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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一直是歷朝歷代所關注的政治大事，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君臨天下之後，便把教育作為基本國策和國家長治久安的保障。
他曾說：“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對於經濟文化落後的貴州，他在加強政治、軍事統治的同時，強調“移風易俗，禮為之本；以訓導民，教之為先”。要求駐黔官員要做到的是“廣教化，變土俗，使之同於中國”。
關於貴州教育的策問
在《嘉靖三十一年貴州鄉試錄》關於針對貴州少數民族地區治理問題的。策問中這樣說：問：貴州古僰甸之域，襟聯川湖，三苗遺種，其來久矣。我祖宗列之藩服，或仍土酋，或建郡邑，維以武衛，聯以膠庠，椎髻之風漸變。然民夷錯處，間弗奠居，頃者上命重臣督鎮三省，得便宜行事，亦既仰奉天討，薙稱殆盡，民用輯寧。
然一二遺孽猶未盡梗，茲既稽首歸順，而其畏威竄伏者，謂宜剪圖以與脅從者有間，固也。然大勢既定，即一龍寇似無能為議者，謂除惡務本，必滅此而後為快也。然而大禹有班師之舉，或又謂宥過無大即置之，未可謂無男也。然虞舜有怙終之刑，昔禹之孽徵，誓師之詞曰：以爾有眾，奉辭伐罪，其義既正矣，然三旬猶逆命焉，豈化外庶頑，自古不可必徵耶？益之賛，禹誦帝之德曰至誠感神。
矧茲有苗，其言近迂矣，然七旬果來格焉，豈舞幹風動不必於兵耶？乃者重臣都臨似得馭夷之要，或謂事平，宜割三省近疆改設撫治之識，果長計乎？列戍要害似得自守之術，或謂自今宜滅各營戍卒，稍省供餉之費，果得策乎？虞之格苗，在敷文德，今所謂撫，果文德之敷乎？周之詰戎在徵弗庭，今所謂剿，果弗庭之討乎？皇上聖文神武，四夷來王，蕞爾小丑狡猾成性，不知久安長治之計，至當歸一之，書畫宜何所出？士生茲土，必有槩於中久矣，願以所素籌者告我將轉聞於上，用宵旰南顧之憂。
這篇策問一開始先對貴州的少數民族情況作了簡述，朝廷治理的方法要麼堅持土司制，要麼就建府縣管理，皇帝派重臣來坐鎮管理，有“便宜行事”的權利。
針對少數民族叛亂的事情，本來要“除惡務必滅此而後為快”，但是文中又用大禹的“班師之舉”來作為對比事例。後面提出治理矛盾的方式是安撫，改設巡撫呢？還是進行武力圍剿。最後形容貴州為“蕞爾小丑狡猾成性，不知久安長治之計”，同時也給考生提出策問。
科舉策問需求解決之道
該策問邊捷的對策被錄為程文。該文很有條理，他首先分析天下之勢，國家的安定是“仁”和“義”：“天下之勢內與外而已矣，安乎內者攘乎外者也，天下之道，仁與義而已矣，發之仁者，裁之義者也。”；同時他還提到意思很明白：國家的安定無非就是安定內部，排除外患，需要的是仁義之道，用“仁”來安定內部，用“義”來治理外夷。只有本身強大了“中國尊”，外夷才會“自順”。
“天下之勢，內與外而已矣，安乎內者攘乎外者也；天下之道，仁與義而已矣，發之仁者，裁之義者也。夫勢一也，而內外異焉，然安內即攘外之具也，道一也，而仁義殊焉。然體仁即和義之本也，何也？中國內也，四夷外也，內治未修而求外夷之服，不知內外之體者也，仁主於惠也，義主於威也，仁惠未孚而求義，問之，宣不和仁義之實者也。行仁以濟義則威震而惠不褻。
治內以風外，則中國尊而四夷自順。所謂治之以不治，乃所以深治之者也。治之以不治，非謂其不必治也，仁義竝用，則安內攘外之道，得而不治之治在是矣。”
接著他描述了貴州的現狀：“貴州之民，苦於夷患久矣”自建國初，都司統領衛，但所管轄的土地屬於川湖雲南，永樂年間，建立設定三司，領八府四州，十有八衛，然而貴州屬於少數民族雜居，苗夷狡猾，叛服無常，是他們的本性，一直是國家的禍患，近幾年苗夷又發生叛亂，人民慘遭荼毒，皇上大怒，特意派遣大臣坐控三省，大興問罪軍隊，俘虜斬殺以千計，雖然殺了那些元兇，平息了民怨，那些同黨交納錢財，也可以免去罪名，但是總有一些餘孽未能完全除去，他們也不可能會自己來投降。
對於這樣的情況，地方官員請求聖上裁決。他對此提出了兩條建議：首先透過“大禹治夷”的事例來說明，對待蠻夷不一定要除惡務盡，誅殺首惡即可，對於從犯要在保持威懾的前提下進行安撫，這樣才能達到“內強外順”，隨後他建議將三省的軍餉分開自理，相互牽制，使西南地區得以穩定，這樣那些蠻夷才不會生出叛亂之意。
最後他認為治理貴州應該學習“仲淹”、“諸葛亮”，要大興營田，聽取百姓意見，讓那些居無定所的百姓安定下來；同時也要做到“重典不可廢”，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最終他的這篇對策也得到了考試官的高度評價，同考試官教諭何某批曰“貴州苦苗患久矣，如子之言，殆意馭夷之長計者乎？執此以往，宜有裨於一方矣。”考試官教諭鄭某批曰“識時務者在俊傑，此作近之。”考試官教授丘某批曰“切中機宜用世之學也。”可見邊捷這篇對策的優秀，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應出了明朝當時當權者對於少數民族治理的求“策”若渴。
學校興化，兵戎禦侮
在《嘉靖三十四年貴州鄉試錄》策問第五問便是涉及這樣的問題。策問中這樣說：問：學校興化，兵戎禦侮，政之大務也。方今一統之盛，文教大行，武威丕振，而貴竹之區人才蔚興，專科增額。夷僚書服，偃兵息民，若無容於議者，顧窮鄉僻壤弦誦或稀。谿峒山箐，劫掠竊發，其故安在？意者化導制御之未至乎夷，考古之人，有治蜀而興學，位閩而造士，徵交阯而為立條教，平南中而專服其心，規略何修而如是烈也。
茲欲責郡邑以興化，責閫衛以禦侮，宜何如而後可？諸士其悉言之毋讓。
此策一開始指出“學校興化，兵戎禦侮”是國家的政治大事。
現在國家統一，重文輕武，而貴州地區開闢鄉試，增加解額的人數，少數民族蠻夷都懼怕服從，不興兵事，就連那些窮鄉僻壤都或多或少開始發展教育，但是在一些少數民族集聚地區中還是時有發生劫掠，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不是因為用教化來治理的程度不夠？並透過“蜀”、“閩”兩地的治理方案來作為具體事例詢問考生該如何應對這一問題。
此策問採用邵元哲（普安州學生）的對策為程文，他首先用蜀、閩的成功與貴的失敗作對比，蜀、閩、在學校人才方面：蜀的郡守，“以蜀俗僻陋，乃選吏開敏有材者”並“親自飭廣，遣詣京師受業博士”，然“又修起學宮，廣招學官弟子，除徭受事，誘令進學吏”，這樣的做法讓人們對他充滿了敬佩，以他為榮，達到教化的目的。在閩“以閩人未知學，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鈞禮觀遊宴繪與焉，由是俗為一變二人者”達到了教化的目的時也“自化真德實意藹然”。
而貴州雖然“興學校以育才”，但郡邑之官，“謹期會於簿書，而弗暇於教導課殿，最於趨承，而弗及於人才甚者，官怠於因循，而乏永久之圖志。淪於疎逖，而鮮振飭之政欲”，這沒有其當初修建學校的目的“教而申化導之”。此策問採用李維祜的對策作為程文，對“六經”的地位予以推崇，認為“道在天地者，具在‘六經’”，又說“性之為道”，則“性”亦具在“六經”之中。然而，宋代以前“性學之日趨於晦也”，不過等到宋儒的出現，諸儒才相與講明性學。宋儒之學，本原經傳而演繹成文，故宋儒的專著《正蒙》、《皇極經世》等書是根基於“六經”的，如《正蒙》發“六經”之所未發而不雜，《皇極經世》取“六經”功用而不泥於數。
結語
朱元璋之後的明朝統治者，也遵循這一祖訓，把施行教化，興學育才作為既定國策，歷代派駐貴州的官員大多也都盡職盡責，積極推動貴州的教育。
特別是自貴州開科取士以來，更加調動了貴州各階層人民求學的積極性，極大地推動了貴州的學校教育和文化發展。這在一定的層面上達到了治理貴州少數民族問題的作用，也減少和降低了少數民族做出危及統治的舉動及機率，但是這並沒有徹底的解決問題，貴州仍然時有一些動亂，對於這種情況，統治者也希望能透過科舉策問來需求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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