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樉代表什麼意思
元末天下大亂，江淮、江漢之反元勢力風起雲湧，實可視為南宋民族抗戰之繼續。南宋抗金所發動之民族抗戰，既詳述於本史第十四卷中。按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滅宋後（宋末帝昺祥興二年，127年），由於對日本及安南連年用兵，均告失敗；又因長期對海外用兵，對大江以南（南宋之腹地）苛斂無度，南宋遺民之抗戰，已不斷髮生。如至元十七年至二十年之徵日本，十九年之伐占城，二十年用兵緬甸二十一至二十五年之徵安南，二十九年之徵爪哇。故於至元二十五年，元徵安南之兵再敗時，廣東、浙江之民，即首舉繼續抗戰之義兵。是年四月，廣東董賢舉，浙江楊鎮龍、柳世英，循州鍾明亮，各擁眾數萬，相繼而起。
元廷除立發四省之兵進討外，二十七年又復置戍軍以資鎮壓。揚州、集慶（建康）、鎮江各置萬戶府七，杭州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處，復各增置戰艦，練水軍，習水戰。至仁宗延祐初（1314年），復因經理田制，官吏貪殘，江、浙、江西之民，又紛起反抗。及至順帝至元三年（1337年），元室在內政擾攘之餘，天災頻仍之後，大江流域宋之遺民再起：是年正月，廣東增城朱光卿起兵，稱大金國，惠州聶秀卿等起兵應之。
河南陳州（淮陽）棒胡等起兵於信陽，破歸德（商丘）、鹿邑，而焚陳州。四川合州（合江）韓法師起兵稱南宋。翌年，漳州（龍溪）民李志甫，起兵攻州城。袁州（江西宜春）人周子旺亦舉兵，稱周王，改元建號。此種反抗迭起，至至正元年（1341年）以後，其勢益盛。及至劉福通等起兵，擁韓林兒為帝，國號宋，徐壽輝等應之，尋建國號天完；陳友諒國號漢；張士誠國號周（嗣降元，取消國號），皆反元勢力之繼續。朱元璋利用此民族抗戰之形勢而起，可謂時勢造英雄。茲進而申論元、明、周、漢，在此次戰爭中之得失，以資借鏡。
元廷方面
明太祖曾與李善長等論元之失政曰：“元氏混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強動。”此可說元末大亂之原因。按自古天下之亂，莫不由中樞失政始，元廷政變屢起，中樞失政之事多矣，茲僅就順帝妥歡帖睦爾之世失政之大事作概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
迎立順帝（明宗長子）之太師右丞相太平王燕帖木兒，即以擅權震主，荒淫而死（順帝元統元年，133年）順帝即位時，年方十四歲，燕帖木兒已死，以蔑兒吉解伯顏為太師右丞相封秦王，撒敦為太傅右丞相封句容王。順帝因明宗親臣阿魯輝帖木兒之言，深居宮中，政事一委宰相決之。
由是大權旁落，至第三年（至元元年，135年）即發生第一次政變。是時，因左丞相撒敦已卒，伯顏獨秉朝政，大平王唐其勢（燕帖木兒之子）惡其位居己上擅權，因謀廢立，率兵入宮，事敗，伏誅，伯顏並殺皇后伯牙吾氏（燕帖木兒之女）並王晃火帖木兒（唐其勢謀主為帝者）自殺。伯顏又以此役之功，驕橫擅權，誅殺諸王之異己者，並變亂成憲，虐害天下，順帝患之而不能制。
至元六年（1340年），帝因伯顏養弟馬札兒臺及其子脫脫之畏禍及己，發動事變（第二次政變），因貶死伯顏於江西，於是馬札兒臺與子脫脫相繼執政。然此後數年，政潮動盪，當權者仍傾軋不已。加以天災與饑荒頻仍，於是各地起兵者迭興。至至正十三年（1353年），天下崩頹之勢，已不可收拾之時，順帝血氣方剛，而中書右丞哈麻，竟進西僧於帝，教以房中行淫之術，於是男女裸處，君臣宣淫，日事遊樂，不問政事，因此其所產生之惡果則為：至正十二至十四年間，脫脫以右丞相統徵江淮之起兵者，方獲勝之際，先則調還京師，繼則貶死雲南（至正十五年）。迄至正十六年（1356年）右丞相哈麻，又謀廢立（第三次政變），事洩，伏誅。其後搠思監為相，順帝方溺於娛樂，不恤改務，外則疆土日蹙，內則帑藏空虛，搠思監無所匡救，又與宦者樸不花互相勾結奸利，公然受納賄賂。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不上聞，將士解體，禍亂益不可收拾。
其次，為元軍紀律敗壞，故對各方討剿而愈剿愈亂。如至正十四年，已貶脫脫，乃以太不花為河南行省左丞相代領其軍，以討江準諸亂者。明年，太不花即以軍士乏糧，驕傲不遵朝命，而軍士則剽掠，民皆患苦之。及劉福通攻汴梁，太不花又按兵不救；既而出軍，又大縱軍士搶掠，百里之內，民家蕩然，其後察罕帖木兒，雖頗能平亂，但與孛羅為仇，彼此皆不聽朝命，自相攻伐，遂至於亡。
朱元璋方面
戰略運用：朱元璋戰略方面最成功者，有四：（一）取集慶以為王業之基。（二）江淮江漢方面戰略。（三）先滅陳友諒，後及張士誠。（四）平定閩廣之戰略指導。茲扼要分析之。
(一)進取集慶
此地自孫吳建都以來，歷數百年，皆為大江首要之都會，六朝之所以能與中原抗爭者賴此，所以能統治江南半壁江山者亦賴此，蓋其所處之戰略地理形勢所使然也。建此策者，首為馮國用言於定遠，次為陶安論與太平。然若非雄才大略之朱元璋，有此識量以定策，則亦不能成其大功也。徐壽輝、陳友諒、張士誠等碌碌之輩，均不及此，故皆一一為所並滅。
徐壽輝之勢方張之時，只知自江西趨杭州，謀取自宋以來之首府，陳友諒亦知之。張士誠實先朱元璋渡江，但彼先取平江，次謀取杭州，蓋皆只知財富之重要，而疏於地略首要之爭奪也。設使此三人皆有此識量，則鹿死誰手，誠未可知。朱元璋已取集慶，立即東下鎮江、常州，南取寧國、建德，西守太平，北略揚州。此數地為集慶外圍戰略要點，元璋取之，集慶始可安寧，以從容經營王業。此真英雄手法，棋高一著。
（二）江淮江漢方面戰略關於朱元璋在江準江漢方面之戰略指導，其著眼頗為深遠。初則利用劉福通在安豐，以為北方之掩護，以便專力於江南。故其方下和州時，既無求於韓林兒，而奉其年號；及既克集慶，勢力已成，而猶奉之，此其一。當安豐被圍攻之時，元璋所以毅然率徐達等赴援，及擊破呂珍，取得安豐後，覆命徐達等攻廬州者，蓋安豐廬州皆淮西之戰略要地故也，欲保淮，必先據有此二地，此其二。又至正二十一年，元將察罕方威震中原，劉福通自汴梁退保安豐之後，此時朱元璋正決策先定陳友諒，進取江州之時，乃遣使“通好”於察罕，蓋此時察罕已平河南陝西，將兵東向，山東而平，因慮其乘百勝之勢而下，故遣使請降也。明年，元朝廷遣拜封之使至，時聞察罕已死，遂不受官，而殺其使。
又明年，又以救宋為名，親將大軍北取安豐及廬州。及陳友諒已滅，又遣兵再取廬州。準地之戰略情勢被朱元璋重視，由此可見，此其三。關於江漢方面之戰略指導：元璋已滅漢之後（至正二十四年二月克武昌，漢城，東還經營方峻，即遣常遇春等略取襄漢，蓋欲保據大江上游之荊湘，必須據襄漢。朱元璋在江準江漢兩方面，其戰略著眼均稱遠大。
(三)先滅陳友諒
，後及張士誠友諒據上游之勢，較之張士誠，其距應天雖遠，而其威脅則遠甚士誠。不僅戰略形勢上如此，而友諒步騎舟師，亦遠強於士誠。且友諒野心勃勃，有順流南下相併之志，士誠則“自守之賊”，以得保其所據地為滿足，而無遠圖。凡此，乃為元璋決策先滅友諒之原因，故劉基當時亦曾獻策曰：“士誠自守之虜，不足為患。今友諒方劫主脅下，據我上游，宜先圖之。陳氏既滅，張氏亦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元璋為之大悅，以為得計。（《明史》卷百二十八《劉基傳》）友諒已滅，東圖土誠，則先北取其江準之地，以斷元室之援，南下湖、杭二州，以絕其與方國珍之連繫，而孤立之。然後其攻平江之張士誠時，直猶取甕中之鱉矣。
至於友諒、士誠之得失，除上述之外，二人在用兵上亦有一得之計。如陳友諒於池州一敗之後，即憤其舟師順流而下，直搗應天，元璋之基，立時震動，乃至有逃與降之議。此役雖未成功，其在戰史上，實為光輝之一頁，而在用兵學上，亦為極具價值之事蹟。及其乘朱元璋北上援韓林兒時，友諒卻不敢再行直搗應天之戰略，而久頓兵於洪都堅城之下，遂致有鄱陽湖之大敗，此實為友諒興亡所繫之用兵。設使友諒此次再用上次用兵之計，則朱元璋又將遭致一次致命之打擊甚至影響其開創帝國之業也。
張士誠當朱元璋攻略其江北之地時，彼遣兵溯江向鎮江挺進，此一行動，在戰略上實為卓越之舉，惜其所用兵力不足，又無堅強之戰志以貫徹之，故終於不能發生重大之作用。此乃士誠對此一行動，在戰略上之重要價值，不能有深刻之認識所致。鎮江為應天東北門戶，其戰略地位之重要，無與其匹者。士誠<不能攻佔，而據有北岸之瓜洲，亦足以絕斷元璋江北軍之後方聯絡，而威脅元璋根據地之應天也。
(四)平定閩廣之戰略指導
元璋於滅張士誠後，即進討方國珍。國珍所據慶元，及溫、臺二州，皆瀕海，以舟師見長，故元璋討國珍，亦以舟師為主，因此其平閩廣之戰略指導。
平閩：使平國珍之舟師，自溫州旁海，直搗福州。陸路方面則自江西越武夷山脈，進攻閩東北地區之浦城、建陽、邵武、延平，實行海陸夾攻之勢。故善戰如陳友定，亦迅速被其平定。
2。平廣東：既已平閩之後，即使舟師自福州趨廣州。陸路則使贛州之兵越大庾嶺，進入韶州沿北江水陸南下，而直取德慶，以絕斷敵人廣西之援，而孤立廣州，以使舟師之易於攻取。
3。平廣西：用平廣東之舟師，溯西江直取南寧，陸軍則於攻克梧州後北上，與自荊湖南下之陸軍夾攻靖江，故皆能迅速攻取之。朱元璋此一戰略指導，已充分表現其戰略之天才。其此一指導之特別優點，為時間、地域，與兵力之配合，不僅進軍之次序井然，亦極合“節約”“集中”兵力之原則。由此觀之，元璋帝業之成功，豈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