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論丨阮忠：柳宗元散文的“三體”與務奇趣味

蔣盛文/攝

柳宗元散文的“三體”與務奇趣味

文/阮忠

柳宗元對文學的態度有前期與後期的不同，他前期在長安時，連中進士和博學宏詞科，志得意滿，更多地追求社會實踐，以實現人生的抱負。故說“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後期遭“永貞革新”失敗被貶永州，感於身為貶客，地處僻遠，“輔時及物”幾為虛話，對為文有了特別的興趣。柳宗元有一些政治主張，因他來不及全面地施展拳腳就被政壇拋棄而缺少系統的論說。這沒有影響韓愈為他墓誌銘說的，柳宗元仕途失意有了文學辭章流傳於後。這些文學辭章自然有他的政治思考、人生苦樂，也讓人看到了他散文的不同文體與務奇趣味。

1、諸家文法的自然導引與吸納抉擇

柳宗元好文，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和《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裡明確提到自己所讀的書或是教人讀的書，一則是《詩》《書》《禮》《易》《春秋》，其次是《論語》《孟子》，他稱之為“經言”，是他“取道”為文的源泉。二則是《穀梁傳》《孟子》《荀子》《老子》《莊子》《離騷》《史記》，是他“取辭”為文的源泉。二者重合點是《孟子》，他既取《孟子》所好之道，又取《孟子》作文之法。後者清晰地表述為：“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這番話涉及文章的文氣、條理、想象、趣味、寄託、峻潔諸多方面。與之相佐則是《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裡說的：“《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採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可見他好文且善於取前人文章之長，以熔鑄自我的散文風格。

柳宗元的散文，論、議、碑、志、表、誄、說、傳、序、記、書、啟等諸體皆備。這些散文有兩種趨向，一是坐而論道，諸如《封建論》《四維論》《天爵論》《守道論》《時令論》《斷刑論》等。二是蓄意寄託，諸如《設愚者對智伯》《愚溪對》《羆說》《三戒》等。其文氣與條理在多大程度上受了《穀梁傳》《孟子》和《荀子》的影響，在他廣泛吸收諸家之法的狀態下很難判斷，也不能說這方面他不受其他人的影響。還有“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柳宗元曾勸韓愈撰史，在《與韓愈論史官書》裡說韓愈不應畏懼實錄歷史，可能會遭受刑禍避而不為，如果像你這樣有學問、善文辭、好議論而正道直行的人都不撰述歷史，那唐史誰來撰述呢？並在《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裡說：“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意思是韓愈身為史官應繼承司馬遷的史官精神，從事歷史撰述，不要得過且過，這與他受司馬遷峻潔文風的影響是兩回事。但讀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狀》，司馬遷敘事要而不煩的文風對他的影響是深刻的。

進而言之，柳宗元說“參之《國語》以博其趣”的趣味指的什麼？他有《非國語》上、下篇，其序說“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概於聖。餘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左氏《國語》”說最早見於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未獲後人一致認同。這裡，柳宗元對《國語》的態度有二：《國語》之文的“深閎傑異”及其說的“誣淫”與聖人之言不合。這在《與呂道州論非國語書》和《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中也表述過。他認為學者不當把《國語》比作六經，以誣說蔽聖人之道；為文不當好誣怪、闊誕，然後以文采引誘學者，否則無異於以“文錦覆陷井”。所以他的《非國語》採用引述、批判的方式，表明《國語》所載之誣以及自己的辯誣之理。如是之“非”能見出他慎重及思想上的求真。相形之下，他“參之《國語》以博其趣”的趣味則偏重於文辭的華美。

在柳宗元自覺接受的諸家文法的影響中，最應該關注的是莊子、屈原的影響。柳宗元和韓愈在思想上存在根本的差異，即韓愈宗儒而排佛道，柳宗元宗儒不排佛道，他思想上貼近老莊會自覺接受老莊“肆其端”的為文方法。不過，說柳學《老子》而“肆其端”有點隔，《老子》五千言，雖有論道為恍惚的飄逸虛無，但所論大多質實，與莊子的風格迥異。《莊子·天下》分說老、莊，二者的思想及風格在那時就有人認為不同。關於莊子，他“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莊子有意識地以非莊語即寓言表現自我思想的人，其“謬悠”“荒唐”“無端崖”所揭示的虛遠深邃而無邊際的思維特徵，促成他散文語言表現上“無端而來，無端而去”的飛縱之勢。

柳宗元現實進取，輔時及物與莊子清虛自守、返樸歸真的立場截然不同，莊子恣縱的生存與表現方式集中體現在他的寓言中。本來，莊子的寓言以深富寄託為特徵，但柳宗元只說取莊子的恣縱，不言其寄託，而說“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屈原《離騷》“幽”之所在是比興，東漢王逸《離騷經序》中說：“《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王逸的評說雖然在《離騷》裡並非絕對地像這樣一一對應，但他把握了《離騷》藝術上的重要特徵，在楚辭或《離騷》的研究上產生了深遠影響。柳宗元被《離騷》之澤，為賦諸如《佩韋賦》《解祟賦》《懲咎賦》《閔生賦》等多用騷體。不過，《離騷》充滿玄思異想的神遊式表現很少出現在柳宗元的騷體賦中，致使這些騷體賦趨於表現實在的生活與情感，儘管平實的比興還是有的。

柳宗元的散文不完全取法於《離騷》，他還有相當多的散文在直接的敘事說理中與比興寄託分道揚鑣。但柳宗元把取之莊子的縱放與取之《離騷》的寄託融合在一起，有節制地運用這二者，成為影響他文風務奇的重要因素。

2、“問對體”的虛擬構思與誇飾求奇

姑且疏離柳宗元坐而論道之文，在他的蓄意寄託之文中，構思所體現出的想象力以“奇”為基本特徵。這在他的問對體散文中有明顯體現。關於這一文體應當先說一句的是，其文最具影響的是因屈原《天問》而發的《天對》，他對屈原《天問》裡一百七十多個問題的解答，是面對天地萬物的柳式認知，其筆法精煉卻文學性不強。而《設漁者對智伯》《愚溪對》《對賀者》《晉問》等問對之作則很有意味。

《設漁者對智伯》有屈原行於江畔、與漁父作隱與仕對話的影子。文中說春秋時智伯滅範氏、中行氏之後，又聯合韓、魏急欲滅趙。他乘船在江面觀察水勢而遇漁者，漁者以自己初漁於河，現漁於海，將漁於智伯，勸他不要貪慾太盛，以免遭殺身之禍。智伯不納，最終韓、魏、趙攜手滅了智伯，晉隨之滅亡，史稱“三家分晉”。這在《史記》的《晉世家》和《趙世家》中都有記載。柳宗元敘說了這段歷史，但他虛構了與智伯對話的“漁者”及其說辭，淡化了歷史的真實性，尋求自我思想的表達。

漁者在海里打魚發端於“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任公子垂釣見於《莊子·外物》，是莊子最具奇詭之色的寓言之一。原說任公子以五十頭公牛為釣餌，蹲於會稽，垂釣於東海，釣得的大魚剖開晾乾後，讓制河以東、蒼梧以北的人們盡食。柳宗元運用莊子這種表現風格，賦予自編故事新的內涵及意義。他讓漁者自言海上所見的情狀：“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群鮫，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這裡柳宗元把莊子“任公子垂釣”中漁者與大魚的爭鬥改變為魚與魚的爭鬥，讓他虛構的“漁者”徒手獲大鯨。至此，柳宗元講述的其實是魚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傳統故事，他進而引伸到智伯滅範氏與中行氏之後，聯合韓、魏逐趙，“臣恐主（智伯——引者注）為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摧於安邑，胸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為鮮薧，以充三家子孫之腹。”漁者說，他將效法姜太公，舍海而釣於智伯。

漁者對智伯很類寓言，柳宗元借漁者告誡政壇上貪慾不止者最終自取覆滅。但他採用的是莊子式的表現方式，不僅鯨驅群鮫類似任公子垂釣中的大魚折騰於東海中，就是漁者比擬智伯的滅亡也是莊子筆下大魚粉身碎骨的演化，與莊子所說的“坐忘”當“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的語言風格相近，人生毀滅的怖懼盡在其中。只是在莊子寓言中，往往不這樣快捷地回到現實，讓想象與生活緊密關聯。倒是屈原的《離騷》在抒說自我的神遊之後，習慣以現實作結，或說“世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稱惡”；或說“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悟，懷朕情而不發兮，餘焉能忍與此終古”，使人依據現實迅速回到他的想象之辭中，感受其奇詭想象的現實意義。

柳宗元的《愚溪對》亦然。他在《愚溪詩序》中說自己因愚觸罪，居於瀟水之上，愛是溪而名之曰“愚溪”。於是，柳宗元假愚溪之神和自己對話，陳述自己之“愚”。這種格局在莊子散文中是常套，其《人間世》裡櫟社樹託夢給匠石的自辯、《至樂》裡的“莊子”與路旁髑髏的夢中對話即是。愚溪之神現夢後述說惡溪、弱水、黑水之狀，用語的陰冷當是奇詭之色的表徵且不說，當愚溪之神詢問“柳子”即柳宗元之愚如何時，柳說：“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眾裘我絺；溽暑之鑠，眾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蕩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這番話裡的呂梁之流說見於《莊子·達生》、足蹈坎井之說見於《莊子·秋水》，柳宗元藉此凸顯的是他不合於眾及不知時務。茅坤說這篇文章“柳子自嘲，並以自矜”，信然。在表現風格上，曾說西漢揚雄“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而有作”的柳宗元，其文的猖狂恣肆不亞於韓愈。他縱己神思，冰雪溽暑之說，敗車沒舟之論，猶若“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任己所之卻又深蘊傲世之態。

柳宗元曾說：“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這裡的權即應變，莊子借虛擬的北海若說過：“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柳宗元說的權變不像莊子面對的是一般事理，他主要就社會治理而言，但權變的思想可以表現在諸多的方面，他受莊、屈的影響而善變只是其中之一。所以他《愚溪對》的說理不像莊子那樣玄遠難測，比興寄託又不像屈原那樣華豔且悲情充盈，明快深婉。

《設漁者對智伯》與《愚溪對》這樣的問對結構，同時是戰國時期諸子思想表達的重要方式，或實或虛。延續到兩漢，有了遊獵京都賦的主客問答體，主客雙方皆為虛擬。柳宗元在這樣的文章構成中，將實與虛結合起來，即使引“柳子”入文，也不影響它在想象上的高度自由。《晉問》也是這方面的佳篇。

身為晉人的柳宗元好說晉事，《設漁者對智伯》痛晉的覆亡，《晉問》則借“吳子”問於“柳先生”，誇耀歷史上晉國的豐饒物產與春秋時晉文公以仁義治天下，最終的結論是“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其文顯然用賦體，先道晉國的地理形勝，繼而鋪陳晉國物產，諸如太滷之金、屈焉之馬、北山異材、河魚之大、猗氏之鹽。最後說文公之治。這類似兩漢新體賦的體物，接近枚乘的《七發》體式。也許因為這一點，自北宋黃庭堅以來，就有一些人認為柳宗元的《晉問》擬枚乘的《七發》。這種體式本身當然不存在奇詭之色，但他在鋪陳中好狀非凡景觀，如說太行山、首陽山之高壯，“騰突撐拒，聱岈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說太滷之金鍛造的矛、鉤等器物，合太白、眾靈而成，“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弈弈，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柳宗元用《莊子·齊物論》狀風筆法，同時把《七發》觀濤的描寫風格融於其中，形成他奇詭的文風。

《設漁者對智伯》與《愚溪對》都用誇飾以張揚氣勢，林紓說《設漁者對智伯》“氣勢似《南華》”並不盡然，因為二者都具西漢新體賦的氣勢，而把新體賦的氣勢表現得最充分的是《晉問》，上述所引用的鋪述雖為一斑，卻讓人感受到柳宗元在鋪述中自覺地構建奇詭的想象與語言特色。柳宗元曾說：少時為文以辭為工，成人以後“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誇聲音以為能也”。然而在這些散文中，柳宗元並非不明道，卻有炳炳烺烺，務採誇聲的特色，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文體和柳宗元賦予這種文體虛構和誇飾的元素決定的。

除了上述，柳宗元的《起廢答》也屬於這種文體和風格，他虛擬了東祠瘸腿浮圖與中廄病顙之駒，同樣是誇飾鋪陳，表現在世人眼中本不當用的瘸腿浮圖和頭痛之駒竟得其用，即所謂的“起廢”，而本當得用的他自己仍不得其用，柳宗元稱自己為“病乎德”者，在調侃中寄寓了憤世嫉俗的情懷。

3、“十騷體”的突兀之氣與怪僻作奇

與上述相類的是，柳宗元還有更虛擬化之文，這是他傳體與說體中的寓言。如《蝜蝂傳》、《羆說》以及未冠以傳、說而實類傳、說的《三戒》。這些文章因其傳記性而偏於敘事，同時又由於柳宗元往往在講述寓言之前或之後，會揭示該寓言的諷諭意義，使其在總體上多少消解了寓言本身的奇詭性。如《三戒序》說：“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倚勢以幹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而《羆說》講述了南楚的獵人恃其能吹竹為百獸之音，誘百獸而殺之，最終為羆所食。柳宗元隨之說：“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藉此告誡人們當重自我的內在修煉。同時，柳宗元的《宋清傳》《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借小人物的小手藝說世故人情、為政之道，都有很強的寄寓性。不過，這裡不擬討論它們，而著重審視柳宗元的“十騷”。

關於“騷”，在柳宗元的文章中有兩類，一是上面提及的騷體賦，二是騷體文。他曾在騷體《閔生賦》中寫道：“肆餘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偽真。屈子之悁微兮，抗危辭以赴淵。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艱。”柳宗元有類似屈原的人生經歷，政治抱負、挫折以及流貶湘南的生活。這使他自覺地把自己與屈原聯絡在一起，不僅是這裡從重華即舜到屈原再到他自己的悲情感懷，而且還有“後先生蓋千祀兮，餘再逐而浮湘”的遭遇重演。他在《吊屈原文》裡說屈原不忍舍故都而逐利，也不能坐視君王的覆亡，窮達不渝的唯有服道守義。這同時是他自我的心聲，但他和屈原一樣，猶若荃蕙蔽匿而不芳香。這使他傷感，在騷體賦中吟出“為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轗軻。曩餘志之修蹇兮，今何為此戾也”；“閔吾生之險厄兮，紛吾志以逢尤。氣沉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流”；“罹擯斥以窘束兮，餘惟夢之為歸。精氣注以凝冱兮，循舊鄉而顧懷”，與屈原忠不見用、信而被疑的苦悶情懷很相近。無怪乎南宋嚴羽說“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

柳宗元的騷體文不限於“十騷”，尚有《吊萇弘文》《吊樂毅文》及剛提到的《吊屈原文》等。郭預衡在《中國散文史》中把它們統稱為“文體之賦”固然可以，但“弔文”實別為一體，其祭悼的風格、情韻趨於祭悼者與被祭悼者的生活和情感實際，與“十騷”的借物說事或體物寄意是很不一樣的。前者在狀景之際雖不乏奇詭之色，但吊體所重的歷史與現實的真實（儘管這些文章有諛墓的一面）制約了它們思想或藝術表現上的縱放；後者則與前面說過的問對之文相類似，因大多虛擬的特質而有想象與語言表現的恣肆自由。這“十騷”是：《乞巧文》《罵屍蟲文》《斬曲幾文》《宥蝮蛇文》《憎王孫文》《逐畢方文》《辨伏神文》《訴螭文》《哀溺文》和《招海賈文》。其中較為特殊的是《哀溺文》，悼永州一善遊者因貪腰間千錢而溺亡，由今之人“不忍釋利而離尤”進而“推今而鑑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名利場上的人實在要吸取這沉痛的教訓。

除《哀溺文》外，“十騷”的其他九篇都別有意味。《乞巧文》本說民間習俗，秋之七夕女子乞巧於傳說中的天女，他假設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女僕說乞巧，柳宗元順其意稱“吾亦有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在他的四言祈禱詞中，陳述世道渾濁與己之“笨拙”，其中說：“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群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鬥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他在這裡說我這“笨拙”之人與“巧夫”在王侯之門的表現，我之惶恐與“巧夫”之從容得志形成鮮明的對比，世道險惡於斯可見。柳宗元以比擬將內心極端的驚怖形於文，在所謂“魄遁神叛”“鬼神恐悸”的描寫之下，以對心境與舉止的誇飾再現了奇妙怪異的語言風格。他的《斬曲幾文》也是四言，以“后皇植物，所貴乎直”定調，說木之直卻說人道以曲為先，於是怒斬曲幾，並斥為：“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餘胡斯蓄，以亂人極。”在這樣的表述中，有柳宗元好直惡曲、以人之道遷怒於物之道的極度憤慨，但他故作奇語且致文氣突兀都是顯而易見的。

“十騷”尚有散體和騷體之作，其散體兼用四言在《罵屍蟲文》和《宥蝮蛇文》中可以看到。前者他透過所謂的道士說屍蟲在人腹中伺人失誤，乘人昏睡而讒於帝以求美食，怒斥屍蟲的陰險卑劣，罵道：“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於帝，遽入自屈。冪然無聲，其意乃畢。求味己口，胡人之恤！彼修蛕恙心，短蟯穴胃，外搜疥癘，下索瘻痔，侵人肌膚，為己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柳宗元利用傳說，就屍蟲的特點斥責屍蟲，把人們不常用的僻詞穴胃、疥癘、瘻痔等集中予以表現，讓人心驚膽寒，同樣達到奇詭的藝術效果。在《宥蝮蛇文》中，也有“褰鼻鉤牙”“首拳脊努”等類似的描寫。當然，這裡不單是語言表現的生僻問題，而且存在諸多類似的文詞構成的語境產生的奇詭效應，從而把讀者引入充滿陰森邪僻的氛圍中自然稱奇，但少了閱讀的平和與歡悅。

再說騷體，《憎王孫文》《逐畢方文》《辨伏神文》《訴螭文》和《招海賈文》即是。這些篇章除他患痞疾和心悸症而寫的《辨伏神文》感慨醫者多以假藥欺騙患者之外，往往也虛擬為文。如《憎王孫文》虛擬王孫即猴與猿處而欺猿，《逐畢方文》據傳聞畢方即章義山之一足鳥肆志而行，致永州七年夏天多火災而驅畢方，《訴螭文》控訴怪螭飲百姓膏血而自肥，《招海賈文》則是招行商而死於海者之魂。柳宗元仍然好誇飾而作驚人之語，如他描寫永州的火災：“朝儲清以聯邃兮，夕蕩覆而為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隳突兮，戶駭人哀。”在《招海賈文》中，他呼號著魂兮歸來，其中說：“君不返兮終為虜，黑齒 齴鱗文肌。三角駢列耳離披，反齗叉牙踔嶔崖，蛇首狶鬣虎豹皮。群沒互出歡遨嬉，臭腥百里霧雨 。”在如是的表現中，前者的悽慘與後者的恐怖雖然不一，但這樣的描述同樣在語境、用詞與上述的非騷體之文一樣別具一格，一樣透出柳宗元在這些篇章中好用僻詞和張揚突兀氣勢的特點。

同時，這些寫於永州之文往往有寄寓性，《乞巧文》《斬曲幾文》《罵屍蟲文》《憎王孫文》都是如此，難以一一盡言。他曾對李中丞說：“宗元無異能，獨好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洩幽鬱，因取筆以書，紉韋而編，略成數卷。”這番告白揭示了他的內心世界，“長吟哀歌，舒洩幽鬱”儘管只是繼承前人詩文的表現傳統，在他實在是不吐不快，形於文則有寄寓的曲折委婉。

4、“遊記體”的自適山水與靜心好奇

與上述問對體、十騷體重為文的藝術表現的，還有柳宗元的遊記體散文。在這方面，他最具影響的是“永州八記”。其實他在永州十年樂山樂水，筆涉山水的不單是“永州八記”。還有之前寫的《永州龍興寺東丘記》《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他隨後作的《愚溪詩序》《遊黃溪記》等。倒是他被貶柳州後，山水之文只有《柳州東亭記》《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成就與影響均不及永州時期的山水之作。不過他在柳州的政治作為勝於永州。

柳宗元在元和四年（809）寫了“永州八記”的首篇《始得西山宴遊記》，其開頭的一段文字值得注意：“自餘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回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則同趣。”柳宗元正值風華正茂之際被貶永州，內心的苦痛盡在“恆惴慄”之中。他本先貶邵州刺史，半道上再貶永州司馬，這種無常使他說的恐懼不安未嘗不是真實的心態。

他在永州身為官外常員，拿著朝廷的祿秩卻無所事事，遊山玩水成為日常生活。而“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既是生活的悠然，又是人生失意下的無奈安閒。他在這種狀態下的“無遠不到”以探尋“幽泉怪石”，張揚了自我無事好奇的心態，後來北宋王安石說“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就柳宗元而論，無所謂險遠，故在《始得西山宴遊記》後，他因山水而有記，又得了《鈷鉧潭記》《鈷鉧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等篇什。當他在山水之中的時候，可以看到的是盡興醉臥與意夢同趣。這可以從《始得西山宴遊記》裡找到註腳：“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這全然是莊子“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物我交融境界，遊于山水中的柳宗元彷彿不是醉於酒而是醉於山水了。

柳宗元遊記體散文主要表現的是自適山水，他說愚溪“無以利世，而適類於餘”，表明他和愚溪相投。並說自己“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他以筆墨表現山水狀態是心與山水相融之後的產物，不過在他說茫然、昏然的時候，以鴻蒙、希夷即萬物產生的元氣表現的物我莫辨的狀態，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這無疑是柳宗元自適山水的最高境界。柳宗元自適山水的詩性表現在《鈷鉧潭西小丘記》裡，他說自己與友人李深源、元克己同遊於鈷鉧潭西小丘之上，在剷除穢草、惡木之後，身處嘉木、美竹、奇石之中，俯視山下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於是“枕蓆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這裡，柳宗元目、耳、神、心與萬物不同狀態的相謀，是他的沉溺與意足。

柳宗元對於自適的山水，雖然在《愚溪詩序》中以愚溪、愚丘、愚泉、愚溝、愚池、愚堂、愚亭、愚島等與自己的“以愚觸罪”相合，多少透露出內心的不平之氣，但他更多的是靜心遊于山水之間或觀賞著眼前的山山水水而好奇，在多篇山水遊記裡他都提到山水之奇：愚溪的群景，“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鈷鉧潭、西山、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石渠“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小石城山“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所有這些為柳宗元稱奇者，是山水之奇賦予他的觀感，共同構成他遊山水而好奇的審美趨向。同時，他有自己的遊山水觀，曾說：“遊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曠說其開闊，奧說其深邃。他的好奇，往往與這二者相系。

如遊之曠：“叢莽下頹，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為之益高，地為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在，鹹若有增廣之者。”這裡的遊之曠，視野之大，納天地萬物於目前而心曠神怡。再如遊之奧：“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齦顎。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向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本來，柳宗元的“永州八記”是遊之奧的結果，而這裡的黃溪之遊是更為集中、更為簡潔的表述。他在黃溪不斷地南行，新的景緻不斷地出現，或淡靜，或幽峭，或舒緩，這正是他遊之奧最好的註腳。

柳宗元很享受山水，雖然他在《鈷鉧潭西小丘記》裡對有勝景的小丘偏處永州而為農夫、漁父小覷，哀其遭遇的不幸而有自我哀憐之意，但多是那樣平和自然，他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中寫道：“潭中魚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林紓說：“寫溪中魚百許頭，空遊若無所依，不是寫魚，是寫日光。日光未下澈，魚在樹蔭蔓條之下，如何能見？其‘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之狀，一經日光所澈，瞭然俱見。”其實，柳宗元在這裡既寫了魚，又寫了日光，林紓對日光的感受勝於魚，作為仁智之見也屬自然。但這裡同時寫了他自我的心境，魚之靜故有心之靜，魚之動故有心之動，其與遊者相樂讓人想到莊子與惠施遊於濠梁觀濠水之魚樂而樂的故事，遊者的心無所滯，實在是寵辱皆忘。

正因為這樣，柳宗元從山水中看到的總是樂意：“亙石為底，達於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溪谷，搖揚葳蕤，與時推移。”水之樂，草木山石之樂，是那樣令人陶醉神怡，難怪他在《鈷鉧潭記》最後感慨地說：“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這話可以展開，使他忘懷故土的還有潭西的小丘，小丘西的小石潭諸景。而當他感覺忘卻故土的時候，那仕途的風雲、名利的角逐也是被遺忘了的。莊子曾勸人以“心齋”“坐忘”的方法消解內心的慾望，使人達到忘卻自我的境界。而好奇山水的柳宗元在永州以山水消解了自我人生失意的不快，在恬淡靜穆中獲得了新生。

以上從柳宗元的三種文體探討他散文務奇的審美趣味，可見他思想與文風在坐而論道之外的另一面。他取諸家文法，其中把莊子的縱放與《離騷》的寄託融合在一起，在有節制地運用下成為影響他文風務奇的重要因素。稍晚於他的黃庭堅在《與王觀復書》中說文章自建安來好作奇語，他點了韓愈和李翱，雖沒說柳宗元，但說明那時平易文風之外也存在好奇的文風，柳宗元為文務奇也就不奇怪了。不過，柳宗元是複雜的，他貶居永州時有人來探望，欲寄以同情，見他平和而通達，於是心下釋然。柳宗元卻說你可不要只看外表，“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慼慼之尤者乎？子休矣！”這也是柳宗元，其嘻笑含怒罵，長歌寓慟哭，浩浩寄悲慼。

阮忠，海南師大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