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為什麼要禁碑
從漢末到魏晉南北朝，書法發展呈現出一種最複雜的現象，原因就在於它有幾組矛盾的交叉。第一，實用與審美欣賞的需求，過去是含糊地交雜在一起，到了後漢三國時期開始發生了某種程度反而給我們提供了當時人學習草書的情況。因為他批評要有物件，他把當時學習草書的現象都羅列了一遍。如崔瑗、杜操、張芝寫草書，似乎還形成了一個群體。這些人迷草書的程度是驚人的：“領袖如皂，唇齒常黑”，命蔡邕寫經，在洛陽寫的時候的情景是“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這種場景具有特殊的含義。我想當時人們感興趣的是蔡邕寫的書法，而不是讀石經的文章。倘然一般的人去寫，不會有這種場面。這就是歷史的重點。
崔瑗也有一篇文章《草勢》，年代比蔡邕早得多。這篇文章是用漢賦的體式寫成，其中運用對偶手法，以很多比喻來形容草書之妙。他說草書在寫的時候，相對的線條就像兩隻鳥在互相顧盼，糾纏在一起的線明。這樣我們終於找到了文字與書法的兩個不同性質被區別開來的證據，不同的人，不同的著作，不同的文風與研究方法，造成了一種複線形態。
一條是藝術的、審美的；一條是文字的、尚用的。當然，在兩條線當中還摻雜果沒有文學史那種立場的話，大家還沉緬於漢賦的那種雕琢和修飾之中，那麼，中國的文學史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結果，早就衰頹和壽終正寢了。所以，從文學史的立場上看，趙壹是代表前進的方向。而從書法史的角度來看大概認為豎碑立傳無益於民風淳樸，是奢侈的象徵。這種禁碑是偏向實用精神的。當然豎碑不一定就是藝術，其中也包含了許多社會生活需要的內容，但豎碑大多是供賞玩的，即使從碑主立場上說，也有歌功頌德的功能，能酬酒值，計錢足而滅之。請注意師宜官可以用書法去換酒資。觀者付酒值，顯然出於一種欣賞的立場而不是慈善佈施心態。據說靈帝時以書擅名“時多能者”，師宜官只不過是為最而已。此外，韋誕題凌雲臺題白了頭髮，也不休綴”的張芝如何？書法到了如此地步，還無法在藝術中取得自立，那才叫咄咄怪事呢。曹操禁碑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條件限制，韋誕題匾又迄今無存，是則我們能憑為實據的作品就太少。
三國時期的碑現在能看到較著名的小，我們就可能去追溯清代或明代，甚至秦漢。受影響的不是多元而是較為固定單一，其作品反映出來的也必然是固定單一的。於是，我們又看到一種有趣的矛盾對比，吳國書風要上追秦篆時代的風貌，在時間上很有隔閡，王次仲創楷法也是一個無法證明的事實。但以今存鍾繇楷法來看，我們又不得不認為，三國時期楷書的出現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事實。鍾繇的《力命》、《宣示》、《賀捷》、《調元》、《薦季直表》等作品代表了一種真正的出來的，它對以後的書法史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從後漢到三國，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過渡時期，但我們的敘述側重的是史的作用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