的創始人、心學的反對者顧憲成也說：“當士人桎梏於訓詁詞章之間，驟而聞良知之說，一時心目俱醒，猶若撥雲霧而見白日，豈不大快。”可以看到，陽明學說的面像在歷史截面中是多重的，這使得我們去接近陽明思想的真實品質時困難重重。我們不妨回望一下陽明及其弟子在明世宗時期對於“大禮議”這一歷史事件的參與情況來具體分析陽明學派及其學說在涉及到重大問題上的決斷和影響，進而一探陽明學術的品質。

《明史十二講》，樊樹志著，中華書局，2021

心學往往給人們留下偏重於“尊德性”、“致良知”的內聖之學的印象，卻容易忽視心學思潮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影響。畢竟，陽明僅僅比馬基雅維利這位現代西方政治哲人小了三歲。而陽明龍場悟道之後十年，馬丁·路德貼出了《九十五條論綱》，揭開了歐洲宗教改革的大幕。

“大禮議”貫穿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期間長達四十五年，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將明世宗的親生父親興獻王應該加尊到什麼程度才算合於禮制。這個爭論又具體分為：到底是尊無後的明孝宗為皇考還是尊明世宗親生父親興獻王為皇考；興獻王能否入太廟崇祀並加稱廟號。圍繞這兩個問題形成了議禮派和衛禮派。衛禮派堅持舊制，堅稱只能考於明孝宗，興獻王即便是作為世宗的親生父親也不能作為正統，更不能入太廟。議禮派與此相反。議禮派中多有陽明弟子及友人，顯然陽明與他們更趨於一致。在給他的弟子霍韜的信中，王陽明明確地說：“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喜其說而不敢奉復。”陽明在此“心喜其說”的“說”就是議禮派支援明世宗的主張，也就是支援廢除傳統經學“為人後”的成例，可以尊奉自己的親生父親興獻王為皇考而非以無後的明孝宗為皇考。

明世宗畫像

這個爭論也就是“繼統”還是“繼嗣”之爭。議禮派張璁給出的理論根據是：“《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治禮。”聖人制禮的根據就在於“人情”，人情之大莫大於父子，當然應該順應這個“最大的人情”來行事，這樣才合於“良知”所昭示出來的直接感受。跟這個直接性相比，不從父子之情的舊例顯得太過外在和抽象。傳統禮制的合法性應該讓位於良知的直接性。這種論證跟王陽明對禮的認識是一致的。陽明認為，天下古今之人，人情是一貫的。先王制禮就是因著這個“人情”而為之節文。因為“人情”古今一貫，所以禮制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如果有的禮讓我們覺得不太心安，那也不是因為禮的傳習出了差錯，而是古今風氣習俗有差別造成的。因此，雖然有的禮制先王未有，也可以因具體的“人情”而製作。

儒家所尊稱的三王禮制也不是一貫的，如果一味拘泥於古禮、古例，反而不得“心安”，那就是非禮之禮。一句話，只要我們抓住“人情”這個第一原則，後世之人就有“製作”權，而不是孔子那裡強調的“非聖人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第一制禮原則就是“人情”，即使“先王未有”，只要我們遵照“吾心所安”就可以“義起”。最重要的在於“得心而實行”，不是拘泥於舊有的禮制。很明顯，這個理論鼓勵“作”，不重於“述”，鼓勵大家去考察是不是有“非禮之禮”。既然只有聖人才能“制禮作樂”，那麼在作、述之間怎麼拿捏呢？這裡有一個儒家政治哲學體系裡非常關鍵的決斷時刻。這個問題在《論語》裡是以“權”的問題形式出現的。“可與立，未可與權”，可見“權”最難掌握。如何把握何時應該“從權”何時應該“守成”成為儒家政治哲學中的一個要害問題。

“繼統”“繼嗣”之爭背後是天理與人情之爭。天理與人情之爭也可以看成是傳統的朱子學派與新出的陽明心學之間關於政治哲學第一原則的爭論。這個第一原則之爭就是制禮的根據到底在致良知之“人情”上還是在朱子的“天理”上。

朱熹畫像

明世宗的反對者們主要就是依據朱子以及比朱子更早的解經傳統來反對議禮派。公羊家的“為人後”成例、漢儒的成說以及程頤的“濮議”都是衛禮派的論據。衛禮派楊慎明確說與議禮派代表桂萼的不同在於學術不同，楊慎所執的是程頤、朱熹之說。另一衛禮派骨幹薛蕙依然使用解經的辦法來提出自己的反駁，他的入手處在《禮經》中“無生而貴者”一句。按照《禮經》所傳，即便是天子、諸侯之子，如果不是從君父那裡受命，也不敢“自成尊”。不是有血緣關係就能自成正統，所以《春秋》裡看重的是君權的授受之義。穀梁家就認為，即便是臣子跟君父有血緣也只能是受君父之命之後才能成正統。按照《穀梁傳》的義例，君臣高於父子，即使子受之於父，也應該稱之為“受君父之命”，君在父前。這意味著政治倫理高於從良知而來的“人情”，來自歷史與傳統的間接性高於良知的直接性。

《春秋左傳注》（中國古典名著譯註叢書）

薛蕙的反駁直接針對的就是以“人情”為本，人情在經學解釋中一定是不能高於政治倫理的。不管有沒有父子的直接血緣關係，繼承政統的新君與先君的關係就是父子關係，“其言出《公羊》，固漢儒所傳，與《儀禮》相表裡，古今以為折衷，未有異論。”到了宋代理學集大成者朱熹那裡，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也與此立場一致。

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到底是以內在的“人情”為第一根據還是以外在的名教為第一根據的第一原則之爭，用現代哲學語言來表述就是直接性是第一位還是間接性是第一位。以這個背景我們就能夠看到，陽明學對於程朱理學、對於整個儒家經學傳統具有極大的顛覆性，堪與同時代歐洲新教改革運動對於神人關係的重新謀劃相併舉。

我們再回到儒家根本經典《孝經》。《孝經》中的“天子之孝”是：“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這幾句可以說非常明確，評價天子是不是“孝”最終不是對父母怎麼樣，而是在對父母盡愛敬之心的基礎上，施加“德教”於百姓，“刑于四海”。天子最重要的評價標準在於是不是能夠立天之心，“以天視其親，以天下視其身”。

《禮記·孝經》（中華經典藏書）

這個“孝”的標準絕然不同於諸侯、卿大夫、士、庶民的“孝”。在古典文字之中，這種等次差別的論述是普遍的。而陽明學“致良知”的直接性以及“因人情以制禮”的學說可以說具有抹平這個等差體系的力量，這也是陽明及其後學具有的激進要素所在。這也能解釋為何陽明之學更適用於革命之際、製作之時。在這個意義上，議禮派所說的：“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實際上是以士、庶人之孝來要求明世宗。議禮派張璁認為，衛禮派所依據的漢定陶王、宋濮王舊例，只強調“為人後者為之子”，卻使得世宗不能顧“私親”，對自己親生父親是不孝的。這種解釋恰恰是顛倒了《孝經》裡對於天子之孝的論述，公、私對調了。

到清儒段玉裁還沒算完，他一口氣連寫十篇《世宗論》，其中第十篇就主要從公私問題入手反駁。段玉裁認為衛禮派的意圖也不是想忠於已經去世的孝宗，而是覺得像桂萼、張璁這些人為了迎合君上的私意，丟掉了政統傳續的“公心”。“天理人情至公之道，垂諸經典，萬世不易之法。”能稱之為公者，只能是視天下如其身的天下心。如果說，陽明的“致良知”使得良知成為首要根據，成為一種獲得合法性的直接來源，那麼在漢代經學以及朱子那裡卻恰恰相反，正是這種直接性是他們極力排斥的。到了陽明那裡終於完成了對於第一原則的替換和交接，這也是陽明學與傳統儒學的最大區別所在。

明孝宗畫像

傳統儒學往往更強調與這種“良知”的直接性相反的“間接性”，強調良知之後仍舊有“名”有“例”。陽明學將“至善”落腳在“心”上，朱子學將“至善”落腳於“事”，這個區別實際上也可以看成是陽明學別開一道統的另一種表達。段玉裁在《世宗論九》中指出在統、嗣之外天子還有一個“天祖”作為其合法性的依據。“天祖”是絕對外在的，而絕對外在的權威在“良知”“人情”的直接性視野中，已經失去了由傳統賦予的至高權威。“天理”和聖人制作的禮法失去了他們至高無上的地位，讓位於每個人都有的“良知”，這兩個語詞開始了慢慢消逝之路。這種意義生成視野的轉換為新的歷史可能性奠定了基礎。新的“正名”帶來新的語詞秩序和權力秩序，也使得來自於直接性的激情成為基本的“人生在世情調”。

王陽明在“大禮議”期間夜坐碧霞池，曾經寫下過一首頗有微言意味的詩：“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決，樓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舊塵？”陽明的“致良知”和“因人情”確實適合“掃舊塵”。從這個意義上說，陽明的學說頗具革命性。在給霍韜的同一封信中陽明規勸自己的弟子：“然如倒倉滌胃，積於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陽明期待自己的弟子能夠“扶養元氣”“回陽奪化”，培育新的道統，建立新時代文明的元氣。段玉裁卻恰恰在此強調，“明之元氣在於此斲喪”。如果王陽明能夠看到明朝歷史以後的發展腳步，他會做出怎樣的思考呢？陽明如果看到歐洲現代社會興起和啟蒙運動塑造出的新人類，又該如何思考呢？

（本文原載於《讀書》2022年第5期，作者李為學，四川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副教授。分段略有調整。）

慣看明朝風雲變幻，樊樹志十二關節講透明史！

《明史十二講》

樊樹志 著

簡體橫排

32開 精裝

明太祖朱元璋透過什麼手段空前集權？燕王朱棣又是怎麼把自己的侄子趕下皇位的？倭寇、白銀、西學，晚明面臨著怎樣的大變局？張居正推行的萬曆新政成功了嗎？四百多年也發生過一次朝鮮戰爭，結局到底如何？先安內，還是先攘外，明代的選擇如何給後人以借鑑？文人從政，難道必然導致悲劇？……明史權威、復旦大學樊樹志教授緊扣明代歷史發展十二大關節，講述來龍去脈，還原歷史現場，為我們描畫出明代的全景樣貌。

原標題：《王陽明和大禮議 |《明史十二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