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明案件為什麼不改成電影
「本文來源：光明網」
作者：趙志疆
8月12日，一幅電影海報引起軒然大波，“操場埋屍案”被改編成電影《操場》未獲得被害人家屬授權的訊息隨之登上熱搜。被害人鄧老師的女兒表示，《操場》劇組沒有透過家屬授權，他們已委託律師處理相關影視作品未來可能涉及的侵權糾紛。
2019年6月，湖南“操場埋屍案”引發全網關注，消失了16年的鄧老師沉冤昭雪。窮兇極惡的歹徒，令人髮指的案情，案件帶給人們的衝擊和震撼是巨大的。陳年舊案重新回到公共視野，受害人鄧老師的家屬心情沉重——他們一方面為鄧老師沉冤昭雪而欣慰，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忍受心底傷口被重新撕開的痛苦。
而這，也是電影改編引起爭議的原因：在沒有得到家屬授權的前提下，影視公司是否有權將別人的遭遇搬上銀幕？從法律層面上看，影視公司的做法並不違法。正在籌拍的《操場》是故事片而不是紀錄片，現行法律並未要求此類影片完全符合歷史事實，也並未規定拍攝者必須徵求當事人或其後人授權的義務。但是，即便刨除著作權方面的隱患，片方仍然面臨著是否會過度消費受害者，以及是否會出現不合適的改編侵犯其名譽權等問題。
對此，受害者的女兒表示，“只要在法律框架內不違背事實就可以”。其兒子則隱隱有些擔心，“不是每一部改編電影都會像《我不是藥神》拍得那麼好”。其實，就連“拍得那麼好”的《我不是藥神》，也曾引起了當事人極大不滿——2018年《我不是藥神》熱映之時，影片原型人物陸勇釋出《我不是藥神？我只是個慢粒白血病患者！》維權宣告，最終以劇組捐贈200萬元給陸勇指定的白血病相關機構告終。
這正是以真實人物為原型進行的電影創作，經常會遇到的問題：藝術來源於生活，不可避免要在生活的基礎上加工，問題是那些“加工”出來的人物，是否能獲得人物原型或其後人的認可？2006年，電影《霍元甲》公開放映，雖然片尾宣告“本片取材自真人真事，但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但影片中某些虛構的故事情節仍然引起了其後人的不適，霍元甲的孫子霍壽金仍提起了訴訟，他認為該片侵犯了祖父霍元甲的名譽。
相比之下，正在籌拍的影片《操場》，則更容易出現類似問題。鄧老師作為黑惡勢力的受害者，任何不恰當的藝術加工都可能給其家屬帶來不必要的二次傷害。因此，無論從對其家屬最基本的尊重，還是從減少影片後期法律糾紛的角度來看，影片製作方都有必要徵求鄧老師家屬的看法和意見，尤其是在其家屬已經明確表達質疑的情況下。
近年來，不少電影製作方都選擇將真實事件改編而來的作品搬上大銀幕。電影改編可以讓更多人看到並瞭解真實事件，有一定的教育警示意義，但在此過程中，如何兼顧藝術創作與當事人權益，是一個發人深省的現實問題。影視作品改編的是藝術形象，改變的則是別人真實的人生軌跡，於情於理，都該給當事人一個明確的說法。畢竟，藝術來源生活，但不能傷害人們的生活。（趙志疆）