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一共有幾個長方形
本文轉自：福建日報
貓耳山窯址群遺址出土的陶器（浦城縣博物館供圖）
苦寨坑窯址群遺址（永春縣博物館供圖）
裹挾著先人的珍貴記憶，從矇昧混沌中走來，福建先民從舊石器時代的原始狀態，進入新石器時代。他們發揮聰明才智，就地取材，製作陶器、瓷器，並且伴隨著需求多樣、技術升級，創造出令人驚羨的中國最早的龍窯、最早的原始瓷器。
10000多年前，閩西漳平奇和洞，福建先民把取自腳下大地的土壤，經過水的凝聚、手的捏造和火的燒煉，製作成一件件陶器，完成了一次從無到有的偉大嘗試。
4000多年前，閩北浦城貓耳山，被稱為“中國龍窯鼻祖”的窯爐第一次有了長條形的窯爐形態，大量燒製出的黑衣陶以其過硬品質和美觀外表，成為先民們的“流行爆款”。
3000多年前，閩南永春苦寨坑，龍窯的爐火熊熊燃燒，出窯的原始瓷器成為當時統治階層用以炫耀的奢侈品——這是目前已知的中國最早的原始瓷器。
1000多年前，“入窯一色、出窯萬彩”的建陽水吉建窯和“中國白”德化窯揚帆海上絲綢之路的伏筆，更是在福建的上古時代就已埋下……
“瓷器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作出的傑出貢獻，代表了中國智慧、中國創造與中國的生活方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等學者編寫的《考古中國》一書如是論述。
今天，當我們沿著歷史長河向上溯源，在歲月的岸邊與考古發現的福建史前陶瓷相遇，那欣喜映入眼簾的陶瓷光澤，正是閩人智慧的閃爍，也是福建文明初始的模樣。
陶器：從實用之物到審美承載品
學術界一般公認，陶器的發明是人類社會進入新石器時代的重要標誌之一。製陶技術的提高，也助力人類提升生存本領、生活質量，在蒼莽大自然中生活得更加自由自在。
漳平奇和洞是福建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這裡出土的陶器，燒製於10000年至7000年前，包括了罐、釜、盆、缽等。早期陶器質地以夾砂陶為主，多灰色，後期陶器紋飾種類增多，繩紋與刻劃的方格紋、網格紋成為主流。
這說明，人類的審美意識在萌芽。陶，在作為生產生活工具的同時，也漸漸被先民賦予藝術屬性。
當代文藝理論家朱狄在論及早期藝術時指出：“藝術是具有多種特質的、單純化了的客體，雖然早期藝術品和工具一樣由物質材料構成，但卻與工具不同。早期藝術的物質材料的特質已被融化到形象之中。”
捧起一抔泥土，先做成一個圓形的陶餅，然後在略凸的背面捏出人面形圖案——靠上部略凹的兩眼、靠下部有略凹陷的嘴、中間是微凸的鼻樑、左右兩側稍微突出的部分表示雙耳，捏好後再進行燒製。這件在奇和洞發現的陶製人面形藝術品，距今9000年到7000年。
這是我們祖先的一次自我凝視：生命和心靈，以及全無雜念的想象，在雙手中表達和傳遞。今天，當它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試圖從中讀懂先民們的思想、感情，思考他們曾經的思考——生命的本源是什麼？人類何以為之人類？
福建博物院研究員範雪春認為，奇和洞遺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裝飾藝術品，已經具有較高的工藝水平，承載了先民對美的追求。早期藝術創作是一種原發性能力，也是導致後來人類審美意識產生的根本原因。
《說文解字》中這樣記載：“文，錯畫也，象交文。今作紋。”
不僅僅是奇和洞，斷髮文身的福建先民，早早就把對“紋飾”的審美偏好融入到了陶器的製作中，“印紋陶”成為福建史前陶器的一個重要特點。
距離奇和洞約150公里的明溪縣城關鄉南山遺址（距今6000年至4300年），文化遺存豐富，共分為五個文化期。從第二期遺存開始，就出現了曲折紋、漩渦紋等印紋紋樣的陶器；到第三至四期，陶器的印紋種類逐漸豐富，包括回形加點紋、柵籬紋、方格紋、葉脈紋、席紋等。
“南山遺址的陶器紋飾非常豐富。”範雪春解釋，“這表明隨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提高，南山先民開始了對美的追求。”
長期以來，由於分佈廣泛、影響持久，南方地區印紋陶的發生、發展等問題，受到考古學界的廣泛關注。
從時間上來看，南山遺址的陶器充分反映了早期印紋陶的起源和發展變化軌跡，為研究南方地區印紋陶的起源演變提供了重要證據。
從空間上來看，除了閩江上游的明溪南山遺址等，位於閩江下游的曇石山遺址，同樣發現了大量的印紋陶——陶器表面拍印有曲折紋、繩紋、方格紋、葉脈紋、波浪紋等。
這些幾何形的紋飾，究竟來源於閩族先人對於蛇的圖騰崇拜，因而對蛇紋進行模仿？還是由於緣水而居，對日日可見的水波紋路進行描摹？今人已無從得知。
但我們卻可以從考古發現中，清晰地觸控上古時期閩人制陶工藝沿革的脈絡——在早期印紋軟陶的燒製之後，距今4300年左右，曇石山人燒製出了印紋硬陶。
所謂印紋硬陶，是新石器時代集中分佈於我國南方地區，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的一種表面為幾何形紋飾圖案的陶器。這種陶器要比普通陶器更加堅硬細膩，燒成溫度也比一般陶器要高，所以燒製這類陶器在技術上要求也更高。
望之紋樣繁多工整，叩之發出金石之聲。在浦城貓耳山、武夷山葫蘆山等地出土的商代左右的黑衣陶，表面有著一層類似釉的黑色物質，光澤引人注目。黑衣陶雖然還屬於印紋硬陶的範疇，但其實已經是一種印紋硬陶向原始瓷器過渡的形態。在製陶技術不斷髮展的基礎上，閩人制作出的陶器也越來越美觀大方。浦城縣管九土墩墓群出土的西周時期印紋硬陶代表了福建陶器發展的一個高峰。
“福建從陶到瓷的發展過程中，有著印紋陶、印紋硬陶這樣一個十分完整的過渡環節，這成就了福建陶瓷起源、發展獨特的文化序列。”閩江學院歷史系副教授黃運明告訴記者。
浦城貓耳山窯址群：中國龍窯之祖
“生在選土、長在成型、死活看燒成”，這句行話形象道出了窯爐作用。伴隨陶器生產的需要，在日復一日的燒造過程中，先輩工匠們也在不斷琢磨著，如何讓窯爐溫度更高、容量更大、冷卻更快？
從無窯平地堆燒式的原始燒製階段到有窯爐的穴窯，窯爐逐漸從地下發展到地上，燒造工藝在數千年的沉澱與探索中不斷改進。特別是龍窯，這種窯依山勢而建，由於狀若一條俯首而下的巨龍而得名，具有窯床長、裝燒面積大、產量高、火焰流通均勻、冷卻快的優點。
那麼，福建是否有龍窯？如果有，在何處？過去，受制於考古發現的稀缺，很難回答這些問題。直到2004年一次配合高速建設需要開展的考古調查，讓“中國龍窯之祖”重見天日。
觀察位於浦城縣仙陽鎮的貓耳山窯址群，可以想見，福建先民因地制宜，依託南方多山地的地形特徵，率先試水建造形態更高階的龍窯。這裡出土的全國年代最早的龍窯，讓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燒造變成了現實。
2004年，為了配合京臺高速公路浦城至南平段建設，考古人員沿線先期開展了文物普查和考古勘探，在浦城縣仙陽鎮下洋村貓耳山上，發現幾何形印紋硬陶片俯拾皆是，隨後證實了這裡存在商周時期人類活動遺址。
2005年9月，對貓耳山遺址開展的搶救性考古發掘，留下了福建首次高速公路為文物“讓路”的佳話。探究其背後原因，卻是來自於發掘工作接近尾聲時的一個意外發現。
此前，由於遺址分佈面積達100萬平方米，考古隊率先對高速公路即將動工的三處遺址展開發掘。在發現了商周時期的居住區和墓葬區之後，考古隊的工作大致完成。高速建設者按原計劃進駐，開始初步施工。可就在此時，考古人員意外在東部山凹低部一處新開小路的斷面發現了許多陶片，其間還夾雜著灰燼和紅燒土塊。由於遺址出土大量黑衣陶器，隊員們聯想到此處可能有窯址作坊，隨即展開發掘。
接下來的發掘成果令考古工作者感到驚豔：9座各種型別的窯爐相繼出土，特別是其中還有由火膛、火道、窯室和煙囪組成的長條形窯爐——結構完整，已具備龍窯的要素。根據最新的測年資料，貓耳山出土的長條形窯爐距今4000年左右，堪稱“中國龍窯之祖”。
按照常規程式，在對古遺址進行搶救性發掘、完成文物提取記錄等工作後，考古隊要將土地移交給建設方施工。考古隊員們不由心急如焚：難道為了修建高速公路就要毀掉珍貴古蹟？他們連夜起草檔案，呼籲上級支援高速公路改線以保護古窯群。
2005年底，國家文物局派出考古專家組趕赴貓耳山考古遺址現場。專家組成員、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在現場勘察後指出：貓耳山發現的9座窯爐，結構清楚規模較大，儲存完整，全國罕見，屬重大考古發現。高速公路建設是有價的，貓耳山窯群屬於珍貴遺蹟，是無價之寶。“有價”讓“無價”，夏商窯群應原址保護，列入“國保”單位，開展保護、研究、展示、利用工作。
很快，在接到專家組意見和文物部門報告後，高速公路建設單位與文物、考古、公路設計專家研討之後變更設計圖，增加數千萬元投資，將高速公路改道2000米，整體往東移了30多米，繞過了窯址群。
貓耳山遺址考古發掘領隊、文博研究員鄭輝認為，貓耳山窯址群分佈集中、規模較大、窯形多樣，其間還有疊壓、打破關係，為研究我國早期窯爐，特別是龍窯的起源和發展演變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出土了“龍窯之祖”的貓耳山窯址群，獲評200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學術界一般認為，世界上的龍窯技術起源於中國，傳播於東亞，而福建則是中國龍窯的重要起源地。
黃運明說：“從遙遠的新石器時代開始，專業的制窯爐就已經出現。貓耳山龍窯的發現，反映出窯爐在發生發展過程中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這為原始瓷器的出現以及後來成熟瓷器的燒製提供了技術基礎。”
位於武夷山市興田鎮的葫蘆山遺址，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和夏商時期窯爐遺址，向人們清晰呈現了福建史前窯業技術的肇始與發展。葫蘆山出土的陶窯大都為橫穴式，窯坑平面呈“8”字形，個別窯室呈圓形或長方形。部分窯室結構比較複雜，其中一座窯爐有環窯壁的兩條弧形火道，中間還有一條直火道，使火能更均勻地觸及窯室的各個角落，有助於提高燒造陶器的成功率。
專家認為，葫蘆山遺址的發現與浦城貓耳山遺址的發現相互印證，說明這一時期閩北已形成了多個陶器燒造中心，也揭示了陶器燒造技術從原始走向成熟的完整過程，為原始瓷器的出現奠定了技術基礎。
永春苦寨坑窯址群：中國最早的原始瓷器
陶瓷的製造是一門時間的藝術——要等土幹、等火旺、等水涼。伴隨著陶窯建造技術的提高，先民們逐漸找到了燒製原始瓷器的辦法。
所謂原始瓷器，是陶器向瓷器過渡階段的產物，以瓷土作胎表面施高鈣釉，經高溫燒成。今人觀之，是“原始”，但在當時，可謂最先進的“高科技”。
原始瓷的釉，原料為單一的草木灰，窯工們或許是在無意間摸索出，把以草木灰為原料的釉施於坯件上，在燒成過程中會有神奇的功效。這種樸素的觀念成為窯工們習以為常的操作守則，並形成燒製原始瓷的選擇。
今天的我們已經很難想象，先民們是如何建窯、作胎、燒製原始瓷器，只能在考古發掘的歷史遺存中去追尋先民智慧演進的軌跡。
靜靜伏臥在苦寨坑山坡上數千年的原始瓷窯，長條形的窯身傾斜向上延伸，好似蛟龍游走于山間。如果沒有考古發掘，苦寨坑只是一處位於永春縣介福鄉的不起眼小山坡，海拔600多米，坐落於偏僻山間小盆地邊緣。
2007年傍晚的一個電話，打破了苦寨坑數千年的平靜。
泉州市博物館館長陳建中回憶，自己當時還帶隊在外考古，突然接到同行來電，說一位收藏愛好者在永春介福的柑橘園發現了大量古代陶瓷碎片，可能有一定價值。
就這樣，一批發現於柑橘園的陶瓷碎片，撩開了永春原始瓷器神秘面紗的一角，且和“永春蘆柑”一樣美名遠揚。
2007年10月，陳建中作為泉州市考古隊隊長組織人員前往苦寨坑進行現場調查，採集了許多陶瓷標本，送到復旦大學現代物理研究所做“PIXE”（質子激發×熒光能譜）檢測。結果顯示，標本中鐵、氧化成分與原始瓷器中的含量比較相符，從而判定是原始瓷器。
由2007年開始，苦寨坑的發掘一直在持續進行。
2015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福建博物院聯合泉州市博物館、永春縣博物館再次對苦寨坑進行主動性考古發掘，發掘面積約350平方米，共出土了9條儲存較好的龍窯遺蹟和大量原始瓷器。經碳14年代測定，窯址距今3800年到3400年，相當於中原的夏代中期至商代中期，將中國燒製原始瓷器的歷史向前推進了200年。
這是我國目前已知最早的燒製原始瓷器的窯址。
“窯爐的建造在窯業技術中屬於最關鍵、最核心的技術。”苦寨坑考古發掘領隊、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羊澤林介紹，“苦寨坑原始瓷器窯址群的發現與發掘，是中國瓷器起源的一大突破。”
從技術的角度來看，瓷器出現需要具備三個基本條件：原料的選擇、燒成技術的改進和溫度的提高、高溫釉料的發現與使用。
苦寨坑窯址完全符合上述三個條件。聰明的先人巧妙憑藉自然山坡來建造拱形頂，從而與地面形成傾斜的角度，火焰由下部的窯頭平行流動至上部的窯尾，利用火焰自然上升的原理快速升溫。正是由於龍窯具有建築方便、裝燒量大、燃燒溫度較高、火焰流通均勻的特點，因此特別適合燒胎體較薄、高溫下黏度較小的原始瓷器。
許多學者認為，原始瓷器的燒製成功與龍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苦寨坑遺址的發現發掘，讓今人得以一窺中國最早的原始瓷器，一探中國瓷器文明發祥地是如何燒製瓷器的。
苦寨坑窯址的發現轟動一時。2016年1月16日，來自故宮博物院和福建、上海等省市的眾多考古專家共同前往實地考察，一致認為：苦寨坑揭露的9座燒造原始瓷器的窯爐遺蹟大部分儲存較好，結構清楚，層位關係明確。這一發現填補了福建地區早期龍窯發展的缺環，是研究我國早期龍窯起源及其演變序列的珍貴實物資料。
此後，苦寨坑窯址群獲評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目前，苦寨坑窯址群的考古工作仍在進行，福建史前陶瓷文化史仍有重重迷霧等待今人撥開。
根據已有考古材料，在晉江流域的安溪、南安、晉江、惠安等地的青銅時代遺址，都發現了大量與苦寨坑窯址產品相同的原始瓷器；與此同時，在閩江下游、九龍江下游的青銅時代遺址中也有發現。
這些遺址發現的原始瓷器是否都是苦寨坑窯址生產的？如果是，這些瓷器3000多年前的傳播路線如何？
不同流域的聚落之間是不是存在一種商業貿易行為，他們是如何交易的？苦寨坑原始瓷窯址群規模宏大，生產出來的產品去了哪裡？
“撥開這些歷史的迷霧，還需要考古工作者的時間和汗水。”作為2015年苦寨坑遺址考古發掘的領隊，羊澤林出言謹慎，深感重任在肩。
給歲月以文明，也給文明以歲月。蘊藉閩人智慧的陶瓷燒製技術世代傳承，陶瓷產業到今天也還是永春及其相鄰德化縣的支柱產業。薪火相傳自遠古時代的陶瓷工藝已成為一個文明的符號——瓷·China·中國。
當今天的我們去尋訪龍窯的前世今生，從苦寨坑原始瓷窯址往山坡下走不遠，就是現在仍在使用的一處龍窯——東月窯。山上山下，窯火生生不息，短短一段下山路，蹚過三四千年的時間河流。
千載光陰，在陶瓷燒成的一瞬間凝固成了永恆。
跨越山海：福建瓷與“最早的中國”相遇
在苦寨坑先民燒製出大量原始瓷器的同時期，中原正處於青銅時代，鑄造了大量精美的青銅器。
與中原地區發達的青銅文明不同，在新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交替之際，福建的先民充分利用自己的瓷土資源優勢，不斷總結制陶經驗，改進窯爐技術，最終燒製出原始瓷。
根據現有的考古發現，福建自夏代中期閩南苦寨坑窯址可以生產出原始瓷器開始，閩北武夷山竹林坑也在商周時期生產出了原始瓷器。
“福建瓷器起源的年代還可能比夏代中期更早，還可以往前推。”羊澤林分析道，“從現有出土標本來看，已出現成熟的窯具墊餅，並採用疊燒、套燒等先進燒造工藝。因此，無論從窯爐建造技術還是制瓷、燒造工藝來看，還有可能發現更早的原始瓷器窯址。”
福建，在先秦時期已成為中國最早生產原始瓷器的重要地區。
原始瓷器一誕生，就憑藉青綠如玉的釉色、堅硬細膩的胎質，贏得當時中原地區上層人士的青睞，成為統治階層炫耀的奢侈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在《最早的中國》一書中講述了河南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掘故事。書中展現了二里頭作為夏代都城的恢宏風貌：面積達300萬平方米，是當時最大的中心性城市，擁有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中軸線佈局、最早的青銅禮器群……體現了國家文明和天下觀念，堪稱“最早的中國”。
正是在被譽為“最早的中國”的二里頭夏都遺址，考古工作者驚奇地發現了許多精美的原始瓷器。這些原始瓷器多發現於宮殿和高等級貴族墓葬中，且在陶瓷器物的總數中所佔比例極低，其珍貴程度不言而喻。
不僅如此，在陝西西安一帶出土的許多西周時期大墓中的原始瓷器，和福建武夷山竹林坑窯址西周時期生產的原始瓷器也十分相像。
大部分學者認為，北方地區的原始瓷器是從南方傳播過去的。因為，北方地區年代最早的二里頭遺址發現的原始瓷器化學成分具有南方瓷石高矽低鋁的特徵；並且，原始瓷器的發現主要分佈在長江以南地區，長江以北地區發現相對較少，而且沒有發現燒造原始瓷器的窯址。
這是一次青銅器與原始瓷器的相遇，更是一次青銅時代北方文明與南方文明的交匯。
這些原始瓷器具體來自南方何處？一直是學界關注探討的熱點問題。永春苦寨坑原始瓷器窯址群的發現，成為一個有力的考古實證，說明福建的先民在夏代就已擁有了燒製出大量高品質原始瓷器的先進生產力，具備向外輸出的條件。
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不同地域文化之間在青銅時代究竟發生過怎樣的互動和流轉？
帶著這個疑問，我們來到了史前陶瓷高度發展的南平市浦城縣。
位於福建北大門的浦城，自古就是閩浙贛三省襟喉，仙霞古道的必經之地，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作為福建與江浙、中原聯絡的主要通道。發源於北部武夷山脈和仙霞嶺支脈處的南浦溪穿城而過，匯入閩江上游。而貓耳山、牛鼻山、龍頭山等多個史前重要考古遺址正是分佈於南浦溪沿岸，與浙南共同形成了一個大的史前文化圈。
福建史前陶瓷文化以其先進性和開放性，不僅對周邊省份形成了影響，而且猶如層層盪漾的漣漪，向更遠的北方傳播。
福建與二里頭遺址，一南一北，相距遙遙，原始瓷器如何運輸？
答案，隱藏在閩山閩水的地圖裡。
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稱，武夷山-玳瑁山橫亙西北，鷲峰山-戴雲山-博平嶺縱貫閩中；閩江、九龍江、汀江、晉江等河網自成體系，蜿蜒流轉於群山之間，緩緩匯入大海。而福建大大小小的瓷窯，都位於靠近河道溪流的小山坡上。
“一水二火三瓷土。”永春縣博物館的康桂清告訴記者，遠古先民要想燒出瓷器來，必須地下有瓷土資源，山上有可以燒柴火的林木，附近還要有河道或者溪流，苦寨坑就具備了這些條件。
河道、溪流的存在不僅為瓷器的燒製保障了水源，更為後期的運輸提供了便利。在主要以水運為交通方式的古代，對於陶瓷這一類易碎品來說，水運更是上上之選。
正是基於這樣的實際，有學者提出了這樣一條夏商時期福建瓷器北運的路線：先經過閩北的仙霞古道，進入贛江支流信江的上游地區，後沿信江向西順流而下至鄱陽湖入長江，再沿江向西北行，到達夏商時期江漢平原重要的核心聚落盤龍城，然後以盤龍城為中轉站，再北上運送至鄭洛地區，到達二里頭夏都。
與此同時，中原文化也經由同樣的路線南下，影響福建。閩東黃瓜山文化陶器上出現的青銅器雲雷紋，閩南浮濱文化的青銅牙璋，閩北牛鼻山文化的三足陶鬹……這些文物都穿透千年歷史的滄桑，向今天的人們訴說著青銅時代中原與閩地文化的雙向交流交融。
清風拂明月，山海有相逢。
於“最早的中國”，遇見福建領先於同時代的陶瓷文化，那是在“滿天星斗”的中華文明之中，綻放著的別樣華彩！（林蔚 段金柱 趙錦飛 陳夢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