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案是什麼意思
明正統八年（公元1443年），福建延平府出現了一個兒子為脫罪誣衊母親與人通姦的案件。
案件的起因是，延平衛指揮的兒子於玘為爭奪繼承權，把哥哥給殺了，然後不認罪，弟殺兄長，按律應該凌遲處死。但是明朝法律規定，犯人若在臨刑前喊冤，則停止行刑，重新審理，待將所喊之冤審問明白之後再行刑。於玘先是說哥哥不是他殺的，誣告他人，經過審理，純屬子虛烏有。再次把他押赴刑場，他又喊冤，又說他哥哥是被人所殺，並且有人甘願領罪。行刑官只好把他押回大牢，重新審理。就這樣多次上刑場，多次喊冤，於玘最後汙衊自己的母親與人通姦，哥哥想把姦夫殺死，結果反被姦夫殺了，奇怪的是，於母竟然默認了，沒有反駁。此案越審越複雜，法司難以審理，所以奏請正統帝裁決，且看朱祁鎮是如何處理這個案件的，案件的真相到底如何？
明朝的武職大多數是世襲的，他們依靠祖輩立下的功勞，除了被貶及免職，可以世世代代充當武職，尤其是軍官，官職都是依靠父祖得來的，在承平的時候，可以吃朝廷的俸祿，過著富裕的生活。
卻說延平衛指揮於慶中，沒有什麼武藝謀略，卻很會走門路。武職中的上司福建都指揮使處，文職中的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按、巡撫，逢年過節的時候，於指揮一定會把禮物送到。
靠著他們的庇護，於指揮專門敲詐來往的客商，賺取不正當錢財，慢慢地，於家越來越富有，家資漸漸如山積。
於指揮有官有錢，娶妻納妾，生有五個兒子，老大叫於珮、老二叫於玘，是正妻所生；老三於瑃、老四於珹、老五於璐，都是小妾所生。於指揮有錢，認為將來把錢財平分給兒子們，他們的生活自然無憂。但是問題出現了，錢財可以均分，世襲的位置卻只能給一個兒子。按照《大明律》的規定：
“凡文武官員應合襲蔭職之事，並令嫡長子孫襲蔭。如嫡長子孫有故，嫡次子孫襲蔭。若無嫡次子孫，方許庶長子孫襲蔭。如無庶出子孫，許令弟侄應合承繼者襲蔭。若庶出子孫及弟侄不依次序，攙越襲蔭者，杖一百、徒三年。”
所以，能承襲於指揮職務的只有嫡長子於珮，若於珮因故不能襲職，則輪到於玘，其餘三個因為是庶出，輪不上他們。
於玘見父親能夠指揮五千多人的軍隊，出門前擁後呼，好不氣派，因此特別想得到指揮的位置，但有哥哥於珮在，將來指揮的位置自己沒有指望。
眼見得父親快五十歲了，按照規定，兒子已經可以襲職了，而父親也上下打點活動，準備讓哥哥接班，於玘心裡很不是滋味。
軍人之家以習武為尚，於家兄弟五人從小就得到了鍛鍊，是以武力都非常出色。
於指揮為了兒子襲職的事情，找個理由到京城出差，到兵部探詢襲職的事宜。見父親為哥哥襲職的事忙碌，於玘心中的妒忌之心更加強烈：
同是一母所生，哥哥什麼都不要幹就能當指揮，自己想當個總旗，都還要走門路，這是何等不公平呀！
俗話說，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於玘想承襲指揮之職，哥哥就必須要出“意外”，但如何才能保證意外的發生呢？
當時號稱延平第一高峰的金鳳山，經常有老虎經常下山傷人。
所以延平府發出告示，凡是能打虎者，一隻賞銀二十兩。
於玘見了公告後頓時提出上金鳳山打虎，不為賞銀，只是為了證明軍人世家的威武，使用激將法，哥哥於珮也不得不去，另外還帶上另外三個弟弟。
兄弟五人來到金鳳山後，個個奮勇當先，走了十餘里之後，三個弟弟因為身體瘦弱，漸漸地被落在後面。而於珮、於玘正值青年，健步如飛，爭先攀登。
在來到一處斷崖谷後，於玘看不見弟弟們的蹤影，認為機會來了，於是便趁哥哥於珮不注意，用刀刺中他後腰，再將他推下崖，等做完這一切後，他把兇器藏了起來，並高喊道：
“不好了，大哥掉下山澗了！”
弟弟們聞訊趕來，他們拿出繩子，順繩而下去尋找，卻見於珮頭顱破碎，已經身亡。兄弟幾個人把哥哥拉了上來，帶回家中，將他裝入棺材，等候父親回來處置。
於指揮好不容易將於珮承襲之事弄妥，回來就準備讓於珮接班，自己退職輔佐兒子一段時間，然後就可以安享晚年了，卻不想於珮死了，很是傷心。但人死不能復生，於指揮只好安葬了於珮，另外準備讓次子於玘代替老大位置。
然而就在快要進行手續交接的時候，卻不想有人把於玘謀殺哥哥於珮的事情告到延平府
。
那一日，獵戶劉六、劉七兄弟見到延平府的告示，也想上金鳳山下套捕虎。兄弟倆爬上一棵大樹，遠遠地觀望老虎的蹤跡，卻恰恰看到於玘將哥哥於珮推下山崖這一幕。兄弟倆原本不想講出此事，但怕承擔責任，所以告訴了里長。因為按照《大明律》的規定：
“知道別人殺人，如果不首告，就要承擔杖一百的刑事責任，要是首告了，就可以解脫罪責。”
里長同樣怕承擔責任，當然不敢隱瞞，便帶著劉氏兄弟到延平府首告。
延平知府見是人命案件，也不敢怠慢，當即發出牌票，將於家老二逮捕入獄。
要想確定是否是謀殺，就要檢驗屍身，雖然開棺後的屍體已經腐爛得差不多了，但刀傷及跌傷具在，可以確定他殺無疑。
知府根據傷痕，斷定是於玘謀殺，於玘當然抵賴，卻不想其三弟於瑃因為走得快，親眼看見於玘把於珮推下山崖，有劉氏兄弟為證，又有於瑃指證，於玘謀殺親兄的罪名就成立了。
按照《大明律》的規定：
“弟妹故殺兄姊者，凌遲處死。”
延平知府將於玘擬為凌遲，申報各級上司，由刑部勘查，皇帝核准，便可以在延平府執行了。
於指揮的正妻李氏剛剛死了親生長子，次子又要被處決了，不由得來的心慌。於是她多次哭勸於指揮，讓其千萬要保住於玘的性命。於指揮無奈，只好去求巡按，請他奏請皇帝，免於玘一死。
巡按雖然得了於指揮的好處，但這事關係朝廷的綱紀，殺兄大案，如何能翻案呢？除非找到可以證明於玘沒有殺兄的證據。巡按把這個意思告訴於指揮，讓他想辦法。
於指揮無奈，只好回來告訴正妻李氏，說於玘已經招認了，又有目擊證人，謀殺已成事實。
正妻李氏說不通於指揮，便要求探監，按理說死囚是不能探視的，但有著於指揮這層關係。這個小請求，地方官還是能予以滿足的。
李氏探監，瞭解到證實於玘殺兄的關鍵證人是其弟於瑃。李氏大怒道：
“我早就知道那個小妖精不是什麼好東西，她想害死你們兄弟倆，由她的兒子繼承指揮，自己將來好成誥命夫人。”
正妻所罵的小妖精是於指揮的二太太王氏，第三子於瑃、第四子於珹正是其所生。
見母親罵二媽，於玘隨聲附和，並說要不是於瑃說看見自己把大哥推下懸崖，自己就不會是死罪。母子倆商議很久，彼此串通之後，想讓於瑃收回初供。沒過幾天，刑部文書來了，延平府只能將於玘押赴刑場處決，想不到於玘在臨刑前高呼冤枉，說是要招供隱情。按照《大明會典》的規定：
按察司委派監刑官，一旦發現“犯人反異，家屬稱冤，即便推鞫，事果違枉，同將原問、原審官吏通問改正”。
也就是說，在臨刑的時候，如果犯人翻供，或家屬喊冤，要重新審理，如果屬實，則予以改正。於玘在臨刑時反供，按察司的監刑官只好宣佈暫停行刑，重新審理。
按察司監刑官會同延平知府與推官，開堂審訊。於玘講並非自己殺了哥哥，哥哥是弟弟於瑃所殺，當時哥哥身受刀傷，自己上前攙扶，哥哥站立不穩而跌下山崖。
監刑官半信半疑，立即查問仵作，驗屍的時候是否發現刀傷。仵作回答，後腰原有刀傷，但非致命之傷，原審故此忽略不計。
監刑官斥責仵作糊塗，然後逼問於玘何以證明是於瑃刺傷。於玘說找到兇器，自然明白是何人謀殺。
監刑官無奈，只好到於指揮家搜查，他讓屬下把於家所有的刀都拿出來比對，結果卻沒有發現有與傷口相符合的刀，因此不能確定是於瑃先刺傷於珮，而於瑃也一直沒有離開兩個弟弟的視野，也就是說於玘所謂的隱事不成立。
監刑官當即裁定是於玘連刺帶推把於珮推下山崖，謀殺親兄之罪可以確定，依然要凌遲處死。
於玘被第二次押上刑場，臨刑前又喊冤，說是哥哥中了獵人劉六、劉七所設的伏機受傷，自己去扶，哥哥站立不穩，才失足墜入山崖。監刑官只好再次停止行刑，會同各官審訊，並派捕役到金鳳山去取證。
事關人命，劉氏兄弟承認設定了陷阱、窩弓，但他們一是設有明顯標誌，行人肯定會躲避；二是每日檢視，爬到樹上觀察，若是有人過來，肯定攔住；三是陷阱、窩弓都設在人跡罕至之處，於家兄弟不可能經過那裡。
為了核實情況，知府委派人押著劉氏兄弟去查陷阱、窩弓所在之處，果然如劉氏兄弟所言，則可見於玘說哥哥中了獵人伏機，純屬無稽之談，因此申報上司，認為於玘就是畏死栽贓，情屬可惡，應該維持原判，將其凌遲處死。
於玘母親李氏見案情還是沒有反轉，於是回到孃家，向父母兄弟哭訴此事。見到女兒傷心，父母僅僅安慰，能起什麼用呢？總要出手相助呀！孃家人共同商議如何解救。眾說紛紜，也難有主意，畢竟這是重罪，若想救於玘，必須要讓於玘脫罪，但證據確鑿，此前誣陷劉氏兄弟之事，知府礙著於指揮的面子，並沒有追究誣陷之責，如若再攀咬其他人，怕是會罪加一等。
既然不能再攀咬他人，也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於玘身赴刑場，那就還是要幫他脫罪。
這時候於玘的大舅，想出一個解脫當前困境的辦法，那就是要有人承擔殺人之罪，可找誰承擔殺人罪，那是一個問題。
那個時候延平府經濟不發達，大多數人難以維持溫飽，再加上先前因為動亂，遷移來此的客家人很多，他們在與當地人爭奪生存區域的過程中，經常出現械鬥。械鬥是違法的，一旦官府介入，就要治罪，各族都會選一些人抵罪，漸漸地就出現“頂兇”之事，乃至於在當時“頂兇”成為一種風氣。
所謂的“頂兇”，就是花錢請人頂替兇手，讓人頂替死罪，而真正的罪犯卻能逍遙法外。
於玘母親孃家很有錢財，透過中間人，找到一個可以頂兇的人，此人是李旺家的第四子李桃。李旺家人丁興旺，生活卻無以為繼，一家老弱都是病痛在身，賣孩子行為進行了無數次，就是沒人要。如今有人找到門上，要李旺家出一個孩子替人抵罪，可以給銀二十兩，李旺自然是同意的。這些錢可是能救活一家人的命呀！
於玘舅舅選中年齡與於玘相當的李桃，便與李旺簽訂生死文書，給付銀兩之後，便將李桃帶到一個偏僻之處，教他如何見官，如何招供，如何認罪，若是反悔，銀子要加倍償還。為了父母兄弟，李桃也只好聽命，準備慷慨赴死。
刑部批文下來，於玘第三次被押赴刑場，親友相送告別，臨刑之時，於玘又高呼冤枉，說哥哥於珮不是他殺的，如今家人已經查出兇手並將其捕獲，請官審問。
此時於玘舅舅將李桃帶到，李桃當著眾人的面承認，於珮是他所殺，如今被於家訪到，也不願意別人替自己受冤，故此前來自首，懇請官府放過於玘，自己甘願領罪。見於玘喊冤，又有人認罪，行刑官只好終止行刑，將李桃與於玘押入府獄，申報上司重新審理。布政使、按察使會同巡按御史會議，最終委派延平府推官李秉審理。
李推官受命之後，立即提審李桃，發現他毫不隱晦，說於珮欺侮他，因此懷恨在心，趁於珮進入金鳳山時，於路上邀劫，先用刀刺傷，然後推到山澗，刀扔在某處石縫之中。刀經官起獲，正是兇刀。李推官一面看卷宗，一面聽李桃招供，發現他所交代情節與初審一字不差，按理說是可以定案了。
然而李推官見李桃交代案情太過清晰，於是起了疑心。
靈機一動，李推官便問與案件無關的問題，諸如進入金鳳山有幾條路，山上長什麼樹，事發地點有無居住人家等，李桃感到茫然，畢竟他根本沒有去過金鳳山，如何曉得金鳳山的情況。
由此李推官斷定，李桃與於珮被殺案毫無關聯，但他為什麼要承認自己殺人呢？為何能交代出兇刀所在呢？李推官暫且放棄審訊李桃，親自走訪李旺家，發現李旺家徒四壁，病妻及眾多子女，個個面黃肌瘦，這樣的人家，怎麼可能與指揮使的兒子結仇呢！經過盤問，得知是於玘之母花錢找人頂兇，便再次把於玘送上刑場。
於玘殺兄之罪難免，找人頂兇也被揭穿，想活命再難有回天之力了。常言道，病急亂投醫。於母找到一個名叫馮其虛的訟師，請他想辦法救自己兒子一命。
明代的訟師都是違法的，一旦查出有訟師代人書寫狀紙，挑撥詞訟，輕者杖一百，重者可以立斃杖下，所以訟師只是替人出主意，從不出頭露面。
縱然官府嚴禁訟師，他們還要幹此行業，其目的無非是賺錢而已。訟師熟悉法律，瞭解辦案程式，不但能瞭解當事人的心理，而且明白辦案官員的心理。
見於母找到自己，馮其虛明白財神爺來了，卻裝出此案難翻的樣子，直到於母苦苦哀求，費用不斷上漲，他才講此案不是不能翻案，但於母要承擔些汙名。
急於救子的於母，聽到能翻案，哪裡還在乎自己承擔不承擔惡名，便說：
“只要能救兒子的命，即便是死我也願意，何懼汙名乎！”
馮其虛附耳說道：
“夫人可知道前幾天被處死的張龍？”
於母搖頭說：
“我一個婦道人家，怎麼會知道他呢？他是因為什麼被處死的呢？”
馮其虛回道：
“夫人有所不知，這個張龍因為勾搭有夫之婦，將人家親夫給殺死了，所以被斬立決了。”
於母不解：
“這樣的人，被斬是罪有應得，可與我何干？”
馮其虛笑道：
“夫人可知我朝以孝治天下，最重倫理綱常，若是有孝行，朝廷便可以從輕處罰。”
於母有些不耐煩：
“朝廷重孝，與我兒子翻案有何關聯？還請先生明示。”
馮其虛說：
“當然有關係了。夫人您想呀！人死不能復生，也是死無對證，夫人承擔的汙名，就是說與這個死人有染。只要夫人按照我所說去做，在下保證你兒於玘無恙。”
說罷便將自己的計謀說出，於母聽後面紅耳赤，意欲拒絕，但為了兒子的性命，也只好答應。
於玘第四次被押赴刑場，還是高呼冤枉，並聲稱有隱秘相告，行刑官也不得不停止行刑，馬上向上面派來的新主審官請示。主審官問他有何隱秘之事，於玘見左右排列很多衙役，南平知縣、延平知府也在場，便提出此事只能單獨對主審官說。
礙著於指揮的情面，也因為此案拖延很久，所以主審官很謹慎，同意撤去衙役，但要南平知縣、延平知府在場，以免別人說閒話。
於玘無奈，只好說：
“諸位大人，小的殺兄之案，反反覆覆，皆因有難言之隱，事關母親名節、父親聲譽，所以一直不敢言，但小的確實不想死，如今非死不可，也不願意冤死，即便是承擔不孝之名，也顧不得了。”
主審官：
“休得胡說，且將隱秘講來！”
於玘故作為難說道：
“事涉我母與人有奸，故難言耳！”
主審官等聽罷，面面相覷，商議一下，還是讓於玘交代詳情。
於玘一五一十地講道，母親與張龍有奸，已經非止一日，自己與哥哥於珮都親眼所見，哥哥為人直爽且強壯有力，所以常憤憤不平，自己因為身體瘦弱，且事關母親名節，父親聲譽，所以勸哥哥忍耐，可以一起勸母親，不要再與張龍來往。但哥哥哪裡肯當面說穿母親姦情呢？便獨自一個人去殺張龍，但他哪裡是張龍的對手，所以反被張龍殺了。我找到哥哥的屍體，因為不願意說出哥哥是因為殺奸而死的，所以被認定為是兇手。此前多次喊冤，確實冤枉，只是礙於母親名節，一直不敢講出實情，如今再不講出，恐怕真的不能活了，故而敢冒不孝之名，說出此事。
那個時候，婦女不得上公堂，但奸盜除外，如今於玘交代母親與別人有姦情，也只得讓於母到堂聽審。
主審官沒有想到於母身為誥命夫人，居然在大堂承認與張龍有奸，其子於珮殺張龍不成，反被張龍所殺，因為張龍兇惡，以殺全家為要挾，故此隱忍不言，如今張龍作惡多端，已經被斬，不能再要挾她了，而為救兒子，也顧不上什麼名節了，所以忍辱前來，請法官饒恕於玘，自己甘願革去誥命夫人，從此不再拋頭露面。
於母與於玘所供之言，虛妄明顯，既然為救兒子，何不早說？身為指揮之妻，張龍即便是兇惡，如何敢與統領千軍的指揮之妻有姦情呢？又何敢以殺指揮全家相威脅呢？明顯是胡編亂造，但此事關係誥命夫人，更與朝廷所提倡的孝道有關，主審官等也不敢定奪，只好上報刑部請示如何處置。刑部也不敢決定，便恭請皇帝，請朝廷派御史及刑部郎中前往復勘。
明英宗朱祁鎮翻看題本，當即批示雲：
“此犯既殺其兄，又誣其母，不孝不弟，孰甚焉！其即誅之，勿再勘。”
也就是說，於玘既殺了其哥哥，又敢誣陷其母親，這種不孝不悌的行為，誰能與之相比呢？立刻將於玘殺了，不用再勘問了。
有了皇帝的批示，縱於玘有千般謀略，於指揮夫婦有萬金之財，於玘也難免一死，最終被押赴刑場凌遲處死。
只是於指揮夫婦為了救於玘，不但誣陷他人，最終還背上誥命夫人與人通姦、三品指揮甘當烏龜的汙名，讓人徒增笑柄。
此案於玘為了爭奪指揮繼承權，謀殺哥哥於珮，動機是顯而易見的，殺人的時候也有目擊者，若是有司仔細研讀案情，認真檢驗，殺人證據並不難獲得，但此案牽扯三品指揮與其妻，為了救兒子，他們不惜錢財，動用各種關係，才使案情變得複雜起來，以致秉公辦理反而受累，若不是尚有正直的官員在，這個案件還不知道會弄出什麼名堂，
亦可見在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下，官僚政治是弊端百出，官官相護已是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